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首富，万达集团创始人王健林周二出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年插队的梁家河。位于中国陕西省延安的这座并不起眼的村庄，现已变成宣传习近平政治奠基的圣地，王健林名曰参观，被怀疑是在向习近平表忠。 万达集团官网16日特意报道了王健林此行，并公布了王健林参观延安梁家河村委会大院的照片，背景是一个巨大的红色横幅，上面写着习近平语录：“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延川是我第二故乡”。 王健林访问了习近平当年插队的梁家河知情旧址，听取了讲解，并且走进一间窑洞，坐在窑洞的炕上留影。 据报道，王健林去年下半年以来，就大幅度强化了与“革命圣地”的联系，两个月内三次与延安市官员见面。2018年9月，王健林到访延安，与延安市政府签订『延安万达红色旅游小镇项目合作框架协议』，12月13日，王健林和陕西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徐新荣在北京见面，万达集团当日与延安签订共同打造红色旅游项目“延安万达城”合约。 王健林之前，去年六月有两位亿万富翁特意穿着显得不太合身的红军服装现身“革命圣地延安”，一位是腾讯集团总裁马化腾，一位是京东集团总裁刘强东。两人强调这是为了“亲身感受圣地独特的革命文化”，但报道没有提到他们是否前往属于延安市的梁家河。 有分析者认为，大富豪接踵而来参拜领袖“圣地”，或者是毛起家的延安，或者是习起家的梁家河，这是因为当局在政治上收得越来越紧的缘故，左的气氛浓厚，富豪们给自己多涂点红色，增加政治安全度。 王健林曾一度雄心勃勃在海外大举投资，宣布将在2020年使万达海外业务占比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万达投资好莱坞之后，一度使这家中国企业成为海外知名度最高的企业。然而，王健林后来据指因与政府意见相左，贷款方被要求不再支持万达。中国政府发动针对这类公司的“风险排查”之后，万达被迫中止大举竞购计划，从此终结了万达构建海外版图的梦想。 2018年10月，中国政府推出“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均在册，王健林缺席名单。次月由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国民营企业家座谈会，王健林引人注目地缺席。 父亲习仲勋文革受整，习近平作为“黑五类子弟”于1969年初，刚满15岁的时候和数以千万计的中国“知识青年”一起，被迫“上山下乡”，但是，习近平十八大掌权后，梁家河演变成一段红色神话，根据目前官方的叙事，习近平在当时穷困的梁家河村表现出了最早的伟人迹象，当上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   来源：法广

日前，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原先被认为是中共干部后备队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声言要再次发动上山下乡运动。这一声言立即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引发公众对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重返灾难性的毛泽东时代的担忧。共青团中央虽然随后做了所谓的澄清，但并没有解除公众的担忧。 一些观察家认为，共青团中央有关要展开新的下乡运动，要在未来三年内安排1000万以上的青年下乡的说法之所以立即在中国引起强烈的反响，主要是因为所谓的上山下乡运动令人想起了噩梦一样的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发展经济无能，也不准人民自谋生路自谋职业，便把大批城市居民尤其是城市年轻人驱赶到乡下去，让他们在乡下跟已经被剥夺了基本的自由、实际上变成中共政权农奴的农民一样自生自灭，他毛泽东和中共的权贵可以在城里继续安居乐业，眼不见心不烦。 共青团中央发布所谓的新下乡运动的文件《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一曝光，立即就有中国网民指出，毛泽东当年发动的所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上山下乡运动，从一开始就是欺诈。毛泽东让别人的孩子下乡，他的女儿则要留在北京城里当《解放军报》的编辑，他的侄儿则担任中国军队政委，总之，毛家的孩子都不要下乡。 还有网民指出，公开反复赞扬毛泽东的中共現任领导人习近平在毛泽东时代下乡7年，也是因为他的父亲习仲勋被毛泽东整肃失去了权力，习近平失去了保护伞，不得不跟平民子女一样下乡。尽管习近平声言下乡7年使他得到了最好的教育，但他一旦有机会就马上抓住机会逃离那最好的教育环境返回北京。而且，习近平也选择让他自己的女儿去美国求学，而不是去接受那种最好的教育，去追求所谓的“梁家河大学问”。陕西梁家河是习近平下乡7年的地方。 自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国公众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不安地注意到，习近平不但在语言上模仿毛泽东，在许多实际做法上也跟毛泽东亦步亦趋。观察家们在这方面指出的一个例证是，习近平跟毛泽东一样，把城市居民视为负担乃至危险；他掌控的中共北京市当局2017年接近年底时连夜大规模驱赶北京市所谓的“低端人口”，其做法跟毛泽东当年驱赶城市居民的做法如出一辙，只是更急促，更暴力。但习近平当局跟当年的毛泽东当局一样完全不在乎被驱赶的人的基本生计，不在乎这种强行的驱赶给城市居民、城市经济发展造成的巨大有形和无形的损失。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用残暴的（brutal），愚蠢至极的（idiotic）、有害的（harmful）来形容北京当局的驱赶所謂的“低端人口”的做法。 就在中国公众对北京驱赶所谓的“低端人口”记忆犹新、众多的居民和公司抱怨驱赶了“低端人口”之后生活和工作发生种种不便，其中包括许多工作岗位没有人填补、众多的小贩被驱赶导致物价上涨之际，共青团中央发布新的下乡运动的号令，使公众议论纷纷，困惑不安。 共青团一度被中共定性为高层领导人后备队培训组织，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先前长期担任共青团领导人。胡锦涛以及他提携的人在中国一度被称为团派，被认为是中共党内影响力最大的群体之一。但自从他取代胡锦涛成为中共新领导人以来，习近平对共青团中央发出了严厉的批评和训斥，用“形同虚设”、“空喊口号”、“高位截瘫”之类的言辞形容团中央，并抨击团中央“说科技说不上，说文艺说不通，说工作说不来，说生活说不对路，说来说去就是那几句官话、老话、套话，同广大青年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爱好,…。” 由于中国的政治不透明，外界一直在猜测习近平使用的“高位截瘫”究竟是在骂他的前任胡锦涛及其团派，還是另有所指，他的所指又是誰。 鉴于共青团跟习近平有这种微妙的关系，共青团中央发出令中国公众惊讶的三年内动员一千万以上青年下乡的计划之后，许多人便自然怀疑这是否又是习近平所说的这个高位截瘫的中共下属组织又在自行其是空喊口号。 已故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认为，以他对中共内部运作的了解来判断，共青团发出这样的宏伟计划，显然不可能是它自行其是。 鲍彤說，“我想这不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决定，团中央没有权力做这样的决定。我想这应该是（中共）党中央的决定。这不是团中央的决定，也不是农业部的决定，我想这是党中央的决定。这么大的一个动作，没有党中央的决心，没有党中央的指示，团中央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一个重大决定。农业部也不可能做出这么一个重大的决定。” 在共青团中央发布要在未来三年内安排1000万以上的青年下乡的文件引发中国公众的噩梦般的回忆和担忧以及强烈的抨击之后，团中央发布通过社交媒体新浪微博发布了一则语焉不详的声明试图辟谣，称“‘三下乡’是专有名词，指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另外，1000万人次也不等于1000万青年。” 共青团中央旗下的《中国青年报》则抱怨团中央宣布的好事被“标题党”给弄坏了。 然而，在共青团中央先前所控制的宣传明确宣布“2022年前，安排1000万以上青年下乡”；“动员1万名学生党员、团员下乡兼职基层干部。”共青团中央在有关的辟谣声明中没有说这样的官方宣传內容是否也是标题党。 一度长期在中共高层工作的鲍彤说，中国共青团中央提出的这种计划，跟大约10多年前中共中央组织部提出的要派遣听从中共指令的大学生到农村去当村官的说法如出一辙，是公然违反中国的宪法，反映出中共要继续扩大权力，把权力扩大到社会的最基层。 鲍彤說，“这个问题就麻烦了。为什么？因为这违反宪法。官是什么？官就是政府，是政府干部啊。中国的基层政府是什么呢？是乡。至少当时是这样。村里是没有政府的。没有政府，你凭什么分配政府的人去呢？中央组织部要把大学生分配去当村官，这就是说村干部不能由老百姓选举了，必须是有中央组织部派去的大学生去当官，来治国理政，指导农民。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这就是村变成了政权了。这就违反宪法了。你派去的人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政府？还是代表老百姓？代表老百姓，还要你中央组织部分配人来吗？但是，要说代表政府，可村里并没有政府。村应该是自治的，村长是要村民选举的。一个大学生来，我为什么要选他当村长？他一天都没在我村里呆过，我知道他能当村长吗？” 多年研究中国法律和宪政问题的学者陈永苗认为，派遣大学生中共党员和团员下乡当基层干部虽然会有法律和宪法问题，但对在中国掌控一切的中共当局来说，这都不是问题，充其量是很容易解决的小问题。 陈永苗說，“他到时候可以通过（中共）党的组织机构通过选举的方式动员村民投票选中共的人。这不会成什么问题的。中国从1949年以来一直都是这样。你说他没有选举，他是有选举的。但是，他的选举都是在党的控制之下，在组织的控制之下。” 一些批评者和历史学者认为，自1949年在中国大陆武装夺取政权以来，中共当局通过其党组织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控制是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主要特色。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就是其表现之一。中国农民变成农奴，把他们固定在一村一地，不准他们外出谋生路，甚至不准他们外出逃荒，只能饿死在村里，然后再把城市居民和所谓的知识青年也打发到农村去做农民。中共当局虽然宣传说下乡光荣，但中共党内有权有势的人都不会让自己的子女去获得那样的光荣。 中共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也承认，对社会、尤其是对经济琐碎细微到极点的控制，连农民养几只鸡，种几棵菜都要控制，导致中国人长期贫穷。许多地方的农民辛苦一年还挣不到口粮，要好几个人分享一条裤子，几十斤甚至十几斤粮票就可以换一个可以干活可以生娃的姑娘；城市青年除了被驱赶到乡下去之外别无生路。

中国近年大幅提高打压宗教力道，强拆佛教寺庙，僧侣也遭驱逐，落得无家可归，甚至走上寻短一途。 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寒冬》杂志今天刊文指出，光是中国湖北阳新县就有100多个庙宇被查封，其中灵感寺的三宝殿是由1位庙主花了10万人民币（约台币46万元）所建，去年才刚还清建庙的钱，就遭到当局以无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为由查封，禁止香客上香和做法事，断了庙主及两名老僧的金源，无法维持基本生活。 该庙主为求尽速解封，多次询问宗教局办证进度，却遭当局一再推讬。后来庙主由于压力过大，突发高血压住院，医疗费5千多人民币（约台币2万3千多元）根本负担不起，因此决定买毒药寻短，这才让宗教局允许解封该庙，不过仍不准其做法事、烧高香。庙主嘆，只能靠香客施捨的钱“过一天是一天。“ 另一白马庙的七旬住持则因为反对拆庙，与当局官员理论，要求政府赔偿装修庙宇的钱。他却遭回“没有什么赔钱不赔钱的，拆！“白马庙也被夷为平地，令该住持沉痛表示“自己打算在庙里度过晚年，这一瞬间庙宇就变成废墟，这以后该去哪儿落脚呀？“ 中国官员、警察蛮横强拆佛寺并查封僧舍等事件层出不穷，他们甚至要求遭驱逐的住持不许穿僧袍出门，让僧侣在寒冬时节身穿单衣，裹薄棉被，睡在简陋的偏房里。   來源﹕ 自由時報

八九民运导火线是人民对中共清官胡耀邦逝世的锥心悼念，但真正火药库却是一党专政权钱勾结下的民怨怒火。中共红二代以权谋私倒卖物资是为「官倒」。 八九学子提出政治改革，要求推出《阳光法案》，将领导人私产大白于天下，杜绝中共权钱勾结的黑路。六四枪声扼杀中国和平转型的机会，红二代现在不搞官倒，但一样用权力垄断中国经济，是为中共权贵资本主义。 《苹果》特约记者蒋真前赴巴黎，专访八九时北京最大民营企业家万润南。因支持民运力挺学生被迫流亡海外三十年的万润南不悔也不疚，肯定八九学生反官倒、反腐败、反红色家族肆意敛财的诉求，炮轰中共是门阀政治，狠批习近平选择性反腐。 后独裁政治下人民怒火看似熄灭，但72岁的万老预言，和平的政改已经没有可能。 巴黎下了一场很彻底的春雨后，阳光明媚。身着夹克、头发剪得很短的万润南含笑出现在他的别墅门前，面色红润，一点看不出有严重到「医生禁止乘坐飞机」的心脏问题。拾级而上的台阶一侧，如梯田般种满了一些花草蔬菜。「现在我每天就是养花种草。这个比较小，后面有一个花园，还刚养了两只鸡」，万先生指着房子的背面，看上去心满意足。 进入客厅，万开始动手整理茶几上的一些东西，「有点乱，李玉昨天刚从国内回来」。李玉是万的太太，几日前回国奔丧。万所牵挂的母亲三年前去世时，他被北京剥夺了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机会。在人道主义上，万所出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他所生活养老的资本主义法国，是天地之别。 「30年了，他们还是不让我回去」，他很平静地说出这句话。若是万愿意表示内疚，在中共通缉名单上的他依然可以回去。「我说，杀人的不内疚，反对杀人的要内疚。这道理怎么讲？」万坦言，到了他这个岁数，已经不想说违心的话了。 「中国的政治实际上就是一个『门阀政治』，而这一官场陋规，到今天为止的中国改革，始终没有脱离权贵的天下。」 30年前的6月8日，即天安门大屠杀的四天之后，时任中国最令人瞩目的私营企业–四通公司董事长的万润南从深圳蛇口乘船进入香港。北京政府密锣紧鼓追捕六四学生运动重要人物的最疯狂时刻，多个匿名来电警告他随时有危险，要他尽快离开。「很可能就是被要求抓捕我的人。我觉得这些人是出于良知，或不希望在自己手来做这个事情」。万润南不会忘记1989年6月6日。这一天，他从北京乘机前往广州。「机场工作人员看到我的机票，马上就议论，但还是让我走。可见他们已经知情」。出于对帮助他的工作人员的安全顾虑，过去的30年中，他没有公开提起。 这个使万润南的生活轨迹完全改道的事件，北京政府以「反革命动乱」来定性，而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这是政权的屠杀和镇压。30年后，万润南并不认同外界给与他的八九运动「指挥部」、「参谋部」称号，「连后勤部都不是」。万润南说当时北京的所有企业都支持学生，没有例外。「我们做得非常有分寸，只是在人道上的医药、水、食品，给学生一些支持。因为四通是通讯设备的，所以广场上的一些广播设备也是我们支持的」。 万润南和四通的同事们，尤其是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负责人曹思源，主要做了两件事：劝说学生离开广场；建议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他在5月23日起草的《倡议书》上写道：取消戒严，军队回去，学生撤离，恢复秩序。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希望学生就此撤离。万润南的《倡议书》被禁止刊发，他说「是（总理）李鹏不让发！因为学生走了，他就没有镇压的理由了。李鹏就是希望将这件事闹大到让（总书记）赵紫阳无法收拾」。6月3日，曹思源在北京自家门口被秘密绑架。这意味着万润南所有的「灭火」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除了当局应该负最主要责任的同时，万也感受到八九运动如其他群众运动一样，学生们「被某种激进的情绪所控制」。「如果当时不这么采取激进的办法」，或许这是30年以来萦绕在万润南脑子的一个问题。「当时，赵紫阳及阎明复（统战部部长）和学生直接对话，几乎是留着眼泪说：你们要给改革派一些时间」。 反对学生中的激进情绪，但万润南坚定认为他们的诉求没有错。「反腐、要政治改革，这些都是非常理性的诉求，学生的立场是拥护共产党，反官倒，反腐败」。当年站到广场上的运动参与者，没有任何人可以预料到，他们包含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媒体自由在内的一系列诉求，在三十年后，没有任何一项在中国内地落实。 在社会一片打官倒的呼声中，权贵子弟云集的康华发展总公司终究在邓小平一句「先从我们家开刀」中崩塌。这家被视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官倒企业，是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之子邓朴方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义出资，于1984年9月成立的，邓朴方自任董事长。而八九民运最重要的一项诉求，即是针对「红色家族」肆意敛财的反官倒。 在反官倒问题上，万认为「学生反对是有道理的，权力和资本结合，一定是最坏的结果」。一些政治人物组成了康华的领导班子：董事长唐克是原石油工业部部长，原煤炭部部长高扬文任职副董事长。时任北京常务副市长的韩伯平出任总裁。「大康华实际上就是一个超级部委，各个部委的很多职能它都具备」。万说，以邓家为首的大康华，也试图将四通公司纳入旗下，但遭万婉拒。他向唐克解释国企和民营企业的不同后说，「你们共产党也应该是泥饭碗，你们做得好就继续领导，搞得不好，就下台。这样才能搞得好」。 这场震动一时的反官倒运动，也同样未能够进行到底。相反，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红二代」和中央领导人家族利用特权和政策优势致富的报道，经《纽约时报》这样的全球影响力媒体而「享誉全球」。 从万润南的观察来看，中国的政治实际上就是一个「门阀政治」。「几个大家族，李鹏家出个谁，邓家出个谁，陈云家出个谁。而且每位退位的时候有所谓的推荐权」，而这一官场陋规，在民间也一度以父母退休、孩子顶替接班的形式存在。到今天为止的中国改革，始终没有脱离权贵的天下。「1911年辛亥革命，把封建帝王，帝王专政，一家一姓的家天下改了。但并没有变成民天下，而是变成党天下。到现在100多年了，还是没有走出，不断回潮」。 「邓除了八九镇压之外，其他都很好」，万润南对邓小平的评价泾渭分明，也是他的「开枪」导致了「中国社会三十年来的每况愈下」。这是因为，「八九这么一个重要的节点上，他采取扼杀的态度，实际上就是扼杀了中国良性的和平转型机会」。 1989年8月22日的《华尔街日报》，万曾做出「六年内，李鹏政府将垮台」极其大胆的预言。但事与愿违，北京政权在经历西方封锁期后，经济上得到举世瞩目发展。万认为，「中国与世界接轨，接受了经济上的普世价值。但在政治上，北京与世界格格不入」。

全球六四30周年纪念反思活动揭开序幕。海外民运人士昨发表「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宣言」，狠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袁世凯，指出儒家思想有仁政却缺乏法治，成为习近平图谋称帝的文化根源，要求清除儒家思想的杂质，呼吁立即在中国彻查六四屠城真相，以重建正义，建立法治、伦理，让正义的阳光照耀中国大地。 该篇全长逾7,000字的宣言，由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祺撰写，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发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法学博士李进进等联署发起，寻求从文化层面反思八九民运。 宣言指出，八九民运不是暴乱，不是动乱，六四镇压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认为随着六四屠城踏进30周年纪念，在中国大地上调查六四屠杀真相刻不容缓：「在中国大地上调查『六四』屠杀真相，就是让正义的阳光照耀中国大地。」 宣言指出，第一次新文化运动发生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直接有关。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则源起去年3月习近平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反映习图谋步袁世凯后尘，在2022年将其皇帝梦做到底。宣言认为，第二次新文化运动与第一次一样，是为了探讨帝制复辟现象在中国文化中的根源，认为儒家思想存在糟粕杂质；只有剔除糟粕，发扬儒家文明的精华，中华文明才能真正复兴。 去儒家糟粕　追求法治 宣言认为，儒家糟粕有三：一是在提倡仁义、道德时，没有权力限制、权利保障观念；二是在提倡德治、仁政时，缺乏法治、宪政观念；三是看不到国际关系与人际关系的区别，用儒家「家天下」思想处理国际关系。 身为前「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的严家祺昨在美国纽约出席八九民运30周年研讨会时表示，六四屠杀虽保住中共政权，但共产主义已被中国人民唾弃，儒家又再复兴，弥漫着皇权崇拜。他指出，历史正在重演，100年前袁世凯称帝，100年后习近平亦欲称帝。袁世凯称帝后，社会爆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高举民主及科学。 严家祺认为，随着大批学者反对习近平称帝，包括现时仍然失踪的泼墨女孩董瑶琼等，标志着100年后新文化运动展开，中国亦将迎来民主。他认为，今时今日不能打倒孔家店，但必须扫除儒家的糟粕，如提出权力限制及法治等，中国才会有希望。   来源：苹果日报  

党校退休教师子肃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周一（15日）在成都中院宣判，获刑4年并剥夺政治权利3年，子肃的亲属指出，国安早前威逼利诱要求更换律师，亲属即使被迫妥协，也未能令子肃获释。 成都市中院周一（15日）就云南省委党校原教师子肃，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进行一审宣判，子肃被判4年徒刑。 子肃的姐姐扶仁向本台透露，去年12月初一审秘密开庭后，一直拖到现在才宣判。此前四川国安的高层还专门约见家属，称如果不换掉冉彤和李贵生律师，就可能判10年。如果换成他们选定的律师，就可以轻判。但判决显示，他们的承诺只是空话。 扶仁说：今天上午判决，去年12月7号开庭，一直拖到今天才宣判，判的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他们上次应该是一个局长还是副局长和我见面？他当时给我们提的要求，就是要求换律师嘛，然后我们就换了，换了以后，当时我就提出来，我说你就判他3年我都要上诉，后来他就跟我说的是只要他不翻案，刑期没有那么长嘛。但是他说话不算话，我今天跟国安的那个处长打了一个电话，他讲，他告诉他们领导。 扶仁还指出，新换的两个律师，被指是和法院挂钩的律师。但即便是在已经宣判后，这两个官派律师连判决书都不准给亲属，称只能到律师事务所办公室看，但不得复印和拍照。该官派律师还称，因为子肃的案件敏感，其判决结果来自北京高层。 扶仁说：换的这两个律师是成都市法院挂钩的律师，一个姓周，一个姓陈。我刚才还给律师打电话，我要今天的判决书，他们说的是，他们有纪律，因为这个是敏感问题，只能到他们办公室去看，不能够拍照，不能传给我。听律师说，这个事情不是成都中院和省高院能决定的，应该是更高层。 子肃的姐姐还透露，在宣判后，子肃曾当庭表示不上诉。此后她见了子肃，告知了此前和国安高层的谈话，并希望他上诉。子肃同意上诉。而法院方面发现他们的谈话内容之后，很快制止了他们交谈，整个会面大约只有4分钟。 据透露，在被关押了2年后，子肃有点发福，但其反应能力变得迟缓，听力下降。 知情人士黄先生亦透露，四川省国安曾向子肃的大姐许诺，如果达成妥协，会对子肃判缓刑，并可能在5月份获释，但现在证明国安只是欺骗。 黄先生说：今天上午判的，就是4年，还是颠覆罪。我上次去了成都，国安的是说会放出来，给他缓刑。我们开始都认为，可能像四君子一样，可能就判个缓刑吧，但现在判的是实刑。他们等于骗了大姐。 成都市中级法院拒绝接受本台采访，市国安局也没有接听电话。 原籍四川、现年64岁的子肃，曾在云南省委党校任职经济学教师，并曾挂职任副县长，因其自由化倾向一直遭受打压，并于2015年被迫提前退休。 2016年10月，国安指控他建立的组织颠覆政权，被捕一个月后获准取保。前年4月，子肃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发表公开信，呼吁党内公开选举总书记，并个人推举胡耀邦的长子担任党的总书记，但此后迅速遭成都国安抓捕，一直羁押在四川国安局看守所。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近来传出中国公安对“翻墙”的取缔日渐严格，中国许多透过网络代理服务器（VPN）浏览国外网站的网友，只要被公安查到手机内装有“翻墙”程式，均会遭到行政处罚。 中国大陆“翻墙”人数已超过数千万人，推特（Twitter）于2016年7月透露，该网站在大陆境内拥有约千万名活跃用户。美国科技媒体TechCrunch估计，至今大陆境内拥有3500万以上活跃用户。 不过，自重庆黄姓网友2个月前因浏览国外网站受罚后，3月27日又传出四川蓬溪的庞姓网友遭盗公安处罚，原因是他在手机上安装了“无界一点通”翻墙APP。 根据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庞姓网友于25日遭公安查出手机装有“翻墙”APP，并对浏览国外网站“认罪”，根据中国法规，给予警告。 中国法律规定，违法者将给予警告或处人民币1万5千人民币以下罚款。 自去年10月以来，中国大陆网管将“言论审查”范围延伸至国外，在国外社群网站上发言的民众，将会面临网管“盗帐号”删除推文，或强制民众删除批评政府的言论。   来源：自由时报

尽管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许章润遭到打压事件保持沉默，但有些学者公开表态，反对当局整肃他。这些声音也受到当局压制。 中国独立学者荣剑在推特上发表照片，推文是“昨晚，许先生的后援团。”其中有些知名学者，包括笔者采访过的人。 博讯网等海外媒体转载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的文章，文章开头说：“最近心情沉郁而又愤懑。先是得知本院的一位同事，因之前发表的公共性言论而遭停课处理；之后，又得知本校的一名学生，向校纪委举报思修课老师的上课内容与相应言论。两则消息虽未得到官方的证实，但从各个渠道的反应来看，应该不是无中生有。” 这里说的“因之前发表的公共性言论而遭停课处理”的人，就是许章润。 劳东燕博士的文章结尾说：“对于相关部门与学校因公共性言论而处分教师的做法，我完全不能认同。任何时候，用权力压制公共性言论的做法，都不可能具有基本的正当性。如果认为他的观点有问题或是不够正确，请使用说服、论证或者反驳的方式。 ” 此前，研究政治思想的民间学者荣剑曾表示，许章润在清华受压……清华数千个教授居然无动于衷！目前只有郭于华、楚树龙老师公开出来表达对许先生的声援和对告密学生的谴责，必须向这两位教授致敬。 关于“沉默的大多数”，劳东燕教授写道： “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明哲保身。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说的都是相同的道理。这样的生活哲学能够大行其道，在很大程度上，大概是被险恶的环境逼出来的。每个人都想要保全自己，这个完全能够理解。 “我也曾经认为，在暴虐横行时，沉默是坚守的底线。然而，目睹这几年的状况，我开始意识到，沉默的底线终究还是太低了一些。说到底，沉默代表的根本不是中立，而是顺从。而顺从是没有底线的。它意味着，在对方的步步紧逼之下，己方是在步步后退。” 但另一方面，中国有关当局封锁那些支持许章润的声音。根据中国新闻界名人高瑜的说法，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告知朋友们：“章老师（章詒和）、许老师（許章潤）和我的名字被封禁，微信上只要出现全名就根本发不出去，中间加杠都不行。同时我的微博被禁言，百度搜索全面封杀，微信公众号也发不出任何文章。 ” 不过笔者在美国“百度一下”“郭于华”，看到一些结果，其中有些就是关于她的。 郭于华曾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哪有学者不表达？》 声援许章润。这个标题是仿照许章润的文章标题《哪有先生不说话？》。 文化学者章詒和曾为许章润说话：“我们每个人都勇敢站出来的话，清华校方不可以肆意妄为吧！”作家章詒和几年前由于他的著作被禁而成为新闻人物。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批评清华当局的层层加码的做法说：“中国的事情往往是，上面定个调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下面执行时很可能会过火，因为怕执行力度不够，自己要担责任，所以这种心理往往会出问题。”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鸿钧表示：“我的同事被无端停职停课，或仅仅因为他的言论，于法无据，并使所有的教师都处于恐怖中。在法治国家，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也是一项基本人权。我以一位教师名义，抗议校方的做法。” 2018年7月，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在日本发表《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批评中国当政者，称2017年以来中国政治与社会倒退，提出警惕“极权回归”、制止“个人崇拜”、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实施官员财产公示的阳光法案、以及平反“六四”等八项建议。 今年3月传出消息，许章润被校方停课停职接受调查。

据《澳大利亚人》和澳广等媒体报道，遭中国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捕的澳大利亚籍作家、亲民主人士杨恒均，目前被单独关在无窗、24小时亮灯的房间，时刻受到监视。而他的好友、澳大利亚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教授透露，杨恒均身体出现以前从未有的状况，当局给他服用不明药物。 报道表示，今年1月19日被捕的杨恒均，目前处于被“监视居住”状态，这种监禁方式可以6个月不让律师或家人探视。而律师提出的保外就医申请也遭到拒绝。他的家人和朋友质疑当局在关押和审问过程中有意不让他睡觉。 报道还表示，澳大利亚驻京使馆的领事3月26日获准第3次探视杨恒均半个小时，期间一直有国安人员监控。 报道表示，当局给他服用“心脏病药物”。冯崇义称，熟悉他的人从未听说过洋恒均有心脏和消化问题。保外就医申请只提到他的痛风问题。 报道表示，尽管杨恒均的家人和支持者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做出更多努力争取他获释，但澳大利亚至今非常低调，不愿公开呼吁中国立即释放杨恒均。澳大利亚政府相信，由于中国的国家安全部介入，案件将非常复杂，所以在舆论方面非常谨慎，希望通过低调外交解决。此举遇到一些批评人士的不满。   來源﹕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