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运动中“天安门三君子”之一余志坚在流亡地病逝。时评人长平认为，即便在当时全国响应、举世声援的民主运动中，人们仍然生活在恐惧中。幸好，”六四”事件中有了他们。他们让历史更加完整，反抗更加立体，也给今天留下了更多的思考。他们就是被称为”天安门三君子”或者”湖南三壮士”的鲁德成、喻东岳和余志坚。3月30日，余志坚在流亡地美国印第安纳州病逝。 1989年5月23日，在规模空前的学生民主运动爆发近两个月之后，在中共颁布北京戒严令三天之后，这三位来自湖南省浏阳市的青年，朝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投掷装满颜料的鸡蛋壳。 他们并非临时起意。他们很早就对民主制度和中国的前途有过深入的思考。发生在北京的”西单民主墙”、八六学潮，让遥远的南方小城的三位青年思绪澎湃。我相信他们不是孤例，在中国每一个角落，都有像他们一样为追寻公正而活着的青年，世界上的每一次反抗都可能改变他们的一生。 他们并非空想者。比人们想象中更务实，余志坚在八十年代曾参加当地人大代表选举，而且当选。在体制内的实践，让一部分人成为既得利益者，也让一部分人因失望而更加决绝。这三位青年坚信，只有结束一党专制，民主才有希望。高悬在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并非是一幅简单的美术作品，而是中共专制权力的象征。”只有彻底否定毛泽东，才能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他们从湖南浏阳市来到北京，一路声援学生运动。在经过了努力之后，最终，他们以个人之力，做出了蛋砸毛泽东挂像的壮举。与此同时，他们在天安门城墙贴出了标语”五千年专制就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此可以休矣”，横批是”自由伟大”。毫无疑问，这是那场民主运动中最透彻的智慧，最有力的声音。 无所不在的恐惧 不幸的是，在当时的学生运动组织者眼中，他们并不是英雄。他们遭到学生领袖的审问，被迫参加中外记者会，承认那是个人行为，与此次运动无关。然后，他们被交给了中共警方。等待他们的命运，是该场运动以血腥镇压收场之后，来自当局的最严厉的惩罚–分别被判处16年、20年有期徒刑及无期徒刑。 在狱中遭受残酷的折磨–其中最年轻的喻东岳被打成终生精神疾病患者–之后，他们出狱后流亡美国和加拿大。当年的若干学生领袖向他们道歉。今天，与其责备学生领袖的糊涂和软弱，不如从中看到中共史无前例的专制高压。即便在当时全国响应、举世声援的民主运动中，人们仍然生活在恐惧中。当局对运动的定性–由《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标识的”动乱”，像一道魔咒飘忽在运动的上空。亿万人起而反抗，却不敢喊出让被反抗者下台的口号，也害怕玷污了被反抗者的标识，在这人类反抗历史上绝无仅有。 当时学生组织者还担心他们三人是当局派来搞破坏的奸细。所谓搞破坏，就是通过激进行为给当局镇压的理由。这是由恐惧和希望溷合而成的幻想。在接受作家廖亦武的采访时，余志坚说，”负面后果早就注定了，只要毛的阴魂不散，只要邓的铁腕不除，只要是共产党的统治，反抗的结局就是流血。我们只是其中一段插曲而已。”（见廖亦武著作《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死故事》，下同） 勇者中的勇者 看看今天无数中国人在专制高压之下的苟且生活，没有人可以否认当年走上街头示威游行、绝食抗议、与政府对话及血溅肢残的学生及支持民众的勇敢，但是”天安门三君子”是勇者中的勇者，清醒者中的清醒者，行动者中的行动者。蛋砸毛泽东挂像，和民主女神像及坦克人一起，被称为”六四”运动的三起标志性事件。 遗憾的是，正因为他们更清醒、更勇敢、更有行动能力，也由于他们的非学生身份，他们受到了当局最残酷的报复，却没有得到外界足够的关注。反之亦然，他们没有得到外界足够的关注，所以受到当局最残酷的报复。 坦克和鲜血让大多数人沉默、低头甚至跪下，也让全世界人权发展蒙羞。人们幻想新时代的全球化市场让中共学会遵守规则，最终为中国带来民主。事实上，中共通过全球化经济让西方国家免谈人权，接受”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原则。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毛泽东挂像从终于从天安门城楼上移走，换上民主自由的标识。新的个人崇拜正在兴起，有一天毛泽东挂像移走了或许更加可怕？ 此时此刻，余志坚的英年早逝让人们重估那个历史时刻的价值。还要经历多少次反抗运动，那幅挂像才不会受到抗议者的守护？专制者标志才可以顺利地移走？人们才可以自由呼喊结束专制？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社会运动需要张力，参与者不必千篇一律，统一行动。尊重不同的想法，理解不同的行动，才是改变的开始。精神遭受严重摧残的喻东岳也许不再记得他年轻时很有诗才，但是余志坚在接受廖亦武访谈时，还记得喻东岳的一首口占诗：”有一千种理由，你走在街道的这一边；有一千零一种理由，你越过马路，走到街道的另一边！ ” 来源：德国之声 /  长平 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

小时候，我家就近有一处茅记铁匠铺，父子六人打铁为生，手艺虽说县城一绝，为人却刁钻强横，蛮不讲理。只因其二小子爱上邻人刘婶的闺女，提亲未许，便怀恨在心，其母茅婶经常指桑骂槐，百般羞辱刘婶母女。开始只是影射，后来影射不过瘾，就指名道姓的骂开了。 刘婶寡居，寡妇门前事非多，但是，据我叔说，这刘寡妇的门前是没有事非的。不过，每当茅婶的骂声响起，我不由得疑心顿起，怀疑我叔所言不实。因为茅婶历数刘婶的姘夫时，不但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而且从来不见刘婶站出来辩白。可见刘婶是心虚的。 时间一长，只有挑战，不见应战，茅婶未免寡味，再说，翻来覆去总是那点儿战果，也不够辉煌。于是，茅婶不再顾及二小子的感受，又将战火燃烧到刘婶的闺女身上。我由此又知道，岂止刘婶爱和男人睡，；连刘婶的闺女也爱和男人睡。 在我的印象里，刘婶的闺女漂亮、文静，见人一笑，说话细声细气，气质是很高贵的。但是，自从茅婶一番又一番，一轮又一轮，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直至她二小子同别人订亲）的着意涂抹后，我渐渐鄙视其母女的为人。因为在茅婶历数刘婶闺女的姘夫中，也有我认识的叔辈和兄辈，但既没见他们站出来反驳，也没见她站出来对质，可见刘婶的闺女也是心虚的。 大概是耳濡目染，我在顽皮时，不知不觉也会迸出具有茅婶特色的苟且话，还不乏针对性！我叔听到后，恼了，一脸寒霜的说：“你小孩家，知道什么！” 我不服气，心里很龌龊的想：难道你也睡了？嘴上却犟道：“如果没睡，她们为什么不敢站出来？” “站出来干什么？说理吗？茅家是说理的人！不说理，站出来打架吗？谅那些被冤枉的男人也不敢！这条街没人是那六根铁锤的对手。骂了也就骂了，打了也就打了，难道拿砖头砸天去？” 沉默片刻，我叔拍了拍我的头说：“让她自顾骂去，只要没人相信，还不是白费口舌。孩子，你要记住一句话，只听到一种声音的，肯定是谎言，如果不是谎言，一定会有两种声音。” 从此，我叔的这句话铭刻在我心里，随着时间的推移，竟然屡试不爽。但愿任何时候我们听到的都不是一种声音。

作者：卢新宁，本文系作者在北大中文系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文章来源: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75596.html   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你们或许不相信了，因为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   敬爱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们：   上午好！   谢谢你们叫我回家。让我有幸再次聆听老师的教诲，分享我亲爱的学弟学妹们的特殊喜悦。   一进家门，光阴倒转，刚才那些美好的视频，同学的发言，老师的讲话，都让我觉得所有年轻的故事都不曾走远。可是，站在你们面前，亲爱的同学们，我才发现，自己真的老了。1988年，我本科毕业的时候，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出生。那个时候你们的朗朗部长还是众女生仰慕的帅师兄，你们的渭毅老师正与我的同屋女孩爱得地老天荒。而他们的孩子都该考大学了。   就像刚才那首歌唱的，“记忆中最美的春天，难以再回首的昨天”。如果把生活比作一段将理想“变现”的历程，我们只是一叠面额有限的现钞，而你们是即将上市的股票。从一张白纸起步的书写，前程无远弗届，一切皆有可能。面对你们，我甚至缺少一分抒发“过来人”心得的勇气。   但我先生力劝我来，我的朋友也劝我来，他们都是84级的中文系学长。今天，他们有的仍然是一介文人，清贫淡泊；有的已经主政一方，功成名就；有的发了财做了“富二代”的爹，也有的离了婚、生活并不如意，但在网上交流时，听说有今天这样一个机会，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让我一定要来，代表他们，代表那一代人，向自己的弟弟妹妹说点什么。   是的，跟你们一样，我们曾在中文系就读，甚至读过同一门课程，青涩的背影都曾被燕园的阳光，定格在五院青藤缠满的绿墙上。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了，我们之间横亘着20多年的时光。那个时候我们称为理想的，今天或许你们笑称其为空想；那时的我们流行书生论政，今天的你们要面对诫勉谈话；那时的我们熟悉的热词是民主、自由，今天的你们记住的是“拼爹”、“躲猫猫”、“打酱油”；那个时候的我们喜欢在三角地游荡，而今天的你们习惯隐形于伟大的互联网。   我们那时的中国依然贫穷却豪情万丈，而今天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在苦苦寻找迷失的幸福，无数和你们一样的青年喜欢用“囧”形容自己的处境。

文章来源：《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本文是作者出版于2015年的作品Putin’s Kleptocracy: Who Owns Russia的导论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 2014年年初，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随后又支持乌克兰亲俄分裂分子，美国政府对此做出的应对措施为世人所未曾见：惩罚数位俄罗斯公民而非俄罗斯政府，惩罚措施包括冻结其海外资产，不予发放签证。美国政府没有开动第六舰队，对俄出口贸易正常，两国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也未受影响，然而受到美国政府制裁的偏偏是数位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俄上层人士。 这可能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国际危机，可是美国政府却对一些个人进行制裁。这是为何？原因是，在过去的十四年里，美国政府一直将普京视为俄罗斯合法政府首脑并与之打交道，如今美国政府终于公开认同了一个以往数届政府私下有所知晓的事实，即是：普京建造了一个庞大的掠夺性体制，其规模之大，只有沙皇时代的体制可与之“媲美”。据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估算，俄罗斯年贿金总额达三千亿美元，这一数额与丹麦年生产总值相当，三十七倍于俄罗斯2007年花费在所谓“国民优先项目”（其中包括医疗，教育，农业）上的总额，八十亿美元。资本外逃自2005年起达到的总额为三千三百五十亿美元，相当于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的5%；而只在2014年第一季度中，资本外逃的数额便达五百亿美元。外逃的钱塞满了西方银行的保险箱，俄罗斯目前却成为了所谓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中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俄罗斯的110名亿万富翁所拥有的财富占据全国财富总和的35%。 然而这些富豪们并不是推动俄罗斯经济现代化的行业巨子，他们能够发财致富有赖于愈加集中的国家权力（为增加财富他们推动权力进一步集中）。俄罗斯寡头以及随普京2000年一起上台的政府头面人物所拥有的财富水平一直以来很稳定，其稳定水平远超G7其他几国；他们之中很多人收入增长数百万美元，也有人损失数百万。一些与普京关系密切的政府要员人均资产达数百万美元，围绕他们身边的寡头则达数十亿（根据俄罗斯《福布斯》杂志相关数据）。只要不在政治上挑战普京他们便可以继续拥有手中的权力与财富。在这样的体制下，用国家基金进行投资，再由国家降低风险，那些与俄罗斯政府关系紧密者均得到丰厚回馈。俄罗斯在普京治下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风险全部国有化，收益却仍旧为私人所有，这些收益便是用来保证普京身边的人对他持续效忠。 在普京上台以后的几周之内，俄罗斯政府便开始侵蚀为1993年俄罗斯宪法所保护的个人基本自由。这一逐步封闭公共空间，剥夺公民出版、集会、言论自由的行径其实在最初就已经制定好。在书中，读者将读到我对一份文件的讨论，这份文件此前从未在俄境外出版过；文件中详细说明了1999年年底至2000年年初将采取的行动计划，这些计划是为修正总统制以达上述封闭公共空间，剥夺公民自由权的目的。在俄罗斯，总统及其班底是真正的权力中心，有了普京所创造的所谓“垂直权力”以后则更是如此。上自政府各部门、立法机构上下两院，下到法院，地方政府，媒体，社会团体（如青年组织，工会）无不在总统下属各办公室、部门的监督管控之下。关乎国内各个领域的政策以及外交政策都是在这里做出，然后再由政府各部门执行，或者交由国家杜马（俄下议院）和联邦委员会（俄上议院）立法。之前国际石油价格急遽上升，每桶石油价格达到140美元，这一经济形势令普京十分受益：普通俄国人以及新兴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因此得到保证，社会趋于稳定。 有一群人从普京的圣彼得堡时代就跟随他，他们为普京效劳了十多年，这些人的存在令普京大获裨益。在本书里，我详细叙述了这样一个小团体建立政权的过程，这个政权控制私有化，限制民主制度发展，意图让俄罗斯重塑大国形象（如果不是超级大国形象的话）。对于普京的小团体如何在他成为总统前利用公职牟取私利，我在书中也有详述。这条线一直可以追溯到俄罗斯银行（Bank Rossiya）的建立（目前该银行被美国政府制裁），Ozero DachaConsumer Cooperative 的发展壮大（该公司由普京即其团体成员建立，目前这些人受到签证、经济制裁）；另外，医疗器械公司 Petromed 与普京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位于索契附件的“普京宫殿”便是由该公司从国家基金中挪用数百万美元建造而成；还有必须提到的是普京在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德累斯顿为克格勃工作时所交往的特工后来扮演的角色，其中有许多人一直与俄罗斯犯罪组织有来往。 在所有新兴民主国家里，选举都会因政党的不稳定而出现问题，相关选举法往往水平低劣，松散且多变；也常常会出现操纵选举和选举造假。然而，这些问题随着时间推移会逐渐减少，民主制度逐渐稳固下来。可是在俄罗斯，问题却不减反增。在2011-12年的选举中，俄国内出现大范围选举造假及选举不公正，民众因而举行游行示威。2011年底，根据许多公开的记录表明，国家杜马的选举完全是一场虚假选举，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民权活动人士无力推动变革，普京政权将要求变革的力量全部镇压了下去。 他于2012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中获胜，如获重释的普京公开哭泣。随后，俄国内又开始了一场强度升级的有针对性镇压，那种场景令人联想起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或者六十年代晚期的苏联。和平示威者要么被送进监狱，要么送进精神病院接受无限期精神病治疗。俄罗斯的经济滑坡（主要是由于少数人的掠夺所致）令人们愈加清楚地看到这个裙带政权的内部逻辑：普京为无限期掌权不惜使用武力，只有他在位，他的小团体才可以无休止地掠夺下去。在俄罗斯国内许多网站上，人们连日累月地讨论着国家的处境：在“让俄罗斯恢复往日雄风”的幌子下，政治精英群体的行动没有边界且完全不受问责。 自2014年4月始，美国政府寻求揭露以及惩罚普京所建立的“窃国掠夺体制”，这种体制乃是俄罗斯专制政体的基石。遭到美国政府制裁的俄罗斯人士基本上都是“普京团体”的成员。美国政府有史以来首次称呼与普京保持密切关系的人为其党羽，并冻结其在海外的财产。这一事实表明西方政府早已掌握这些人的财产信息（数额，所在位置等），了解他们私下的规矩，也知晓其建立这一体系所犯下的大大小小各种罪行。现在，西方政府决定不再视而不见。 那么这个团体是如何成形的？它的根源又在哪里？俄罗斯的政治体制之开端虽是天鹅绒式的，但最终，它重新蜕变为专制政体，可为何西方决策者和学术界迟迟不肯接受，直到最近才认识到这点？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为何俄罗斯现政权决定做后来做的那些事情，就好像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究竟哪天斯大林不再做案头工作，转而决定将数百万计民众关进古拉格；我们也不会知道究竟何时希特勒产生了要将欧洲的犹太人赶尽杀绝的念头。我们没法从这些独裁者的回忆录里找到这些可怕的细节，因为当他们的政权倾塌以后，他们往往也不久于人世，没有机会领着养老金去写回忆录。这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是极其可惜的事情。

香港——上周日，当1194名选委为挑选香港下任领导人进行投票时，黄宇轩(Sampson Wong)正在给Facebook上的几段视频添加标签，视频显示了香港居民做早饭、坐地铁和逗猫等情节。 这些情节平淡无奇，而这正是要点：黄宇轩是艺术团队“打气小队”的一员，他和团队的其他成员当时在播放人们进行日常活动、不包括投票行为的视频，作为对一个不具代表性的政治程序的批评。他们在Facebook Live上播的视频流的标题是“没有票的香港”。 “打气小队”打算把这些视频制作成一部可在陈列馆展示的纪录片。“虽然这是一种愤怒抗议的表示，但表达的形式相当和平，”黄宇轩说，他正在一间极简主义的设计室里工作着，两边都是笔记本电脑和咖啡杯。 将近三年前，这个有730万人口的半自治中国城市经历了几个月的亲民主抗议活动的动荡，被称为“占中”或“雨伞运动”的抗议激发了一场关于香港将有怎样的政治未来的辩论。抗议活动没有达到其希望在香港领导人选举中有更多公众参与的目的，而且，抗议活动的几位组织者目前面临刑事指控。今年7月，在这个英国前殖民地纪念主权回归中国20周年之际，香港的新领导人林郑月娥将上任，她是北京青睐的候选人。 本地的艺术家在采访中表示，所有这些都让他们试图从香港的动荡中寻找意义。在他们的近期作品中，虽然有些作品比其他的具有更明显的政治色彩，但许多作品都充满了一种无力感，这种感觉来自一种普遍的看法，即香港正越来越多地屈服在了北京的专制政权下。 “沮丧的表达，或接受失败，也许是对雨伞运动的回应的艺术作品的关键词，”周俊辉说，他的作品包括绘制有评论香港与大陆关系的人物出现的电影画面。 “三年前，我们必须非常迅速、非常大声地行动”，他补充说，他指的是街头抗议活动。但最近的作品则“更多的是伤感，我们现在讲故事、听故事已与当时有了一定的距离”。 香港的艺术家和策展人说，注入当地艺术主题的一些东西在当地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是，他们说，2014年的抗议活动，对许多艺术家、特别是那些本世纪成长起来的艺术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位于九龙的艺术空间“C&G 艺术单位”的联合创始人张嘉莉说，“雨伞运动以某种方式展现了”香港所面临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多个层面。” 涉及香港政治的近期作品在传递和传播信息上有很大的差别。有些是为公共空间、而不是为商业画廊制作的，这些作品带有对“一国两制”的含蓄评论，“一国两制”的框架保证香港在2047年前享有公民自由和高度自治。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黄宇轩和林志辉(Jason Lam)去年的一个九分钟的视频作品，其中有“一国两制”到期的秒数倒计时。作品展示在香港最高摩天大楼的玻璃外墙上，恰好时值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张德江到访香港，但是，在艺术家解释了其中的颠覆性信息之后，作品被撤了下来。 与此类似，凯西·黄(Kacey Wong)的作品《控制装置》显示了一对绞索，其中一个是铜的，另一个打着红蜡。黄先生表示，作品是对最近香港言论自由受压制的评论，包括2015年发生的几位书商显然被绑架到了大陆的事件。 “我们正在打一场打不赢的战争，该怎么打呢？”最近的一个下午，黄先生在他的工作室里问道。“要用文雅的方式来打。” 其他艺术品则以更迂回的方式来评论香港与北京的关系。 比如，梁御东(Ocean Leung)把警察和亲北京政治的横幅融合到其混合媒体作品中来，并故意歪曲横幅上原有的信息。这些作品并非显而易见地亲民主，而且梁御东说，他的艺术所表现的，是在政治问题上采取明确立场的困难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