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言论

许多人都难以理解北京为什么会与那么多的国家或者为敌或者对立：中美关系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中澳中加关系危急，与印度剑拔弩张，与周边的日本，南海诸国的关系也在恶化，就连一向温和的欧盟也被北京的恶言相向惊醒了，这次王毅欧洲之行引发反感就是证明。 观察人士有共识的是，中共在国际上走到这种地步，除了习近平作为中共党魁，负有极大的责任自然不在话下。因为在他上台以前，中国的形象远不止于这样。但是，最让人惊骇的是自许充当急先锋自我壮胆的一帮，或者受了习氏精神的鼓舞，揣摩上意，走得更远，或者还嫌在上犹豫，加推一把，把火点烧得更旺。 烧火烧得最厉害的当属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了，中国在世界面临的情势越来越恶化，胡锡进至少有一份小小的“贡献”，例如，中印边境紧张，9月10日，他宣称，解放军必要时可放手一战。说得气闲神定，而且很大度地警告印度：“印度想和平共处，我们欢迎。想一来一去博弈，我们的工具和能力都比它强。如果想用战争方式做摊牌，解放军一定能够让印军遭受比1962年更惨痛的失败”。有网民干脆称他“胡司令，您这是在向总司令下令了。” 8月13日，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在台湾海峡实战演习，胡锡进称：“这表明解放军有能力在几小时内发动全面攻击并占领台湾岛，从而使美军没有时间做出反应。”9月11日，胡锡进在微博上谈到了解放台湾的问题，强调“中国必须是一个敢战的国家”。 当今世界对穷兵黩武颇为忌讳，即使有心也不敢直言，中美关系本已严重恶化，胡锡进不怕，他于5月8日写到，“中国需要在较短的时间里将核弹头数量扩大到千枚的水平，包括至少要有100枚东风-41战略导弹。”“我听到有专家说，核武器够用就行了。我觉得他们像少先队员一样天真。”还有一个最新冒出来的网络大V赵盛烨，比胡锡进走得更远，扬言如果美国敢与中国抗衡，就引爆核武器让全人类一起毁灭，可谓疯狂到极点。 还有比胡锡进更直白的。在中国舆论界颇有影响的金灿荣公然提出，十年后只有两个国家，一个叫中国，一个是外国。所谓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所谓的合作，就是合计把美国做掉。中国知名鹰派退役少将罗援说，一旦中美发生冲突，美国人最怕死人，炸沉美国两个航母，炸死他一万人，看美国怕不怕。 中国战狼外交官的烧火言论起到的反作用也很大，最典型的当属赵立坚给美国背黑锅，指美国军人给武汉带来了新冠病毒，招来美国当局给新冠病毒送上“中国病毒”恶谥，也落得世人耻笑。当然，向美国甩锅，并不是赵立坚的发明，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北京隐瞒疫情，2月份习近平又急于揽功，嫁祸于人，结果在官媒引导下，先是要西方抄作业，进而说病源不在中国，赵立坚无非把一个阴谋论说得铁板钉钉罢了。 在这种虚妄骄横自我壮胆的风气影响下，调门越提越高，看谁比谁更蔑视，结果帮了倒忙。最新的例子就是台湾国民党派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准备率团去大陆参加海峡论坛，遭央视讥讽是上门“求和”，在如今中共孤立，四面楚歌环境下，在野的国民党还肯去参加会议，谁想央视没有掂出份量来还出言不逊，遭国民党抗议，国民党主席要求对方道歉，否则不去参加会议，中共对台办才急急出面，称两岸同胞是一家人，应增信释疑云云。 这种时刻，中共内部多了一些帮闲的或者说是帮倒忙的，添油加醋，摩拳擦掌，与美国一拼生死，与台湾一绝死战，去教训印度，指港人为暴徒，把本来最和平向来无事的内蒙古人也逼到了反抗的地步。这批妄想派，声响越来越大，他们是在替主子分忧么？还是在加速砸锅？ 来源：法广

反送中爆发以来，连续两场超级大规模示威迫使当局停止修例，回归中国纪念日又发生临时占领香港立法会事件，示威者在立法会墙壁涂写：“香港不是中国”。法新社评论：这是向从今以后面临严峻考验的习近平挑战。

在本月使香港陷入政治危机的抗议活动中，冲在最前面的大多是香港的年轻人，他们呼吁政府撤销允许将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立法提案。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三次主要抗议示威活动。6月9日，大约有一百多万港人参加了和平游行活动，其中有大批高中生和大学生。 接着发生了6月12日的抗议活动，有上万人、其中多数是年轻人，在那一天封锁了香港立法会附近的一条高速公路，阻止立法会议员进入大楼就该法案进行辩论。一小部分抗议者冲破设置在大楼外的路障、向警察投掷砖块和其他物体之后，警察向原来基本和平的人群发射了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和胡椒喷雾，清除了该地区的示威者。 警察殴打抗议者和发射催泪瓦斯的视频引发了整个城市的谴责。 面对抵制的声音，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将自己的回应比作一个母亲在对付任性的孩子，从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6月14日，至少有超过3,000人发起“香港妈妈”集会，声援在暴力镇压中受伤的孩子。香港妈妈在发表的声明中说： “特首林郑月娥今天在专访中以一个关爱孩子的母亲自比，并认为她在百万人游行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情况下坚持修例，是不想纵容‘任性’的孩子。 我们是一群香港的母亲，但我们绝不会以催泪弹、具杀伤力的橡胶子弹攻击我们的孩子，我们也不会看到年轻人在警棍下血流满面仍无动于衷。 要多自大的人，才会觉得 103 万人的诉求是‘任性’的？ 要多自大的人，才会觉得三千名法律界人士的担忧是‘任性’的？ 请你把政治公关伎俩放下，以行动证明你真心关爱我们的年轻人。” 在当天的集会上还有香港妈妈表示：“我们是天安门母亲第二代，我们要在孩子还没被杀死前站出来，不要30年后要再跑出来要求这不是暴动！我们要在第一时间站出来！”一位香港妈妈说，她有两个儿子，她誓言会保护自己的孩子。 这次香港史无前例的以年轻人为主体的抗议示威与30年前北京的六四学运，有什么异同？我们首先采访到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言人尤维洁女士： “有朋友跟我说这是六四的延续，今年6月4号那天香港有18万人，在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纪念六四30周年的烛光晚会。接着就是6月9号香港年轻人举行大游行，有一百多万人。因为香港是特别行政区。有健全的法律和独立的司法机构，香港市民对此是接受的。” 现在港府提出要修改条例，香港人民反对，这是民意。尤维洁女士说，民意不可欺，因为有上百万人上街游行，而且第二次的时候还有司法机构的人走上街头反对修改条例，港府对此不可一意孤行。她接着说： “不要像当年的8964那样，当年八九学运提出反官倒反腐败，是社会要求政府在执政方面有改变。遗憾的是当年的政府完全没有倾听，反而用残忍的手段镇压下去。” 与六四相比，香港这次不同的是并没有动用真枪实弹，尤维洁女士说： “当然可能有暴力冲突，香港政府也把它定为暴乱，港府这样定性是错误的。香港有其特殊性，要尊重民意，公众有反对修改条例的理由，他们希望自己的社会50年不变，不希望司法的独立性被改变。”

坦率地说，在此次「反送中」之前，我和许多人一样，对香港的前景颇为悲观，但由于港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在这次救港斗争中表现的决绝感动了世界，令我不仅增强了对港人自救的信心，且进而增强了对国人自救的信心。 无需讳言，在中国自由派中有一种对中国政治文化绝望的强烈意识，而在中国守旧派中，则普遍存在一种对中国专制文化的宿命意识。两种意识合流，极大地压抑了中国青年一代的反抗意志和建构一种能与传统衔接的自由秩序之想像力。但不能不承认，从历史的角度看，对中国自由前景的这两种悲观，都有相当的理由。总结起来，就是中国当权者从来抓不住变革的时机自救救国，而造反成功者则从来逃不脱「周期律」的诅咒。因此，当某些自由派恨中国内地没有被洋人彻底殖民的机会之时，保守派则庆幸不会再有「列强」敢于挑战大一统的专制秩序。 我以为此次香港「反送中」胜利之一大启示，就是中国有机会从上述文化陷阱中走出来。为甚么呢？因为我看到这次胜利的背后有一个建立在高度文化自觉基础上的香港自治社会。没有这个基础，香港年轻人决绝的抗争意志就无法理解，也无以寄希望。香港自治社会与任何传统自治社会不同，而是以英式法治为依托，以自由的华人为主体建构的现代自治社会。港人有选择移民海外的充分自由，「回归」前，也确实有不少人成为「空中飞人」，但后来这些人很多都回来了，带著一种新的文化身份自觉，积极参与到大陆的经济开放大潮中，也再次确立了自己「港人」的身份归属。经历过这样一段「身份认同」危机与波折的新华人，携带著新的文化基因，是重建中国未来秩序的积极因素，因为这些人选择的自救与救港路径，对未来中国内地秩序的重建有重大的普遍意义。 就在海外关注香港「反送中」生死博弈之时，内地舆论却关注另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最近曝光的湖南某中学十馀年前发生的「操场埋尸案」。这个看似与香港完全无关的凶案，背后是中国人共同面临的治理危机，只不过治理危机的形态在内地、香港和台湾因历史而表现不同罢了。 台湾人相对最幸运，有社会自治，有政治民主，但法治传统略显不足；港人有法治传统、有社会自治，但没有真民主；大陆危机最深重，属于三无：无法治、无自治，也无民主。其中因没有地方自治带来的社会溃败，蕴含著极大的动乱风险。中共当局正在推动的「扫黑除恶」运动，说明他们意识到了这个危机，但他们反社会自治、反地方自治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们对治理危机的反应，只会加剧治理危机。导致治理危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市场经济下的政治集权，只会加速地方人才的外流，从而不断加速地方和基层社会的失序和溃败。「操场埋尸案」是这种失序和溃败的必然结果。 人才外流导致了双重的治理危机，即发达地区的移民危机和落后地区的社会溃败带来基本秩序危机。这也是本轮全球化带来的普遍危机。这个危机不可能仅靠发达地区筑墙解决，而只能靠支持被迫漂泊的精英返乡，重建社会和地方自治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香港青年一代的抗争是这个新历史潮流的产物，也启示了中国未来的路径，所以值得寄以希望。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  梁京

从习近平家族的商业利益角度，2018年，也就是习近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经正式中共党总书记，当然也还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接班人的次年，非常特殊。这一年，习近平的姐姐和姐夫占股达百分之六十的上海王朝公司除了在江西购国有稀土产业公司的股权，此二人在同一年还被王健林的万达公司主动拉入。 相关调查报道中披露：王健林在打造万达商业帝国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与中国政府以及高官权贵的密切关系。中国最有权势的一些政治人物的亲属，以及他们的商业伙伴，在万达集团持有相当部分的股份。其中包括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 2008年末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房地产市场急转直下，但万达集团在这一年却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七座新的万达广场破土动工，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次年，万达向外部股东出售了公司8.5％的股权，新增投资者共有八家，其中包括控股人为邓家贵和齐桥桥夫妇秦川大地公司，该公司的投资额是2860万美元。不过，《纽约时报》当时的相关报道称，齐桥桥已经在2013年10月，也就是习近平在2012年11月接任中共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次年三月又接任了国家主席职务之后，将其持有的万达股份出售或转让给了一位长期的商业伙伴。 而王健林2015年10月29日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哈佛公开课”上演讲时，主持演讲的哈佛商学院教授Willy Shih特别就《纽约时报》的有关报道向他提问，王健林表示，2009年8月,万达集团旗下的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万达商业）为筹资做了私募，委托当时中国最大的银河证劵和中金公司操作，私募价格每股13元，总募资40多亿元，创造了当时中国民营企业私募规模的新纪录。其中，齐桥桥与邓家贵控股的北京秦川大地投资有限公司和十几家公司一起参与了私募，入股万达商业的价格与建设银行投资公司、中国泛海建设等完全相同。 他说，由于种种原因，万达商业直到2014年12月才在香港挂牌上市。在上市前两个月，邓家贵以低价把所持有万达商业股票全部转让，上市时，邓氏夫妇已不是万达商业的股东。王健林还说，“这件事邓家贵先生是牺牲了巨大利益的。投资熬了6年，眼看可以赚大钱而不赚。其实这件事证明的不是腐败，恰恰证明习近平主席治国严，治家更严。” 王健林还强调，万达“没有背景”，高速发展主要靠商业模式和企业管理。 除了这个王健林，还有另外一个如此“此地无银三百两”地为习近平家族“证清白”的就是肖建华2014年6月，纽约时报记者傅德才在他的采访报道《肖建华公司回应收购习近平家属股权》一文中写道：上海——中国一名身家亿万的金融家对《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做出了回应，那篇文章报道了他的公司和一些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亲属之间的交易。他于周三表示，自己联合创建的一家公司于去年帮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属处理了一些资产，当时，该公司购买了习家持有的一家投资公司的股份，那是一家受到国家支持的投资公司。肖建华通过他的女发言人表示，习近平家族之所以决意出售投资公司的股份，哪怕遭受损失也在所不惜，是为了尽快处理掉这笔资产。此次交易发生在2013年1月，是习近平的亲属开始在他升任共产党最高位置的前后，出售资产的最初迹象之一。上任后的习近平立誓严惩腐败，要“老虎苍蝇”一起打。 尽管尚不清楚习近平家族的资产出售规模，但提交给政府的公司记录显示，过去数年中，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和姐夫邓家贵还出售了在中国其他几家公司的股份。肖建华发布的声明试图解释为何自己参与创建的康海天达公司在2013年1月出资1500万元人民币，收购了习近平的姐姐和姐夫所持的CCB International Yuanwei Fund Management的50%股份。CCB International Yuanwei Fund Management是国有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国际分支下面的一家合资企业。 在声明中，明天集团称不再控制康海，但表示习近平的亲属收购他们在CCB International

「许章润事件」在中国知识界和自媒体掀起轩然大波，使得知识份子人人自危，甚至萌发一种兔死狐悲感觉。一定意义上，该事件标志着中共当局和知识份子「美酒+大棒」式的合作结束。没有了知识份子对中共统治正当性的「背书」，习近平政权的溃败或会提前到来。 知识份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形式，总的来说，在政治现代化中，知识份子对政权统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为知识份子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阐释者」。一个政权其统治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根本取决于它取得政权的方式，施政理念、手段及结果。 不过，人民虽然看在眼，要让人民发自内心地自觉接受和认可这个统治，还需把这套东西转换成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这个转换过程就需要知识份子参与，知识份子所起作用就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阐释者和加工者。在这个意义上，知识份子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化妆师」。通过知识份子对国家统治的「化妆」，老百姓从心里愿意认同这个政权，接受它的统治。 故一般而言，统治者都不太愿破坏和知识份子的关系，如果知识份子首先不愿接受其统治，甚至和统治者处于对立面，其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将会大大削弱。这样的政权是不稳的。我们看到，一些处于政治现代化的国家，由于处理不好和知识份子的关系，频繁出现危机。 士人的离心离德 和许多国家不同，中国知识份子和国家政权之间，从历史看处于一种特殊状态。一方面，王权的发达和强大使知识份子自身的独立性更弱，对王权的依附更强；另一方面，王权也依赖信奉儒家思想的士人（官僚集团）的合作维持统治。虽然在王权和儒家官僚集团之间，前者占主导地位，然而，也会造成一个后果，即在王朝末期，随着王权对儒家官僚集团的不信任和打压严重，后者也就不再和王权合作，甚至变成反对者，没有了儒家官僚集团和士人对王权统治合法性的「背书」，王朝很容易一朝倾覆。尽管其灭亡有更深刻和复杂的社会结构原因，表面看，它们大多亡于农民的起义和造反，但儒家官僚集团和士人的离心离德显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 我们从晚清和民国的失败可以看到知识份子的作用。晚清虽有曾国藩和李鸿章（他们二人是典型的儒家知识份子官僚）等人的苦苦支撑，可最后还是亡于武昌新军的一声起义，原因在于，作为整体的士人阶层反对满清统治，这种反对声音和不合作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就已传遍全国，连袁世凯这样的权臣都深受影响。民国蒋介石政权也一样。在国共争霸之时，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已经预示着国民党的统治在知识份子中丧失了合法性，因此它的失败早晚要来。只是内战开打不到4年，国民党政权就被中共赶到台湾，让许多人没有料到，然而，从多数有名望的知识份子拒绝蒋介石的抢救去台湾，却跟随中共北上参加新政协来看，这不能简单归咎于中共会做统战工作，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知识阶层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透顶。 中共虽以武力取天下，然从上面分析看，它是得到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和大众欢迎的，因此从统治正当性说，没有问题。这也是中共后来一再宣称其统治合法性来源历史的根据。当然知识份子未料中共不久即变脸，显露残暴本性。但即使在文革结束前，有毛泽东的克理斯玛人格支撑中共统治的合法性，然随毛的去世，加上当时的经济凋零和人民的普遍贫穷，中共统治也到了摇摇欲坠的程度。 改革挽救了中共，随着经济好转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中共将统治正当性从过去的革命意识形态转移到经济增长及绩效上，再加民族主义。客观来看，这会减少中共对知识份子在统治合法性方面的依赖，因为经济绩效直接诉诸大众的物质感受，从而使得知识份子的「阐释者」作用对中共统治变得不像过去那么迫切和重要。尽管如此，中共也接受历史教训，改善了同知识份子的关系，虽然改革后多数时候对知识份子的打压仍然存在，但在程度和普遍性上，比不上改革前。 为中共提供合法性的阐释和论证 另外，知识阶层作为整体，也是改革的受益者，加上毛泽东时期知识份子被整肃清算的历史阴影依然提醒他们，所以，在改革后，除六四等少数时期外，知识份子和中共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游离状态，其中部分知识份子，主要是中共内部的带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改良派、「新左」和民族主义者，在不同阶段为中共提供合法性的阐释和论证。 但是这种状况在习近平2013年上台后嘎然而止。习对知识份子的打压比起江、胡时期来，都要严厉。在「许章润事件」后，有人统计了改革以来不同时期受当局迫害的50名学者名单，其中大部分是在习统治的这几年里。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经济绩效作为中共维持统治正当性的主要根据，已被削弱，人民对中共的不满普遍增强，知识份子和中共也重陷过去的紧张状态。 知识份子既是人民的一员，在人民中，又处于特殊地位，由于知识份子主要以言说体现其存在价值，因此其对统治者的好恶会直接影响大众。故按理在这种时刻，中共理应重新启动和加强知识份子在意识形态上的「化妆」功能，和缓同知识份子的关系，让知识份子成为盟友，至少不再激烈批判自己。但现在恰恰相反，习近平不是在减少同整个知识阶层的矛盾，而是在激化和扩大同他们的矛盾。过去中共对知识份子的打压，主要针对的是知识份子中的自由主义者特别是反对派，但现在也扩大到改良派和左派。只要在习近平看来不利其统治，不论知识份子持何种立场，都在打压之列。这样，就把整个知识阶层都推到了和当局对立的局面。 「许章润事件」即是在此背景下发生，鉴于许本人的学术声望以及清华大学在中国大学中的地位，当局因许的刺耳言论而将他停课处理，事情性质较之前发生的同类事情要严重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许章润事件」是中国言论自由全面恶化的一个标志，它激起整个中国知识届和学术圈──不论左右和体制内外──的强烈反感和抗议可想而知。如果说之前可能还有个别或少数自由派学者对当局没有死心，那么经过这次压迫，自由派整体应该站在了当局对立面，左派学者也看到了危险随时可能迫近，事实上，当局对左派学生的打压已经显示了这点。因此，很有可能，在这次打压后，中国知识届和当局划清了界线。 知识份子的此种状况，在精神上形同「集体叛逃」。它对中共统治会带来何种影响，短期内可能看不出，但从一个较长时期看，后果有可能是致命的。中共对中国的统治，靠的是「枪杆子」（军队和员警）、「笔杆子」（知识份子和意识形态）和「钱袋子」（国家财政），三者不能缺一。虽然之前「笔杆子」的功效在不断减弱，但知识份子整体也没有成为中共对立面，现在「笔杆子」被砍掉，三已缺一，维持中共统治的均衡构架也就被打破，如果「钱袋子」再出大问题（这种情况也正在出现），习近平政权势必难以统治下去。 虽然我们无法预知这个时间点，但相信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所以对未来形势，不必太悲观。   来源：上报 / 邓聿文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

六四事件30周年将临，许多人似已忘记？法国『世界报』发表社评指，天安门事件30年后，中国在政治上显出更具侵略性。命运的讽刺多么残酷，中共不但因发动大屠杀残存下来，而且得以强大。 三十年前的4月15日，七十三岁的中共前总书记，中共游击战时期的“红小鬼”胡耀邦猝逝。此前两年，因其与示威的大学生过于和解的姿态遭到罢黜。世界报认为，胡耀邦全力推行改革政策，懂得如何为遭遇文革浩劫的中国疗伤，因而赢得在毛发动的十年文革期间受尽苦难的中共干部和知识阶层加盟。 在邓小平及中共所有高官出席下，胡耀邦的葬礼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内举行，与此同时，数以万计的中国大学生自动来到天安门广场向这位改革派领袖致哀。他们最终在天安门广场驻留下来，示威游行，要求当局消除不平等，给予人民更多的自由。在他们的行动带动下，全中国各地都在示威游行抗议，中共政权开始动摇。 世界报指出，在中共发动改革十年之后，改革开放政策同时引发了许多不满，城市居民对物价上涨和贪污腐败非常痛恨，党内的保守派忧心忡忡。他们渴望乘机使中国经济重回可严格控制的一如五十年代的计划经济时代。这一场“北京之春”运动甚至使得期待已久的中共强人邓小平 中国改革的“总工程师”，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中苏和解黯然失色。最终，中共政权最残酷的一派胜利，邓小平选择站在了他们一边。1989年六月三日至四日之间，军队受命开进北京城市中心镇压学生，镇压极其血腥，激起了西方世界的愤怒。 密特朗总统强烈谴责北京屠杀行动 这场屠杀北京当局至今没有提供任何死伤数字，但是历史研究者提出，六四之夜天安门广场周围死亡人数2800人左右。那年法国正值隆重庆祝法兰西大革命二百周年，巴黎在谴责北京的同时接待了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逃亡领袖。法国通过其总统密特朗之口严厉表态：“一个政权，为了残存下来，不得不向自己培养的但以自由的名义挺身站立起来反对这个政权的青年一代开枪，这个政权不会有任何前途。”世界报评论：命运的讽刺多么残酷，三十年过去，中共政权不但残存下来，而且得以强化。选择镇压反而使得中共避免了盟友苏联的命运。 长久以来西方一直陷于幻想，确信中产阶级的富有，英特网的兴起将使得中国走向民主化。西方认为，天安门不过是错过了一次历史机会。但是，亚洲强权不仅没有走上苏联之路，反而在2012年迎来了强人习近平。习近平登台，标志着后极权政体的胜利，这个政体把自己扮作西方制度的替换者，仇视普世价值。批评意见被消失，记者，律师，博客主，大学教授成为受害者。历史也被中共操纵，服务于“宏大的国家叙事”，歌颂超级强大的中共政权。 最令人担忧的是，因其经济发展的成功，北京在政治上越来越具有攻击性、侵略性，企图以“中国方案”解决世界问题，甚至吸引了诸如匈牙利等国的青睐。世界报最后指出：天安门事件三十年之后，局面反转了过来，从今以后，为民主的战斗取决于欧洲。   来源：法广

星期天，网上广为流传着北大教授张维迎亲自填写的“新编陕北民歌”：『这么长的绳子拴不住你的嘴』： 三月里刮起数九的风，满树的桃花结成冰。天上的星星数不清，清华园出了个许先生。 这么大的锅里放不下几颗米，这么大的校园容不下一个你；这么旺的柴火烧不热一锅水，这么长的绳子拴不住你的嘴! 歌词最后一段写到：山挡不住云来树挡不住风，黑夜里你孤坐待天明。长不过五月短不过哪冬，叫一声：许先生，你多保重! 多保重! 清华大学另一名教授劳东燕在题为『许章润教授被禁言 更多知识分子站出来』一文写到：“沉默代表的不是中立，而是顺从。”“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不要指望通过不断地自我审查，来求得一时的苟且安宁，幻想从此高枕无忧。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在这样的一种体制下，你我又怎么知道，下一个受害者就必定不是自己呢？” 杨济余在『我言说，故我在—教师独立宣言』中表示：“新‘坑儒’运动或新‘文革’运动已经开始了，而且来势汹汹，短期内将一发难收。这是早就意料中的事。收拾了记者、律师，现在来收拾教师，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高级黑不一定是坏事。这个荒诞时代的黑色幽默笑话真多：流浪汉讲几句话就晋升为大师，大师讲几句话就贬嫡为流浪汉”。 浙大光华法学院教授夏立安反话正说，在『建议清华开除许大教授』一文中建议清华大学把“当下清华活着的自由主义分子”“许大教授”扫地出门，建议清华关闭校园里 “死去的自由主义分子”王国维的纪念碑，因为“清华要想真想根绝自由主义，须从消除清华园里的历史做起，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自由主义分子的‘坐待天明’成为泡影!” 他还说，“既然自由主义的逻辑是：只有去国者才有自由之作，只有流浪艺人才有自由之作，那清华为什么不成全他呢! 说句投机历史的话，如果真有一天，许大教授挂冠而归，他仍然是清华的人，他的荣耀也是清华。即所谓‘今天清华以你为耻，明天清华以你为荣。’” 批评“撸起袖子加油干”粗鄙触犯了习近平？ 重庆师大副教授唐云讲授鲁迅时遭学生告密，学校以发表不当言论、损害国家声誉处分。唐云到底在课堂讲了什么，社交网络流传的唐云事后回忆表示：他在课堂上讲了鲁迅的立人、立国，到底立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国，这样牵扯出人的权利问题和执政合法性问题；其次讲到学习方法问题，“其中讲到要捍卫学术的尊严和汉语的尊严，一定要用优雅的汉语写出有水平的学术文章，像撸起袖子加油干这样的句子，是十分粗鄙的，是对汉语优雅性的破坏”。 “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是习近平2016年12月31日发表的新年贺词的一句话，官媒人民日报新华社次日均已“撸起袖子加油干”为题发表社评，前者指这样做是为了实现中国梦，后者指这是这个时代赋予党的使命。这句话因之流传颇广，当时就被指为粗话。但也有人谅解，指毛式语言，文革语，那一句不是粗话？有分析指可能唐云这句话触怒了习近平，或者是校方害怕上面知道担当不起，赶紧让其“下课”。 学生告密形同出卖大逆不道 中国大学校园学生告密风日盛，已经有多位敢于冲破官方限定‘七不讲’的教授应声倒下，长江学者李建华则表示，告密与检举不是一回事。“告密是告密者利用同属于一个系统或团体人员之间的信任关系，为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而将信息外露或上报，给对方造成不利的行为，告密的内容往往不一定是违法犯罪行为，所以说，告密有时也叫“出卖”，从这个意义讲，学生告密是不道德的，甚至可以说是大逆不道”。 他认为，“一个社会如果告密者泛滥，表明这个社会已经腐烂透顶。一个是爱如果怂恿告密者，表明这个时代已经黑暗至极。一个民族如果以告密为荣，形成了告密制度，表明这个民族已经万劫不复。”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主任的张鸣教授接受明镜采访时表示，中国大学现在日趋“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问题严重。   来源：法广

中国官媒日前密集曝光了一起名为「曹园」的违建私家庄园事件，这座私家庄园位于森林资源丰富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家国有的旧军马场内。在媒体报导其毁林削山挖湖建私人建筑群事迹后，黑龙江省委书记批示，并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派出副省长带队的督导组，牡丹江市成立了市委书记和市长挂帅的调查组，「曹园」主人已被拘留。 「曹园」违建事件其实是另一个版本的「秦岭」事件。两者有着诸多的相似。在查处前，都有十几年的违建史，中间也断断续续行政部门进行过调查，但未见成效，直到曝光，更高权力部门介入。所不同的是，「秦岭」事件经习近平六次批示，中纪委派出督导组，才得以彻底整治。而「曹园」事件在官媒甫一曝光，尚未等习近平批示，省市两级地方政府就迅速行动，不留把柄。 我之所以比较这两起违建事件（是否真违建暂且不论），并不是要探讨中国此类事件违建背后的原因，而是通过它的处理方式说说习近平，具体地说，是习近平的权力。很显然，牡丹江「曹园」事件地方当局和相关部委第一时间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正是接受了「秦岭」事件陕西地方当局行动迟缓，主要领导不亲历亲为的教训。后者的后果就是被习近平拿来当作贯彻批示不力，阳奉阴违，弄虚作假，政治站位有错祭旗，包括原陕西省委书记、原西安市委书记等一众人马皆以腐败名义拿下。 为什么习近平多年来一直对陕西地方当局不听从其批示处置秦岭「违建」一事隐而不发，直至今年1月才大开杀戒？目的就在于目前的非常时刻，警告中共高级干部不要误判其权力，藐视其权威，他随时可以老帐新帐一块清算。 还能那般潇洒吗 在经过去年一年的经济下滑以及包括美国贸易战在内的内外压力下，外界疑问习近平的权力基础是否有所动摇，质疑其还能如去年两会修宪废国家主席任期制时那般潇洒吗？ 我们看到，今年中国两会刚结束，两会的愈益无聊，为外界判断习近平的权力稳固增加了难度。 很多观察家有一个看法，在美中贸易战后，习近平的权力基础并不像表面那么稳固，而是权威不再，一些人津津乐道于宫廷权斗的小道消息，希望从蛛丝马迹中一窥真相。这难免使人失望。因为中共的权力运行属于高度黑箱作业，对习近平的猜测十之八九会陷入盲人摸象的处境。但这是否说明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只能凭运气。也不是。对极权体制的权力运行并非完全无法预测，可以从三个维度即设置政治议程和议题，控制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以及官方宣传（个人崇拜程度），去观察和分析习近平的权力和权势。 通常来说，这三者是连在一起，不能分开的，谁掌控了政治议程和议题，谁就控制了人事，并得到媒体更多宣传，反之亦然。但相对而言，由于中共非常强调讲政治，政治议程和议题的设置在权力斗争中就更显正当性和重要性，故在权力既定的条件下，哪个领导人掌控了政治议程和议题，他就能迫使同僚和全党将其意志变成党的政策和规矩。 对于处处模仿毛泽东的习近平来说，对共产党政治建设的重视可能超过了毛，尤其自封「核心」以来，已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政治建设以增强「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两个维护」（维护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议题和议程，这在中共十九大一年多来的几乎所有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议以及其他重要会议得到极其鲜明的反映。 保驾护航 习是从四个层面来确保中共政治建设的议程和议题进而确保其权力的，即颁布党内法规，进行会议部署，作出指示批示，祭出惩戒惩示。而党内法规以其效力大小，又分五个层次，首先是党章，其次是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再次是党内条例，第四是党内规定，最后是党内意见。 中共十九大修改的党章确立习近平作为第五代主要领导人和习思想的指导地位，十九届一中全会又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此前，十八届六中全会出台的中共新的政治生活准则也确立其党内核心地位，并强调维护党中央的集中领导。而近期出台的党内条例有《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内意见则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 上述条例、规定和意见均把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尤其是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作为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的政治责任，在习近平领导下履职和工作，它们和党章、准则一起构成了中共政治建设的党内法规整体，牢牢地为习近平的权力和政治地位保驾护航。 与此同时，习也通过层层会议以及指示批示指导政治建设。四中全会虽迟迟未开，可政治局会议的频率很频繁，从公开报导看，几乎每次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必提「两个维护」，除此外，其他重要会议，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会议、中央依法治国会议、中纪委全会、改革开放纪念大会、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学习班、政治局民主生活会等，「两个维护」都是重要或主要议题。 比较政治局于2017年12月25日至26日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与2018年12月25日至26日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会发现表述上的细微差别，它们反映了习近平如今的权力成色。两个民主生活会的主题都是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但后者多了「联系带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的内容。 在对习的吹捧上，两者侧重点也不一样，2018年生活会更强调习在审视和把握日益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发展大势中的「战略判断高瞻远瞩，政治领导娴熟高超」，体现在对政治局委员的要求上，后者在前者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增强「两个维护」，与习核心保持一致的基础上，还要他们「强化政治责任，保持政治定力，把准政治方向，提高政治能力，增强斗争精神，坚决同破坏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作斗争，努力成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引领者、实践者、推动者」。 因意外时刻来临而结束 可见，时隔一年的两个民主生活会显示出的此种差异，反映的正是去年以来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此变化导致的习近平对党内特别是高层可能引发的「化学反应」的警惕。他要防微杜渐，敲打政治局每位成员，不要以为有了美国的压力和经济形势的恶化，就可以发泄不满，兴风作浪，对习本人表现出不尊不忠。 考虑习近平曾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政治局成员要把「两个维护」作为对党性的考验和根本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这个意思更明显。在习近平看来，如果高级干部借「时艰」表现出哪怕是些微的对习的不敬，就是违背了党性，破坏了政治规矩，就是政治事件，他会用中共「家法」予以惩处。「秦岭」事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在该事件后，地方官员遇到此类事情都是诚惶诚恐，生怕背上藐视习近平权威之罪名，再也不敢怠慢处理。在「曹园」违建事件前，河北也曝出违规建别墅问题，结果地方当局干脆用推土机全铲除。

今年中国「两会」结束后，习近平的首个活动是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在中国，大中小学所有学校都必须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政课。这个课在小学是以思想品德课的名称出现，在初、高中是以政治常识课的名称出现，在大学则是带有学分的必修课，一般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据说，最近两年，大学的思政课内容只剩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概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部分内容。而为数不少的大学进一步简化了思政课的内容，只讲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个内容。一直以来，思政课在学校的状况是教师不愿教，学生不愿学，以致「取消思政课」的呼声不绝于耳。这种状况，到了习近平时代有了改观。 从2014年起，凡是在大学讲授思政课的教师，每人每月增加2000元的固定收入，这笔钱由国家财政拨款并落实到人头。这个加强思政课的措施，基本稳定住了思政课的教师队伍。此次召开的座谈会，不仅有大学思政课教师参加，也有中小学的思政课教师参加，其目的，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培养一代代拥护中共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才，理直气壮开好思想政治理论课，从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两日，北京理工大学等9所自称是中共在延安创立的大学，成立了延河高校人才培养联盟。该联盟旨在传承红色基因和「延河魂」。这个联盟的成立，将中国意识形态的图谱更加全面地展现出来。显然，接受思政课教育的人，也只不过是「一代代拥护中共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才」中的一分子，并非与红色基因有染。说穿了，「一代代拥护中共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才」不过是台下看戏但却必须拍巴掌的人，任务在于拥护而已，而具有红色基因的人，才有可能登上台去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并由此成为领导人才。 来源：世界日报 /  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