近年，公众的身边，一种特殊身份的力量逐渐泛滥。他们身穿警察的黑色战斗服，却不是警察；警察总还有一些保民助民的职能，但他们很少出现在这些场合，更多地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在强拆一类与民众暴力冲突的时候；他们的其中一些有正式的身份，叫作「协警」，搞笑的是他们却从来不以任何细节暴露他们的非正规地位，相反，他们尽最大可能模糊自己与正式警察的区别，目的当然只有一个：求得警察的威慑力和执法权，后者中最重要的又莫过于合法使用暴力权。 警察明知道法律从未给协警执法权，但警察人手不够，更奇缺干脏活的帮凶，因而对他们的行为从来是心照不宣，只有惹出事了酿成舆情，才会舍车保帅地抛出这些所谓「临时工」以平民愤。 当然，在外观上，协警也总不能跟正式警察完全一样，因而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头衔──特勤。 原本，特勤在大陆警方有多种含义，比如消防部队都有特勤中队一类编制，指的是主要担负应急抢险救援任务的人员，相对于灭火这个消防部队主要任务，他们是特殊勤务。武警特勤则是特勤一词混乱的始作俑者，一开始是在武警内卫部队中设立特勤中队等编制，应对劫机等严重暴力犯罪和恐怖活动，设在省总队直属机动支队下，也有设特勤支队的情况。然而这实际上就是特警的职能，却由于公安系统内迅速设立了自己的特警编制而出现名称的重复。 当然公安也有理由，武警的调兵权用兵权控制严格，城市反恐当然还是有自己的特警好用。而武警事实上的特警编制虽然逐步叫响了各种「突击队」甚至「女子特警队」的名头，终归不能在法定的武警8大警种之外新增一个「特警」，「特警」是公安的力量已成定局。另外，大陆公安还有一个近音但不同意的术语，「特情」，说白了就是线人和耳目。 当前中国公安泛滥成灾的「特勤」显然是为掩饰滥用协警现象而擅自乱用特殊名称的结果。现有公安系统的特勤编制内当然不全是协警，但主要力量显然是合同制聘用的此类人员，没有警察正式编制和警衔，或者美其名曰警衔均为见习警员，其核心任务也很简单，就是维稳。 对这一现状，中国近年的地方报章公开报道一些社会冲突事件时，也遇到过完全不是公安系统的势力身穿种种黑皮滥施暴力的情况。为避免担上不相干的责任，地方公安部门此时甚至会专门澄清：系统内没有身着「特勤」字样的警务人员。 在这种案例中，这种人往往自称特警，可制服上明明又印着特勤字样，被质疑身份时竟然撒腿就跑，被扭送派出所时则默不做声。而公安还会好心地指明：这种衣服在普通的劳保商店就可购买，身着此类服装的一般为保安、保镖或是城管临时工等。 最恶心的是，中国这种制服混乱不一，有的写着特勤之外，还用拼音写上「TE QIN」，更有不少恬不知耻地写上SWAT（Special Weapons and Tactics）的英文，给全球特警一个莫大的羞辱。而大陆粗制滥造的各种百科网站上，更增加了「特勤警察又称特种警察」的混乱解释。 实际上，早在中国军队2007年大换装时，官方就表示过意图之一就是军装及其仿制品泛滥，造成军队外观辨识度大降，权威性受损。其实比军队换装更早的大陆公安更是早就再次经历了警服权威的流失。虽然制式警服不得仿制，但所有需以权压人的机构，特别是警方自身严重依靠的保安等外围治安力量，自创的服装都迅速模仿新的警服，而警用大衣这类似是而非的标记更是迅速普及到所有看门大爷的身上。 这一切的背后无非是对权力，特别是暴力权的追逐，在法治倒退和警权泛滥的情况下，类似名为特勤，实为流氓打手的现象只会愈演愈烈，更加激化社会矛盾。 类似的，还有中央国家机关编制的缩减，作为上届领导人的遗产，在新的权力版图下，同样再次出现机构叠床架屋，权力交错纷乱的回潮。只要权力来源不变，这一切都只是一个死循环而已。 来源：东网 / 吴戈 国际时事军事评论员

川习会刚刚结束，次日，即2017年4月8日，原本驶往波斯湾的美国“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突然掉头转向，驶向朝鲜半岛。 这是一个注脚，再次证明，川习会的成果之一，乃是，习近平默认川普对金正恩动手。当然，早在会谈前的中美双边沟通中，美方已经获得中方承诺。气氛良好的川习会上，就解决朝核问题的军事选项，川普获得习近平的正式认可。 解析“卡尔Ÿ文森号”航母战斗群此行使命，轻则震慑金正恩，令他不得蠢动；重则出手打击，直取金正恩。几天后的4月15日，是金正恩祖父金日成的诞辰纪念日，北朝鲜通常会在这类纪念日搞核试爆或发射导弹。然而，当美中两国首脑已经达成默契之后，金正恩是否还敢斗胆蠢动？成为全球关注焦点。 尽管在国内进行战争总动员，继续绑架2100万北朝鲜人民，但金正恩还是流露出恐惧和服软迹象：向东盟十国发求救信，要求东盟“给出公正的评价”，这是恐惧的迹象；出席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时，金正恩罕见地只字不提韩国和美国，这是服软的迹象；没有在阅兵式上露面，泄露出，金正恩怕死，正在躲藏。 如果金正恩就此服软，自我解除核武装，或能逃过一劫。中国《环球时报》规劝平壤踩刹车，代表中国政府立场。如果金正恩继续跳高，其覆灭之日，应该不远。其实，从全球舆论来看，各国都期盼这一天，这个世界总得有一些激动人心的事件。严惩一个无恶不作、十恶不赦的独裁者，能够给人类文明进程增添旺盛的动力。 中国和韩国官员会晤，发表联合声明，警告平壤，不得再搞核试爆或远程导弹试射，否则将加强制裁。无形之间，中韩联手，有关萨德的纷争告一段落。面对瞬息变迁的此情此景，曾狂热反韩的中国毛左派、五毛党、“爱国贼”们（极端民族主义者），作何感想？情何以堪？ 中国官媒上，刻意凸出美国国务卿“不以更迭朝鲜政权为目标”、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才是目标的说法。其实，在美国来说，是外交辞令；在中共来说，是对国内的宣传。不以更迭朝鲜政权为目标，却能以更迭朝鲜政权为手段，以最终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中国官媒还突出报道习近平与川普再次通话时强调“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所以这些宣传语言，无外乎都是，意在安抚党内的守旧派和国内的毛左派。 其实，就习近平本人而言，内心深处，已经对金正恩厌恶至极。金正恩先后杀死亲中派叔父张成泽、中方保护的金正日长子金正男，已经让习近平极度难堪。金、习各自上任以来，并无互访和通话，大概也无意互访和通话。习近平仅仅是受制于中共党内现成政治生态和意识形态，不便发作。如果川普对金正恩动手，某种意义上，也是帮习近平个人铲除一个心头大患。 据传，正做最后“和平努力”的中方，正私下规劝金正恩流亡国外，以规避杀身之祸。考虑到中共对美国和韩国的配合，若美韩拿下金正恩，估计美韩对中共会有所回报，即，确保建立的北朝鲜新政权，不仅对美韩日等国无害，也会对中共无害。解除核武装，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应该是各国对北朝鲜的共同期许。 至于未来还会发生什么？比如，是否触动朝鲜半岛的统一进程，则是下一阶段的半岛演绎。一切顺其自然，东亚才能平安。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 陈破空

4月10日，中国官方媒体发布公告说，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推出并实施《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 北京市当局推出的这一反间谍奖励办法，令许多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感觉似曾相识，毛骨悚然。 在中国共产党的开国领袖毛泽东统治中国的时代，“反帝反修”（“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缩略语）、“防奸防特”、“抓特务”是中共当局长期紧绷的弦。 在毛时代的“防奸防特”、“抓特务”的高潮时期，中国各地涌现出成千上万的“美帝”和“苏修”特务，无数家庭因此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此外，中共当局还告诉中国公众说，中共得到的无数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是混进中共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则是“美国特务”，而且还是“战略特务”。 在毛泽东死后，随着中共的政治路线的转换，中共又获得无数的确凿证据证明，先前的成千上万的所谓“美帝”和“苏修”特务纯属子虚无有，是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而刘少奇既不是叛徒，也不是内奸，更不是工贼，而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共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王光美跟美国特务也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不过，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至今依然坚持说，将他父亲打成内奸并迫害致死、将他母亲打成特务的毛泽东还是伟大领袖。） 毛泽东的死去之后，中国进入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美帝”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合作伙伴。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联邦成为中国的战略伙伴，不再是危险的修正主义。“反帝反修”与“防奸防特”、“抓特务”之类的口号长期偃旗息鼓。 然而，随着中共新领袖习近平登上大位，“西方敌对势力试图颠覆中国”之类的说法再度得到中共领导层的提倡，得到中共控制的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中共当局所说的“西方”通常是指或主要是指美国或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有中共的橡皮图章之称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2014年11月1日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该法一推出，就在中国国内外引起强烈的批评。批评者担心，中国的《反间谍法》措辞含混，可以被当局方便地用来打压异议人士。 国际间的人权团体指出，在中国司法机构被中共牢牢掌控并被中共时常用于政治目的的情况下，措辞含混的《反间谍法》尤其容易被中共当局滥用。 按照中共当局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名义制定的《反间谍法》，所谓的间谍活动是指： “（一）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二）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三）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外的其他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窃取、刺探、收买或者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或者策动、引诱、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活动；（四）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的；（五）进行其他间谍活动的。” 批评者和人权团体指出，中国的《反间谍法》对间谍行为定义宽泛模糊，含糊其辞，对所谓的间谍行为的认定完全是由当局说了算。而且，更为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该法的间谍行为定义当中还有“进行其他间谍活动的”这种模糊至极、给当局留下无限操作空间的规定，使当局可以用间谍罪的罪名整治当局想整治的任何人。 4月10，北京市政府的《首都之窗》网站发布“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关于实施《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的通告”。根据《奖励办法》的规定，公民可以通过电话、信件和当面举报等多种方式，“向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举报间谍行为线索，被采用后，根据其作用、效果，可获得1万至50万元不等的奖励。” 就措辞含混和当局对事实的认定可以自己说了算而言，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与中国《反间谍法》一脉相承。 现在还不清楚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制定并实施的《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是否会在中国其他地方推广，也不清楚该《奖励办法》究竟会导致多少真真假假的间谍落网，会让多少人获得金钱好处，又会让多少人受到诬告，蒙受不白之冤。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制定并实施的《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对所谓的诬告者也有惩罚规定，这就是，“借举报之名故意实施诬告陷害他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谎报情况、故意骚扰等行为，一经查实，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但这一规定显然不会给有可能遭受诬告的中国公民多少安慰，因为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都强调中国公民要绝对服从中共当局的指挥，只要是听从了中共当局的指挥，即使是诬告陷害他人，即使是诬告陷害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及其夫人也无关紧要，甚至反而可以得到奖励。 批评者指出，习近平当局虽然反复多次强调要严惩“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谎报情况”的人，但是，假如这样的人是为中共服务的，是得到中共当局喜欢或支持的，即使是被证明确实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谎报情况也可以安然无恙，甚至可以升官发财。 例如，为了诬陷他人而编造纯属子虚乌有的“人工带鱼养殖业”的周小平不但平安无事，没有受到中共当局的任何惩罚，反而还获得了习近平的接见，现在官升为“四川省网络作协主席”。这一情况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嬉笑怒骂，并以 “周带鱼”的外号来称呼周小平。

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今年三月参加北京的人大会议。在一月的时候，他对法官独立于共产党控制的观念表示了反对。 北京——中国北方村民贾敬龙因为杀死了一名他认为对其住宅被拆负有责任的官员，去年年底被处以死刑，当时新闻媒体就这个死刑判决进行了大量辩论。贾敬龙的家人和律师认为，这名官员对他施害在先，他罪不至死。 “对我弟弟判决不公平，”贾敬龙的姐姐贾敬媛在本周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律上写的和执行的标准不一致。”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本周二发表的一份报告表明，对这种不公正的抱怨不是孤立事件，但是由于官方保守机密，往往不为人知。报告说，这种保密做法破坏了中国政府遏制死刑的承诺，扭曲了人们对中国死刑执行普遍程度的认识。 这份44页长的报告指出：“这违反了中国的国际法义务，其蓄意、复杂的保密制度掩盖了每年被判处死刑和执行死刑的人数，国际特赦组织估计这两项的人数都数以千计。” 对于中国已经大幅减少执行死刑人数的说法，一些专家和活动人士表达过不同意见，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是对这些意见的最新补充。 中国主席习近平严厉打压政治抗议活动，并领导了对人权律师的大举打击行动。今年1月，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对法官独立于共产党控制的观念表示了反对。 但习近平也承诺为普通公民提供一个更公平、更开放的法律制度，近年来，法院给一些在冤案中被执行了死刑或被判处数十年监禁的人平了反。 2007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复核死刑的权力，试图提高死刑判决的一致性，消除惊人的不公正现象。习近平政府也承诺在司法裁决和司法标准中提供更大的透明度。 一些外国专家表示，虽然中国政府没有提供统计数字，但它执行死刑的数量似乎下降了。 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援引一名中国学者去年在一篇新闻报道中的话说，死刑处决的高峰期在大约十年前，当时中国每年可能处决一万名以上的囚犯。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研究中国死刑问题的教授苏珊·特拉夫斯科斯(Susan Trevaskes)表示，现在每年执行死刑的数字大概在“数千人”。 “中国所有研究死刑的主要学者都说，自2007年以来，死刑决策已经获得了大幅改善，”特拉夫斯科斯教授在电邮中说。“我相信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大大减少了死刑执行的数量。” 但反对一切死刑的国际特赦组织在报告中说，中国仍然比其他国家处死的囚犯要多得多，而且政府拒绝公布关于死刑的全部记录，因此削弱了这种说法的可信度。该组织称，继续对数字保密很容易掩盖滥用权力的行为，如果政治风向改变，死刑减少的趋势就可能会遭到扭转。 该报告指出：“迄今为止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即便导致了死刑执行的人数可能在减少，但也不能保证它长远的有效性，或者在将来的某些时候不会遭到扭转。” 中国法院判决网站中国判决文书网上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从2011年初至2016年底核准的死刑判决，但报告发现它只涵盖了701名被告，而实际被执行死刑的人数每年可能“达到数千”。 国际特赦组织整理了中国的网络新闻报道，发现2014年至2016年执行死刑的人数为931人，但其中只有85人可以在中国判决文书网上找到。

01 两百多年前，英国朴茨茅斯港，一支由三艘船组成的舰队出发了，目的地是地球另一端的中国。 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英国派出了一支近700人的庞大使团，借向乾隆祝寿的名义，希望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并建立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 当时的英国，没有一个人能说中文。最后，在意大利学习的4名中国神父愿意为使团担任翻译——条件是免费搭船回中国。 这4名中国神父无疑是当时“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拉丁文相当好，与英国人相处愉快。在漫长的航行中，他们甚至教会了副使乔治·斯当东11岁的儿子简单中文。 经过9个月航行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6月，舰队抵达中国澳门，在此停泊并等待与中国官方接洽。 一踏入中国领海，与英国人一路谈笑风生的4名中国神父就胆战心惊，并撕毁约定，坚决不愿当翻译——即使给150英镑的报酬也不干。 后来英国人才明白，他们之所以如此恐惧，是因为法律禁止中国人离开中国，除非有皇帝的特批。同时，法律也禁止中国人为“蛮夷”效力。 换句话说，作为天朝子民，他们竟悄悄跑到“犬羊之邦”生活，还准备当帝国主义的“带路党”，罪上加罪，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02 当时的中国，正是乾隆盛世，爱新觉罗·弘历执政58年来，致力于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专制的统治艺术达到了顶点，一切皆在掌控之中。 大清的统治犹如台球那样结实——那么完美、精确、苛求，以至想不服从就会冒很大的风险。 然而，有一群特殊的中国人，却游离于这个体制之外，他们就是“下南洋”的华侨。 唐宋以来，中国人与东南亚贸易往来密切，被称为“唐人”的华侨定居南洋一带。17世纪初，荷兰成立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岛的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建立了总部，进行殖民掠夺和海外贸易，急需大量的劳动力从事建设、种植等。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明末清初的动荡中，广东、福建一带的百姓为了谋生，躲避战乱，大规模移民东南亚，什么工作他们都不讨厌，甚至连种植甘蔗这种给黑奴干的活他们都干。中国人特有的吃苦耐劳与经商头脑使华侨迅速在当地安居乐业，很多人过上了比在大清当贫下中农好N倍的日子。 为了殖民东南亚，荷兰人不断吸引、招揽华人劳动力。到18世纪初，巴达维亚的华侨人数已达两万人，生意遍布各行各业，成为人数最多的“外国人”，也是除殖民者外最成功的“外国人”。他们的人数和取得的成功让殖民者感到恐惧，不断加以打压限制。程日炌在其《噶喇吧纪略》中说：“荷兰者睹唐人日众，渐有厌薄之意，重加剥削，横征无艺”。 到了1740年9月，双方的矛盾激化，华人感到日益逼近的危险，一些农村发生流血冲突。仅仅因传言说华人可能“造反”，荷兰人就对巴达维亚城内的华侨进行大屠杀，持续了一周，华侨被杀上万人，血流成河，史称“红溪惨案”。 发生这样的种族大屠杀，即使刽子手也感到惴惴不安，荷兰深怕中国进行报复——当时中国可是GDP世界第一的头号强国。即使不动用武力，终止对荷贸易也会让东印度公司陷入困境。 到了第二年夏天，“红溪惨案”的消息才传回中国，如何应对这件事？ 乾隆朝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