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月使香港陷入政治危机的抗议活动中，冲在最前面的大多是香港的年轻人，他们呼吁政府撤销允许将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立法提案。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三次主要抗议示威活动。6月9日，大约有一百多万港人参加了和平游行活动，其中有大批高中生和大学生。 接着发生了6月12日的抗议活动，有上万人、其中多数是年轻人，在那一天封锁了香港立法会附近的一条高速公路，阻止立法会议员进入大楼就该法案进行辩论。一小部分抗议者冲破设置在大楼外的路障、向警察投掷砖块和其他物体之后，警察向原来基本和平的人群发射了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和胡椒喷雾，清除了该地区的示威者。 警察殴打抗议者和发射催泪瓦斯的视频引发了整个城市的谴责。 面对抵制的声音，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将自己的回应比作一个母亲在对付任性的孩子，从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6月14日，至少有超过3,000人发起“香港妈妈”集会，声援在暴力镇压中受伤的孩子。香港妈妈在发表的声明中说： “特首林郑月娥今天在专访中以一个关爱孩子的母亲自比，并认为她在百万人游行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情况下坚持修例，是不想纵容‘任性’的孩子。 我们是一群香港的母亲，但我们绝不会以催泪弹、具杀伤力的橡胶子弹攻击我们的孩子，我们也不会看到年轻人在警棍下血流满面仍无动于衷。 要多自大的人，才会觉得 103 万人的诉求是‘任性’的？ 要多自大的人，才会觉得三千名法律界人士的担忧是‘任性’的？ 请你把政治公关伎俩放下，以行动证明你真心关爱我们的年轻人。” 在当天的集会上还有香港妈妈表示：“我们是天安门母亲第二代，我们要在孩子还没被杀死前站出来，不要30年后要再跑出来要求这不是暴动！我们要在第一时间站出来！”一位香港妈妈说，她有两个儿子，她誓言会保护自己的孩子。 这次香港史无前例的以年轻人为主体的抗议示威与30年前北京的六四学运，有什么异同？我们首先采访到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言人尤维洁女士： “有朋友跟我说这是六四的延续，今年6月4号那天香港有18万人，在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纪念六四30周年的烛光晚会。接着就是6月9号香港年轻人举行大游行，有一百多万人。因为香港是特别行政区。有健全的法律和独立的司法机构，香港市民对此是接受的。” 现在港府提出要修改条例，香港人民反对，这是民意。尤维洁女士说，民意不可欺，因为有上百万人上街游行，而且第二次的时候还有司法机构的人走上街头反对修改条例，港府对此不可一意孤行。她接着说： “不要像当年的8964那样，当年八九学运提出反官倒反腐败，是社会要求政府在执政方面有改变。遗憾的是当年的政府完全没有倾听，反而用残忍的手段镇压下去。” 与六四相比，香港这次不同的是并没有动用真枪实弹，尤维洁女士说： “当然可能有暴力冲突，香港政府也把它定为暴乱，港府这样定性是错误的。香港有其特殊性，要尊重民意，公众有反对修改条例的理由，他们希望自己的社会50年不变，不希望司法的独立性被改变。”

坦率地说，在此次「反送中」之前，我和许多人一样，对香港的前景颇为悲观，但由于港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在这次救港斗争中表现的决绝感动了世界，令我不仅增强了对港人自救的信心，且进而增强了对国人自救的信心。 无需讳言，在中国自由派中有一种对中国政治文化绝望的强烈意识，而在中国守旧派中，则普遍存在一种对中国专制文化的宿命意识。两种意识合流，极大地压抑了中国青年一代的反抗意志和建构一种能与传统衔接的自由秩序之想像力。但不能不承认，从历史的角度看，对中国自由前景的这两种悲观，都有相当的理由。总结起来，就是中国当权者从来抓不住变革的时机自救救国，而造反成功者则从来逃不脱「周期律」的诅咒。因此，当某些自由派恨中国内地没有被洋人彻底殖民的机会之时，保守派则庆幸不会再有「列强」敢于挑战大一统的专制秩序。 我以为此次香港「反送中」胜利之一大启示，就是中国有机会从上述文化陷阱中走出来。为甚么呢？因为我看到这次胜利的背后有一个建立在高度文化自觉基础上的香港自治社会。没有这个基础，香港年轻人决绝的抗争意志就无法理解，也无以寄希望。香港自治社会与任何传统自治社会不同，而是以英式法治为依托，以自由的华人为主体建构的现代自治社会。港人有选择移民海外的充分自由，「回归」前，也确实有不少人成为「空中飞人」，但后来这些人很多都回来了，带著一种新的文化身份自觉，积极参与到大陆的经济开放大潮中，也再次确立了自己「港人」的身份归属。经历过这样一段「身份认同」危机与波折的新华人，携带著新的文化基因，是重建中国未来秩序的积极因素，因为这些人选择的自救与救港路径，对未来中国内地秩序的重建有重大的普遍意义。 就在海外关注香港「反送中」生死博弈之时，内地舆论却关注另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最近曝光的湖南某中学十馀年前发生的「操场埋尸案」。这个看似与香港完全无关的凶案，背后是中国人共同面临的治理危机，只不过治理危机的形态在内地、香港和台湾因历史而表现不同罢了。 台湾人相对最幸运，有社会自治，有政治民主，但法治传统略显不足；港人有法治传统、有社会自治，但没有真民主；大陆危机最深重，属于三无：无法治、无自治，也无民主。其中因没有地方自治带来的社会溃败，蕴含著极大的动乱风险。中共当局正在推动的「扫黑除恶」运动，说明他们意识到了这个危机，但他们反社会自治、反地方自治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们对治理危机的反应，只会加剧治理危机。导致治理危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市场经济下的政治集权，只会加速地方人才的外流，从而不断加速地方和基层社会的失序和溃败。「操场埋尸案」是这种失序和溃败的必然结果。 人才外流导致了双重的治理危机，即发达地区的移民危机和落后地区的社会溃败带来基本秩序危机。这也是本轮全球化带来的普遍危机。这个危机不可能仅靠发达地区筑墙解决，而只能靠支持被迫漂泊的精英返乡，重建社会和地方自治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香港青年一代的抗争是这个新历史潮流的产物，也启示了中国未来的路径，所以值得寄以希望。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  梁京

从习近平家族的商业利益角度，2018年，也就是习近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经正式中共党总书记，当然也还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接班人的次年，非常特殊。这一年，习近平的姐姐和姐夫占股达百分之六十的上海王朝公司除了在江西购国有稀土产业公司的股权，此二人在同一年还被王健林的万达公司主动拉入。 相关调查报道中披露：王健林在打造万达商业帝国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与中国政府以及高官权贵的密切关系。中国最有权势的一些政治人物的亲属，以及他们的商业伙伴，在万达集团持有相当部分的股份。其中包括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 2008年末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房地产市场急转直下，但万达集团在这一年却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七座新的万达广场破土动工，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次年，万达向外部股东出售了公司8.5％的股权，新增投资者共有八家，其中包括控股人为邓家贵和齐桥桥夫妇秦川大地公司，该公司的投资额是2860万美元。不过，《纽约时报》当时的相关报道称，齐桥桥已经在2013年10月，也就是习近平在2012年11月接任中共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次年三月又接任了国家主席职务之后，将其持有的万达股份出售或转让给了一位长期的商业伙伴。 而王健林2015年10月29日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哈佛公开课”上演讲时，主持演讲的哈佛商学院教授Willy Shih特别就《纽约时报》的有关报道向他提问，王健林表示，2009年8月,万达集团旗下的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万达商业）为筹资做了私募，委托当时中国最大的银河证劵和中金公司操作，私募价格每股13元，总募资40多亿元，创造了当时中国民营企业私募规模的新纪录。其中，齐桥桥与邓家贵控股的北京秦川大地投资有限公司和十几家公司一起参与了私募，入股万达商业的价格与建设银行投资公司、中国泛海建设等完全相同。 他说，由于种种原因，万达商业直到2014年12月才在香港挂牌上市。在上市前两个月，邓家贵以低价把所持有万达商业股票全部转让，上市时，邓氏夫妇已不是万达商业的股东。王健林还说，“这件事邓家贵先生是牺牲了巨大利益的。投资熬了6年，眼看可以赚大钱而不赚。其实这件事证明的不是腐败，恰恰证明习近平主席治国严，治家更严。” 王健林还强调，万达“没有背景”，高速发展主要靠商业模式和企业管理。 除了这个王健林，还有另外一个如此“此地无银三百两”地为习近平家族“证清白”的就是肖建华2014年6月，纽约时报记者傅德才在他的采访报道《肖建华公司回应收购习近平家属股权》一文中写道：上海——中国一名身家亿万的金融家对《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做出了回应，那篇文章报道了他的公司和一些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亲属之间的交易。他于周三表示，自己联合创建的一家公司于去年帮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属处理了一些资产，当时，该公司购买了习家持有的一家投资公司的股份，那是一家受到国家支持的投资公司。肖建华通过他的女发言人表示，习近平家族之所以决意出售投资公司的股份，哪怕遭受损失也在所不惜，是为了尽快处理掉这笔资产。此次交易发生在2013年1月，是习近平的亲属开始在他升任共产党最高位置的前后，出售资产的最初迹象之一。上任后的习近平立誓严惩腐败，要“老虎苍蝇”一起打。 尽管尚不清楚习近平家族的资产出售规模，但提交给政府的公司记录显示，过去数年中，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和姐夫邓家贵还出售了在中国其他几家公司的股份。肖建华发布的声明试图解释为何自己参与创建的康海天达公司在2013年1月出资1500万元人民币，收购了习近平的姐姐和姐夫所持的CCB International Yuanwei Fund Management的50%股份。CCB International Yuanwei Fund Management是国有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国际分支下面的一家合资企业。 在声明中，明天集团称不再控制康海，但表示习近平的亲属收购他们在CCB Interna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