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不透明掩盖中国死刑真相

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今年三月参加北京的人大会议。在一月的时候，他对法官独立于共产党控制的观念表示了反对。

北京——中国北方村民贾敬龙因为杀死了一名他认为对其住宅被拆负有责任的官员，去年年底被处以死刑，当时新闻媒体就这个死刑判决进行了大量辩论。贾敬龙的家人和律师认为，这名官员对他施害在先，他罪不至死。

“对我弟弟判决不公平，”贾敬龙的姐姐贾敬媛在本周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律上写的和执行的标准不一致。”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本周二发表的一份报告表明，对这种不公正的抱怨不是孤立事件，但是由于官方保守机密，往往不为人知。报告说，这种保密做法破坏了中国政府遏制死刑的承诺，扭曲了人们对中国死刑执行普遍程度的认识。

这份44页长的报告指出：“这违反了中国的国际法义务，其蓄意、复杂的保密制度掩盖了每年被判处死刑和执行死刑的人数，国际特赦组织估计这两项的人数都数以千计。”

对于中国已经大幅减少执行死刑人数的说法，一些专家和活动人士表达过不同意见，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是对这些意见的最新补充。

中国主席习近平严厉打压政治抗议活动，并领导了对人权律师的大举打击行动。今年1月，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对法官独立于共产党控制的观念表示了反对。

但习近平也承诺为普通公民提供一个更公平、更开放的法律制度，近年来，法院给一些在冤案中被执行了死刑或被判处数十年监禁的人平了反。

2007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复核死刑的权力，试图提高死刑判决的一致性，消除惊人的不公正现象。习近平政府也承诺在司法裁决和司法标准中提供更大的透明度。

一些外国专家表示，虽然中国政府没有提供统计数字，但它执行死刑的数量似乎下降了。

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援引一名中国学者去年在一篇新闻报道中的话说，死刑处决的高峰期在大约十年前，当时中国每年可能处决一万名以上的囚犯。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研究中国死刑问题的教授苏珊·特拉夫斯科斯(Susan Trevaskes)表示，现在每年执行死刑的数字大概在“数千人”。

“中国所有研究死刑的主要学者都说，自2007年以来，死刑决策已经获得了大幅改善，”特拉夫斯科斯教授在电邮中说。“我相信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大大减少了死刑执行的数量。”

但反对一切死刑的国际特赦组织在报告中说，中国仍然比其他国家处死的囚犯要多得多，而且政府拒绝公布关于死刑的全部记录，因此削弱了这种说法的可信度。该组织称，继续对数字保密很容易掩盖滥用权力的行为，如果政治风向改变，死刑减少的趋势就可能会遭到扭转。

该报告指出：“迄今为止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即便导致了死刑执行的人数可能在减少，但也不能保证它长远的有效性，或者在将来的某些时候不会遭到扭转。”
中国法院判决网站中国判决文书网上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从2011年初至2016年底核准的死刑判决，但报告发现它只涵盖了701名被告，而实际被执行死刑的人数每年可能“达到数千”。

国际特赦组织整理了中国的网络新闻报道，发现2014年至2016年执行死刑的人数为931人，但其中只有85人可以在中国判决文书网上找到。

在香港的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倪伟平(William Nee)表示，公开记录存在的这种差异表明，中国政府并没有履行提高死刑判决透明度和一致性的承诺。倪伟平协助撰写了这份报告。

“数据不完整的程度应该不太可能只是行政监督上的疏漏，”倪伟平在电话中说。“可能存在一些系统性的隐瞒。”

国际特赦组织报告说，公开的处决报告似乎没有提到很多涉及毒品犯罪和与恐怖主义相关罪行的死刑判决案，特别是在形势紧张的西部地区新疆，那里住着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他们与政府越来越疏远。

对于向中国走私违禁毒品被定罪的外国人，中国法院也会做出死刑判决。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倪伟平说，这些被告通常是低等级的毒品配送者，对他们的正式判决也没有出现在中国判决文书网上。

被处死的农民贾敬龙的判决书倒是可以在公开法庭记录中找到。他的律师之一甘元春说，近几年来，他发现死刑判决的数量下降了，而且还成功地请求将数十起案件的死刑判决改判为监禁。

甘元春在电话中说：“死刑适用执行的透明度有所提高，但是总量还是没有公布。”
他说，贾敬龙的案子表明，中国法院依然缺乏问责。法庭未理会拆除贾敬龙房屋而没有给予适当赔偿的官员本人有错在先，甘元春说道（最高人民法院公开维护其核准这起死刑的做法）。

甘元春说：“当然这些不足以成为他杀人的理由。但是在适用死刑时，应该考虑死者的过错。”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