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份子的「集体叛逃」与习近平政权的危机

「许章润事件」在中国知识界和自媒体掀起轩然大波，使得知识份子人人自危，甚至萌发一种兔死狐悲感觉。一定意义上，该事件标志着中共当局和知识份子「美酒+大棒」式的合作结束。没有了知识份子对中共统治正当性的「背书」，习近平政权的溃败或会提前到来。

知识份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形式，总的来说，在政治现代化中，知识份子对政权统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为知识份子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阐释者」。一个政权其统治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根本取决于它取得政权的方式，施政理念、手段及结果。

不过，人民虽然看在眼，要让人民发自内心地自觉接受和认可这个统治，还需把这套东西转换成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这个转换过程就需要知识份子参与，知识份子所起作用就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阐释者和加工者。在这个意义上，知识份子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化妆师」。通过知识份子对国家统治的「化妆」，老百姓从心里愿意认同这个政权，接受它的统治。

故一般而言，统治者都不太愿破坏和知识份子的关系，如果知识份子首先不愿接受其统治，甚至和统治者处于对立面，其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将会大大削弱。这样的政权是不稳的。我们看到，一些处于政治现代化的国家，由于处理不好和知识份子的关系，频繁出现危机。

士人的离心离德

和许多国家不同，中国知识份子和国家政权之间，从历史看处于一种特殊状态。一方面，王权的发达和强大使知识份子自身的独立性更弱，对王权的依附更强；另一方面，王权也依赖信奉儒家思想的士人（官僚集团）的合作维持统治。虽然在王权和儒家官僚集团之间，前者占主导地位，然而，也会造成一个后果，即在王朝末期，随着王权对儒家官僚集团的不信任和打压严重，后者也就不再和王权合作，甚至变成反对者，没有了儒家官僚集团和士人对王权统治合法性的「背书」，王朝很容易一朝倾覆。尽管其灭亡有更深刻和复杂的社会结构原因，表面看，它们大多亡于农民的起义和造反，但儒家官僚集团和士人的离心离德显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

我们从晚清和民国的失败可以看到知识份子的作用。晚清虽有曾国藩和李鸿章（他们二人是典型的儒家知识份子官僚）等人的苦苦支撑，可最后还是亡于武昌新军的一声起义，原因在于，作为整体的士人阶层反对满清统治，这种反对声音和不合作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就已传遍全国，连袁世凯这样的权臣都深受影响。民国蒋介石政权也一样。在国共争霸之时，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已经预示着国民党的统治在知识份子中丧失了合法性，因此它的失败早晚要来。只是内战开打不到4年，国民党政权就被中共赶到台湾，让许多人没有料到，然而，从多数有名望的知识份子拒绝蒋介石的抢救去台湾，却跟随中共北上参加新政协来看，这不能简单归咎于中共会做统战工作，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知识阶层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透顶。

中共虽以武力取天下，然从上面分析看，它是得到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和大众欢迎的，因此从统治正当性说，没有问题。这也是中共后来一再宣称其统治合法性来源历史的根据。当然知识份子未料中共不久即变脸，显露残暴本性。但即使在文革结束前，有毛泽东的克理斯玛人格支撑中共统治的合法性，然随毛的去世，加上当时的经济凋零和人民的普遍贫穷，中共统治也到了摇摇欲坠的程度。

改革挽救了中共，随着经济好转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中共将统治正当性从过去的革命意识形态转移到经济增长及绩效上，再加民族主义。客观来看，这会减少中共对知识份子在统治合法性方面的依赖，因为经济绩效直接诉诸大众的物质感受，从而使得知识份子的「阐释者」作用对中共统治变得不像过去那么迫切和重要。尽管如此，中共也接受历史教训，改善了同知识份子的关系，虽然改革后多数时候对知识份子的打压仍然存在，但在程度和普遍性上，比不上改革前。

为中共提供合法性的阐释和论证

另外，知识阶层作为整体，也是改革的受益者，加上毛泽东时期知识份子被整肃清算的历史阴影依然提醒他们，所以，在改革后，除六四等少数时期外，知识份子和中共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游离状态，其中部分知识份子，主要是中共内部的带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改良派、「新左」和民族主义者，在不同阶段为中共提供合法性的阐释和论证。

但是这种状况在习近平2013年上台后嘎然而止。习对知识份子的打压比起江、胡时期来，都要严厉。在「许章润事件」后，有人统计了改革以来不同时期受当局迫害的50名学者名单，其中大部分是在习统治的这几年里。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经济绩效作为中共维持统治正当性的主要根据，已被削弱，人民对中共的不满普遍增强，知识份子和中共也重陷过去的紧张状态。

知识份子既是人民的一员，在人民中，又处于特殊地位，由于知识份子主要以言说体现其存在价值，因此其对统治者的好恶会直接影响大众。故按理在这种时刻，中共理应重新启动和加强知识份子在意识形态上的「化妆」功能，和缓同知识份子的关系，让知识份子成为盟友，至少不再激烈批判自己。但现在恰恰相反，习近平不是在减少同整个知识阶层的矛盾，而是在激化和扩大同他们的矛盾。过去中共对知识份子的打压，主要针对的是知识份子中的自由主义者特别是反对派，但现在也扩大到改良派和左派。只要在习近平看来不利其统治，不论知识份子持何种立场，都在打压之列。这样，就把整个知识阶层都推到了和当局对立的局面。

「许章润事件」即是在此背景下发生，鉴于许本人的学术声望以及清华大学在中国大学中的地位，当局因许的刺耳言论而将他停课处理，事情性质较之前发生的同类事情要严重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许章润事件」是中国言论自由全面恶化的一个标志，它激起整个中国知识届和学术圈──不论左右和体制内外──的强烈反感和抗议可想而知。如果说之前可能还有个别或少数自由派学者对当局没有死心，那么经过这次压迫，自由派整体应该站在了当局对立面，左派学者也看到了危险随时可能迫近，事实上，当局对左派学生的打压已经显示了这点。因此，很有可能，在这次打压后，中国知识届和当局划清了界线。

知识份子的此种状况，在精神上形同「集体叛逃」。它对中共统治会带来何种影响，短期内可能看不出，但从一个较长时期看，后果有可能是致命的。中共对中国的统治，靠的是「枪杆子」（军队和员警）、「笔杆子」（知识份子和意识形态）和「钱袋子」（国家财政），三者不能缺一。虽然之前「笔杆子」的功效在不断减弱，但知识份子整体也没有成为中共对立面，现在「笔杆子」被砍掉，三已缺一，维持中共统治的均衡构架也就被打破，如果「钱袋子」再出大问题（这种情况也正在出现），习近平政权势必难以统治下去。

虽然我们无法预知这个时间点，但相信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所以对未来形势，不必太悲观。

 

来源：上报 / 邓聿文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