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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君子”黄文勋刑满出狱 女友被迫写保证书

5月13日,广东维权人士黄文勋在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期满出狱后,下落不明。黄文勋的女友当天也受到当地派出所传唤,要求书面保证黄文勋远离维权活动。 黄文勋刑满前夕,女友张爱嘉远道从湖北来到惠州市博罗县迎接他。由于之前有消息说,黄文勋会由惠州市国保人员直接从武汉洪山监狱接回家,5月13日他出狱当天,张爱嘉一直在男友家等候。但到了下午,张爱嘉被公安口头传唤到柏塘派出所接受笔录,并要求她签署保证书,承诺黄文勋将来远离维权活动。 张爱嘉:就很严肃的跟我讲,5月14日一定要离开。要我先离开,写封信在他家里,叫他不要再搞政治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正常交往。就是说,要我监督他不要去搞政治,然后我们恋爱结婚都可以。 张爱嘉拒绝要求后,还被公安警察强制采血。 张爱嘉:做完笔录还要采血,双手的指纹,每根手指的指纹全部要采一遍,就像犯人收集信息,很凶的要我配合他们。 2013年,黄文勋因为展开“光明中国行”在湖北赤壁被捕,有“赤壁君子”之称;2016年,他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判刑5年。张爱嘉期望,男友能改变追求理想的方式。 张爱嘉:他的这种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毋庸置疑的。但是现在我作为他的朋友,希望他能换一种方式,先把自己身体调养好,动不动就被抓进去,这样没多大意义。 记者周一致电柏塘派出所查询,负责案件的公安这样回应。 柏塘派出所:我不知道情况的。你问我没用的,我不知道这些东西的。 与黄文勋联合发起“光明中国行”而共享“赤壁君子”称号的袁小华谴责当局,为钳制维权活动无所不用其极。 袁小华:感觉是新的迹象,维稳方法和手段更精密化。就是说,它要预先防范维稳对象,对他们认为是消极的东西,对每个人和身边的朋友,让他感觉到无助、绝望。既然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像爱嘉本身是合法公民,对她提出这样的要求,简直是匪夷所思。 來源:自由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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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组织批新疆官员强制入住到穆斯林家庭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组织批评说,新疆地区从今年开始大规模实行所谓的干部定期“住户”工作,让政府官员强制住到穆斯林的家里。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发布的新闻稿说,中国从2016年开始发动“结对认亲”运动,命令约有11万官员负责对南疆突厥语系穆斯林居民进行每两个月一次的走访活动,这一运动的规模在近几个月急剧扩大。从今年初开始,新疆当局要求多达上百万的干部至少每两个月要到结亲户家中住五天。 人权观察批评说,这一所谓的“结亲”运动实为政府加强“严打”运动的一环。受访家庭必须让干部了解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生活习惯到宗教信仰等等无所不包,并接受“习近平思想”等政治灌输。 中国政府近年来明显加强了在新疆地区的高压统治,一些广为诟病的作法包括要求上交护照,收集DNA和声纹样本,例行检查智能手机内容等等。 來源: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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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思聪:我为什么逃出中国

按:笔者在文革中“湖南揪黑线战团霜晨月编辑部”一九六八年一月编辑的《霜晨月》第一期上看到了被用作反面教材的马思聪逃亡到美国后发表的《我为什么逃出中国》一文,阅读之后深深地为这位音乐家在文革中的遭遇感到悲伤,文中详细地讲述了文革初期中国的乱象和他的遭遇,虽然,马思聪本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在现在来看并不是最悲惨的,至少他没有被自己的学生打死或者不堪忍受而自杀,即使如此,通过此文也已经完全能够感受到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以及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惶恐心理。本以为这样一篇文章会早已有全文在内地流行,但可惜在网络上查询了一下,没有找到相应的原始文本,有的只是对他这篇文章的介绍和他出逃的过程的描述。笔者抽空将此文录了下来,以供大家阅读。另说明一下,《霜晨月》上所刊登的翻译的文本是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苏联《文学报》的俄译本翻译的,因此此文可能与马思聪的原文有些出入,特别是里面的人名、职务名称等与我们了解的有所不同。同时,《霜晨月》也是转载而来的,在转载和印刷过程中也可能有错误。不过笔者认为,这些不同或错误并不影响整篇文章的真实性。 我为什么逃出中国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 我是音乐家。我很珍视安宁与和平,以及利于工作的环境。况且我是中国人,并热爱和尊重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这是一场悲剧。和它比较起来,我个人所遭遇的一切不愉快都显得微不足道。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这个运动的残酷、横暴、恐怖、盲目和疯狂是超过十七年来所发生的一切的,而实际也是史无前例的。它导致中国知识分子被消灭。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多年来在终于起显著作用的不论是党内还是党外的人民(即使并非一直掌握)——去年夏天和秋天所发生的事件令我灰心丧气,并且迫使我和我的家人成为逃亡者,成为在国内漂泊无依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遭遇在某些程度上和一般人有所不同,那只是因为我成功逃出了中国,而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怎样开始的 我记得这是一个五月的星期天,这一天我第一次听说到“文化大革命”。我的一个学生到我家来,没带小提琴,并且说他不能再到我这儿来学习了。由于“文化大革命”他因“资产阶级”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受到了批评。他不敢再学小提琴了。 前几个月已经显示出正在开展一场什么新的运动。最近对电影、对某些历史学家的攻击加剧了,谴责他们“借古喻今”,每天晚上,广播里除了没完没了地反复叙述如此类的这个那个“罪犯”(这些罪犯中的许多人后来都自杀了),实际上其他的广播就一无所有了。然而老实说,我并没有感到可怕。当时一个来访问我的朋友说:“你没有写过什么文章,没有说过什么不正确的话,你毫无担心的理由。”我唯一的罪行就是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主席(原文如此——译者注),在拿薪金,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在那里工作。 一九五四年起,事情已非常清楚,我这个学校领导人不过纯粹是个挂名角色,于是我就尽可能摆脱了学院一切事务。学院的一切权力实际上都属于学院的副主席,我还给几个学生教小提琴。其中包括我的儿子胡龙(译音:即马如龙),并且有的时候在北京和中国的其他地区开音乐会。一九六三年以后,欧洲音乐完全被禁止了,我对于这个新的运动将如何进行毫无所知,而且别的任何人也完全不能设想什么在等待着我们。局势是紧张的,但是在过去也曾经有过比着还要紧张的时候,比如一九五二年。我对于这已经习惯了,不得不习惯了。但是六月份初,我被通知说音乐学院贴了攻击我的大字报。 一个朋友说,对我说来最正确的办法是在事件进一步发展之前先作自我批评。我的妻子和女儿雪莉亚(译音:马瑞雪)表示同意。我感到犹豫,除了我不喜欢之外,我没有什么好招认的。最后我的女儿以我的名义写了一张声明,声明里说我很高兴地支持“文化大革命”,虽然我并没有具体承认任何罪行,但是我仍然表示愿意改造。我们买了三张黄纸,用大字报的形式写了这张声明,并且给它加了一个“我的决心”的标题。于是我把这张声明送到学院去。 频频更选和无政府状态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红卫兵,但是那些自称的“革命师生”已经开始给学校工作造成混乱。一个名叫赵沨的人,是音乐学院的副主席,过去他实际上是音乐学院的主宰者,但是我把大字报拿去的时候,赵沨不许我挂它。我怀疑他恐怕是有意用我去做幌子,好转移反对他的批评,但是不管他的计划如何,也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第二天他就被停职了,并且自己遭到大字报猛烈攻击,一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姓王的军官来代替他。然而过了一天,王也失宠了——他由于企图召警察来制止“革命学生”两派之间的冲突而犯了错误。 当我准备回家的时候,一个附中的学生要求我跟他一起到他们的学校去。在那里,我被一群狂暴的少年包围了,他们开始对我写的一部音乐作品大喊大叫。这是一首为了纪念一个英勇的区党委书记焦裕禄而写的悲歌。这位书记为了捍卫自己的农村选民的利益而牺牲了,他永远是党的工作者的模范。我不是为了写这类作品,为的是避免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虽然当时我还是确实是对奉献这首悲歌怀着敬佩的。但是少年们狂叫道:“你为什么写这么悲伤的音乐?你不配是焦裕禄的拥护者!”然后他们让我带了一卷大字报回去,要我挂起来读。我把这些大字报塞进了储藏室。 过了几天,从学校里打来了电话要我去。在学校里,我立即陷入了几百人的破口谩骂、狂吼乱叫的大学生的包围之中。“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在每一个口号就有人吼叫:“毛泽东万岁!”一个小伙子喊;“马思聪万岁!”但这是喊错了,而所有的人都向他猛扑过去。有一个人用书包砸我,但是没有人打。我除了站立不动,别无他法。这一切我觉得完全是不真实的,可笑的。 我们被改造 这件事以后不久,我们十七个人就被叫到学校,并且接到通知要派我们去“受训”,这里面有几个教授和音乐学院的行政人员,其中包括学院的副主席赵沨,他的样子好像是有几夜没有睡觉了。 这些人里面好多人是党员。我们被送到社会主义学院,那个地方以前是共产党的干部马列主义学习的地方,后来这所学校变成了知识分子和著名的文化人士设置的集中营。 在那里你可以碰到各种各样的人——画家、演员、音乐家、电影导演、作家、文化工作者,美术学院、电影学院和其他学院的教师和教授。我们总共有五百人,我和国内最著名的一个小提琴家住在一个房间里。 我在这个地方度过了五十天——从六月中到八月初,那里是枯燥无味的,令人厌倦的。但是没有人严厉地对待我们。我们被分成小队,在军官们的监督下阅读各种文件,进行讨论,而在空闲的时间,就给自己或互相写大字报,而且还给“党内当权派”写大字报。 有一回我听到一个非常的新闻,中央宣传部拥有无限权力的副部长周扬垮台了。多年以来,他一直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在多次的整肃中,他都起主要作用。给各个文化领域的指示,比如说规定哪些外国音乐作品中中国可以演奏,都是从那儿来的。如果不算一九六二年那个很短的时期,德彪西和拉威尔以及二十世纪大多数作品都是被禁止的。在一九六三年全部欧洲音乐统统被禁止以前,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等古典作曲家的作品还可以演奏。 周扬曾经被描绘成为毛泽东思想的表达者,而现在一位取代他的副部长却向我们声称“周扬本人的思想是臭不可闻的、胡说八道的和难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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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文摘:马克思维稳 奥威尔升级

有评论认为,马克思本论“阶级斗争”在中国变成对体制有异见者的斗争;中共的奥威尔式管控已经威胁国际社会普世价值与自由贸易精神。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共高规格地搞庆祝活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圣人党国:禁止造反的马克思主义 》,作者罗永生说,马克思本论“国家消亡“,今天党国论却以发展马克思之名安放在他头上。马克思本论“阶级斗争“,但经过一场理论大手术之后,阶级斗争变成对体制有异见者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本为一种“革命“理论,又已变质为一套永续政权的执政理论。 文章说,早一段时间,几名北大“毛左青年“只是因为围读马克思、毛泽东的书,并以此为据批判现状,当局就大为紧张,加以拘押。可见,如果中共公然抛弃马克思,名副其实地把共产党改名,鼓吹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就立即会成为造反者的利器。说到底这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要维持党国权贵资本主义体制,首先就要保证它自身能按自己定义、按自己标准来制造出“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这也是一种“把反对者消灭于萌芽状态“的手段。   奥威尔式社会信用体系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多一份自由的保障》,作者吴介声说,近期美国白宫以精简传神的名词“Orwellian nonsense”即“奥威尔式胡扯“直斥中共对台湾长期的霸凌,此事件值得警惕的是,中共持续对国际企业组织施加如同“社会信用体系“的管控模式,挟其庞大的市场优势、军力威胁与科技发展,未来将会变本加厉。 文章说,长期关注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德国乌兹堡大学教授Björn Alpermann研究发现此系统在中国许多城市试行两年,民众觉得事不关己、欠缺反对意识。对照如今,此系统以及中共式政治正确已经威胁国际社会普世价值与自由贸易精神,台湾等多数相关国家与组织是否同样冷漠以对、事不关己? 香港教育生态在扭曲 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当苏格拉底遇上中国因素》,作者张秀贤说,香港历史教科书的评审小组,要求把中国于九七年“收回香港“改成“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共一党专政“也被视为不当概念……,种种事件让大家担心,教育再度成为政治斗争战场。 文章说,北京政府固然对香港的教育政策方针有所“指示“,中国因素影响难以避免。可是在历史书评审问题上,评审小组连一直被中方官员所用的“收回香港“一词都形容为概念不当,令人质疑是否有人过分揣摩上意,而令历史书面临修改用词的压力。最终,中国因素再加上内部的拍马屁、宁左勿右文化,扭曲香港整个教育生态。 “我也是“运动在中国意外成功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在中国说出“我也是“的代价》,作者李佳佳说,在中国,与性骚扰和性剥削进行斗争从来都可能带来非常切实的危险。因为它意味着要进行组织,以及参加一直在打压公民团体的中国政府不喜欢的其他活动。而且,它实际上是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拥有权力的人是否经常欺压没有权力的人—在这个腐败横行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文章说,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学生似乎很安静。随着经济的腾飞,这个国家的很多人,包括学生在内,都信奉一种新的利己主义:埋头赚钱。更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学生接受了极端民族主义、支持专制的观点,对公民自由和权力制衡漠不关心。但中国渐渐抬头的“我也是“运动在不断取得出人意料的结果:被指控强奸、后来到南京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任教的教授沉阳被开除了。学术界的其他一些人也因为类似的指控而丢掉了工作。这场运动能蔓延到校园之外吗?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之下,这很难讲。但这不会是学生第一次发起反抗。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來源:轉自德國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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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技术基金:“净网卫士”毫无安全可言

隶属于自由亚洲电台的“开放技术基金”近日发表的一篇博文表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政府,强制要求当地居民在手机上安装的软件“净网卫士”进行自查,并形容这一技术“可轻易地推广至整个中国或其他专制环境。” 这篇名为《手机程序针对维吾尔人群进行内容审查 缺乏基本安全措施》的博文说,作为大规模监控手段之一,这款手机应用程序可以搜索“非法”图片,阻止安装其他应用程序以及将手机相关的详细信息发送到政府服务器。 文章还说,“开放技术基金”连同第三方研究人员对“净网卫士”进行调查时发现,这款被强迫安装在用户手机的程序,以压制在中国的少数名族为目的。例如,通过用户及设备的标识信息,识别以及跟踪任何移动设备及其内容;扫描设备外部存储的文件,记录文件信息并将其与服务器发来的散列值列表进行对比,从而发现“危险”内容;寻找音频、视频、图片和 html等文件,将所有文件名及相应的散列值发送至服务器等。 另外,个人设备至接收服务器的数据传输由 HTTP 明文发送,而且程序更新不会通过授权认证。 “开放技术基金”发言人在回覆本台记者电子邮件查询时表示,鉴于有关“净网卫士”功能的公开信息有限,开放技术基金红队实验室希望能调查该应用程序可能会给用户带来什么样的危险。 这位发言人还说,“净网卫士”会把用户的详细资料,还有手机存放的文件等敏感信息传送到一个不受保护的未知服务器,加上各种在新疆实施的监控和审查措施,中国政府拥有空前的监督和压制宗教少数群体的能力。 据了解,开放科技基金会是自由亚洲电台推出的一个支持网络自由项目的公共资助计划,目的是开发支持人权以及促进开放社会的科技以及推广广泛及安全的全球通讯联网。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一篇报道指出,新疆当局加强了对整个地区的监视措施,其中包括建立高科技一体化平台,大规模搜集居民个人资料,利用大数据科技监控人们的一举一动。 人权观察预计,自2016年4月左右起,已有数万名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被投入到“政治教育中心”。 來源:自由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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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届满十周年 国定“感恩日”遭抨击

汶川大地震已经过了十年,孩子们的父母仍然没有得到回应或道歉。而在十周年前夕,中国官方将地震发生日定为“感恩日” ,引发网民抨击。 汶川大地震5月12日即将迈向十周年。中国官方将地震发生日确立为“感恩日”,引发网民抨击。另一方面,香港媒体纷纷制作系列报导纪念此事件。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级地震,如今届满十周年,中国官媒新华社7日报导,官方将地震发生的5月12日确立为“感恩日”: “铭记伤痛、更铭记涌泉之恩”。报导称: “十年来,从抗震救灾到灾后重建和震区振兴,来自祖国和社会的大爱汇聚到这里,当地群众感受到各界的涌泉之恩。”并下标题为“爱的涌泉奔流不息”。报导中亦特写了许多灾户重建后“重获新生“的励志故事,例如灾户孩子长大实现了做伞兵的梦想。 同一时间,中国媒体“头条新闻”在微博发布此消息,网民回应纷纭。有微博用户认为,汶川大地震造成数万伤亡,命名为“感恩日”是“丧事喜办,并不妥当”。也有不少网民表示自己当初也有捐款,呼吁政府公开捐助款项用途–目前500多亿善款,总善款的六分之五,仍然流向不明。也有人要求针对“豆腐渣工程”的学校深入追究责任。根据法新社报道,汶川大地震造成约7000所校舍严重垮塌。根据当地教育局的数据,有3340家学校需要重建。值得注意的是,倒塌教学楼周围的其他建筑物都没有受到损坏。因此引发了大众对豆腐渣工程、偷工减料和腐败的怀疑。 十周年纪念 端传媒同日发出系列报导,访问了受害者家属。报导指出,十年之间,上百家长上访北京,却从未获得明确的答复,甚至遭到殴打或逮捕。到了2016年,确认上访无效之后,家属们改以民事途径起诉地震时校舍工程承包人和校方法人。当他们到了法院,法院却以“已过八年”为由不予立案,亦拒绝出具书面回执。校方责任保险的民事诉讼亦以同样情形告终。 7日,香港电台在网站上放上“川震十年”记录片,记录了桑军和刘玉婷两名遇难学生家长一直努力寻找真相,却仍不了了之。在体制内寻求协助,司法或行政机关均不受理;改透过境外媒体施压政府,又会被政府打压。而当时承包校舍的建商仍然持续在包工程。 來源:德國之聲   罗法/夏立民 (综合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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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北大突现大字报 批习近平搞个人崇拜

北大校园近日又出现大字报。年过古稀的老北大人樊立勤在24页的手写大字报中,历数毛泽东搞个人崇拜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直指习近平正在“大搞个人崇拜”,把自己的名字和思想写进党章,修宪废除国家领导人任期制,历史悲剧可能重演,人们应对此提高警惕。 北京时间5月4日上午11点,73岁的北大校友樊立勤在北京大学生物楼、地质楼附近,原三角地地带张贴了24页用毛笔手写的大字报,标题是《维护党章,中国必须坚决反对搞个人崇拜 坚守宪法,国家领导人必须实行任期制即限任制》。大字报存在了约有10分钟,警察、便衣、学校保卫处的人员和学生积极分子把樊立勤围住,要赶他走。樊立勤起初拒绝离开,说“北大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地方,搞成这个样子,中国还有什么前途啊”,后来被警察等人护送出北大西校门。 本台记者5月7日晚间致电北大多个部门,欲了解事件详情,以及有关部门后来是否对樊立勤采取任何措施。一名北大值班人员表示, “您说的这个事情我不太清楚。” 北大校内燕园派出所的值班人员对此回复说, “我是这里的值班保安,我不太清楚。” 樊立勤在大字报中指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让中国人民历经无数浩劫、深受其害,包括:人民民主、党内民主制度遭严重破坏;假、大、空话、充斥全国。科学思想、研究、决策不仅被打击排挤,而且被铲除,以致荡然无存;国家纲纪毁为粪土,整个社会陷入极端恐怖之中;民不聊生,食不果腹,在完全的和平年代饿死数千万人,到毛泽东死去之时,经济几近全面崩溃。 樊立勤认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源于把毛泽东其人的名字写入党章,把以毛泽东之名命名的所谓思想指定为一切行为、行动的指导思想”。 樊立勤在大字报中直指习近平正在“大搞个人崇拜”,把自己的名字和思想写进党章,修宪废除国家领导人任期制,历史悲剧可能重演,国家甚至会出现分裂,人们应对此提高警惕。樊立勤写道“我已经年过古稀,是历经磨难的幸存者,在我有生之年还有人敢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不要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张嘴就教训人”,他批评习近平“就是为了多掌权,长时间掌权”,“权力有极大诱惑力,贪恋权位是古今中外掌权者通病,它像鸦片一样让人上瘾。这是恶劣的心理和行为,任何借口都是站不住脚的,欺世盗名而已!” 美国纽约中文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北大校友胡平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与樊立勤相识。胡平5月7日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樊立勤在文革时就读于北大生物系,因反对聂元梓、康生遭迫害,腿都给打断了。文革后樊立勤回到北大留校任教。80年北大选举海淀区人民代表时,樊立勤曾贴出大字报呼吁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生入党,说:“言论出版自由和知识分子大批入党是我国进行改革、实现四化的充分必要条件。” 胡平对樊立勤在现今中国政治高压下仍勇敢直言表示敬佩: “他这篇大字报真的反映了他的个性,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他70多岁了,这种勇气、这种胆量,依然跟年轻的时候一样。我觉得樊立勤的这篇文章实际上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当然他还是站在体制内的立场、党内的立场,尤其是站在维护邓小平路线的立场,和其他异议人士、自由派学者的立足点还是有相当的距离。但也正因为他站在体制内的立场、党内的立场,站在维护邓小平路线的立场,恐怕他的观点在党内能得到更多的呼应。所以他这篇大字报的力度,我觉得是不可低估的。” 博讯网登载了樊立勤发给友人的有关此事的录音文字记录。他说,“现在可以说全国的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的极左分子以外,群情都很激愤。现在是上边儿,这一拨儿人完全判错误判断形势。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形势,今天的人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人。他(习近平)的麻烦,现在刚刚开始。” 对于樊立勤实名贴出大字报批评中国最高当权者,现居美国的89学运领袖、北大校友王丹5月7日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评论说, “我觉得最近十几年,或者说六四以后,在北大出现这种大字报的事情几乎已经绝迹了。但是在最近短短的一段时间就出现了2次,包括支持岳昕的大字报,包括这次樊立勤的大字报的出现,这跟以前的30年相比,我觉得是一个深远的变化。我会把它跟习近平在修宪问题上引发的社会的这种不满联系在一起。” 王丹认为,北大校长林建华日前在网上发表的有关错读 “鸿鹄(hu)”一词的致歉信,存在着比他当初读错字还要严重的错误。林建华在信中说“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王丹指出,自己作为一个文科生,都知道只有质疑和挑战原有定律才能促进科学发展,例如伽利略质疑 “地心说”,颠覆了旧有的天文学观念。而林建华作为一个化学家居然认为质疑“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连一个化学家的资格都不具备,是怎么当上的北大校长? 來源:自由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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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滨州成立全国第一个VR检验党员党性中心

据山东滨州日报报道,邹平县青阳镇首创全国第一个以VR眼镜的虚拟场景检验党员党性的服务中心。所谓VR即英文的virtual reality,意思是虚拟现实。 根据报道,接受检验的党员,戴上VR眼镜和耳机,就进入了一个“房间”,用手里的遥控器点击“开始答题”,眼前就出现字幕显示、语音播报的题目。测试结束,另一个房间的打印机打印出结果,根据得分可以判断出这名党员存在的问题。 报道引述青阳镇党委书记段书国说:“为提高青阳镇党建的层次和标准,增强实用性,真正起到引领作用,去年11月,我们开始建设党性教育服务中心,今年4月正式投入使用。” 党性教育服务中心,依托镇办公楼三楼改造而成,投资70多万元。中心的主题是“始终走在前列”,职能是“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设有党性教育中心、党性VR体检中心、党性会诊中心、党性康复中心、党性网络服务中心、党性质控中心,主要开展三项体检:党史与模范人物学习、党性VR体检、自我体检,流程是“体检 会诊 康复”。 在党性教育中心,党员通过观看一个十几分钟的专题片,学习英模人物事迹。接着,进入党性VR体检中心,进行“理论武装、日常行为、先锋作用”三个方面的测试。 报道又引述青阳镇党建办主任温大庆说:“我们找了专门的制作公司,并与暴风影音合作,花了半年多时间,制作了虚拟场景。戴上VR眼镜和耳机,就进入了一个封闭和安静的空间,让党员心如止水。” 三方面内容的测试,理论武装部分是10道选择题,每道题的答案是确定的,比如“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什么”,选项有A实现共产主义,B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C实现“中国梦”,答案很确定是A。 在“日常行为”这一部分中,却是不同的题目,比如“你认同不腐败就会被边缘化吗?”选项是A.弱B.一般C.较强D.极强E.特别强。18道题目,选项全是这样从“弱”到“特别强”。“我们引入了心理学测试标准,做完这18道题目,时间太长或太短都是有问题的。”温大庆说,“这一部分,其实是党性体检的核心。” 三部分题目做完后,根据打印出的分数,就可以分析党员存在的具体问题,党员本身也能体会到。在青阳镇挂职的市科技局党员孙宇峰,是一名“95后”,经过体检,他发现自己的理论水平亟待提高。 发现问题后,党员来到党性会诊中心,在这里,市委党校、县委党校的专家等,当面或通过远程视频,对党员进行会诊帮教。 來源:法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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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四个完全正确?习近平讲话遭民间非议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颂赞马克思主义四个完全正确。这一说法在民间受到各种非议。 5月4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据中国新华社5月4日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了一个半小时的讲话,提到马克思主义时,讲了四个完全正确。他说, “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 本台记者就此采访了身在纽约的中国访民杨茂森先生,他对习近平的说法表示不满, “习近平瞎说,睁眼说瞎话,因为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是破产的,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在这个时代,全世界都在抛弃马列的时候,你还说马克思是很正确的。还把洋死人拿出来说话。这不是满口胡说八道吗”? 身在大陆的陈先生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完全正确的说法是有问题的, “唯物辩证法就说,真理是相对的,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肯定有问题。他在这么重要的会议上说的这个话,违背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这是非常糟糕的”。 习近平还在讲话中引用了马克思的相关论述,说“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但中国共产党统治阶层与底层劳工之间的分裂日益明显。5月1日前后,全国包括广东、福建、江苏等在内多个省份的塔吊司机因为不满工资多年来处于较低水平,同时举行了罢工。而在三月举行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仅胡润百富榜上榜的企业家就有152位,他们的身价都在20亿元人民币以上,有的超过一千亿人民币。 杨先生告诉本台,他不认为习近平是真的拥护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的合法性和理论基础已经是破产的,他只能是继续睁着眼说瞎话,继续去愚民。事实上,我都怀疑,他自己回到家里,他自己都觉得好笑”。 美联社5月4日在报道中说,习近平当前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动,是为了加强国内的意识形态控制,同时也是为了压制党内不满他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批评者。 《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5月4日在推特上表示,他早在五年前就指出,习近平及他周围的红二代实际信仰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教旨主义。他警告,习近平信仰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可能带来严重的问题。 目前在加拿大担任地方议员的石清先生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分析了列宁毛泽东一派的马克思主义给世界带来的恶果, “列宁毛泽东一派的马克思主义造成到处都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他们打乱了旧世界,建立的这个新世界其实非常非常可怕。你看那些绝对的贫困,人与人之间从此没有了人性,这些都说明这一派的马克思主义简直就是恶魔。他们消灭了那个剥削阶级,但是他们自己上去,成为最新的统治阶级,他们是更无耻、更贪婪”。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系列举动之一。5月5日至6日,北京大学将举行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此届会议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和中国”。此前的5月3日,中国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北大清华在内的全国50所高校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项计划增加招收博士生和硕士生1490人。 來源:自由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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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言论

三言两语谈谈马克思的本相(鲍彤)

他不是神仙,不是魔鬼,他是人。 生于200年前,1818年,的马克思是一位出了名的愤青。他天赋高,感情强烈。大学时代放浪不羁,离开学校后靠投稿和编报谋生。30岁时适逢中欧民族革命高潮,倾心同情低端人群的他,爱在无产者中交朋友,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团体,取了个响亮的名字——共产主义者同盟。为这个刚刚成立的团体他奋笔疾书,独力(尽管和恩格斯共同署名)撰写了大名鼎鼎的《共产党宣言》。 这是一个砸烂旧世界的宣言。他雄心勃勃地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人类的一切传统决裂——从所有制到意识形态,统统彻底决裂。他称当时正在形成的以机器工业为主导的社会化大生产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认定无产阶级应该担负为资本主义“掘墓”的神圣历史使命。 靠什么掘墓?靠阶级斗争啊!他把人类的全部历史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他酷爱斗争的狂飙,对社会的日常生活以及由此而来的和平发展不屑一顾。他认定,“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而他所醉心的彻底,就是片面,就是走极端,说空话,发狂热。无怪乎他的东西后来传到中国,很快就得到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头衔:“过激党”。 必须指出,马克思对自己的主张,也有过冷静的反省和深刻的批判。在狂热地呼唤“掘墓”之后的11年,即1859 年,他明确地毫不吞吞吐吐地公开地表态,斩钉截铁地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一振聋发聩的理性的论断,发表在他的学术论文《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这个深思熟虑的论断,从根本上否定了他在《宣言》那篇急就章中那些不成熟的但是很能迎合“革命需要”的豪言壮语。这个严肃的结论的真理性,已被此后一百多年的历史所证实。它本来可以起防止20世纪以来一系列历史大悲剧发生的作用,但这无异于要了高举“马克思主义”红旗以夺取一本万利的统治权的革命政客们的命。 马克思自己也不坚定,摇来摆去,遇到时局动荡,他积习难改,常常情不自禁地亢奋不已。尽管如此,他对革命的作为,也就是呼风唤雨指手画脚而已。他喜欢喋喋不休地和“战友们”争论,以致奉他为“灵魂”的第一国际最后只能迁出欧洲,无声无息而终。很难说他生前对19世纪的欧洲的正常发展起过什么值得一提的正面作用,更不要说什么对全世界全人类了。 在学术上,他最自负的,莫过于“剩余价值”和“无产阶级专政”二者了。我不想在这里讨论这两个东西的伟大的或渺小的,正面的或负面的,学术的或实用的意义。只需要指出一个小小的时间差:在写宣言时,他脑子里还根本没有那些东西哩。 顺便谈几句恩格斯。恩格斯比马克思冷静,理智,客观,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贡献。但是他对马克思的评价不乏溢美之词。他有一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使人以为马克思的理论已经摆脱了空想,成为科学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马克思认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唯一根据,其实只是当时十年一次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他根本无法理解社会在和平发展中能够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 至于所谓各取所值和各取所需云云,压根儿全是空想。虔诚如刘少奇,六十年代初就隐晦地喟然叹曰,新产品总不可能各取所需吧!言外之意显然是:新产品层出不穷,各取所需永远只能是望洋兴叹的空想,空想,空想! 屈指数来,马克思有三点令我神往:一,他同情弱者,同情而决不反动到迫害处在金字塔底的低端人口。二,他捍卫言论自由,无情抨击禁锢思想的所谓书报检查令。三,他认定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这是我的观点。你说呢?这三点,如果马克思真是对的;那么,请你说说,是谁错了?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來源:自由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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