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地一千多名民办教师1月29日上午前往位于北京的教育部上访维权，希望获得全国两会的关注。有老师表示，他们年事已高，去世前的唯一愿望就是能够解决他们的养老医疗问题。 中国教育部1月29日被来自中国各地的维权老师们堵得水泄不通。 一名了解情况的知情人士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此次维权的民办老师有一千多人，来自全国十一个省市，他们希望此次的行动能引起教育部的重视，在不久的两会上提出相关提案： “去了一千多人，我知道的有十一个省市，黑龙江、河北、江苏、辽宁、山东、北京、四川、湖南、湖北、吉林、内蒙。这一千多人昨天到了北京，他们的诉求就是解决养老保险。再一个他们也希望（得到两会关注），教育部的部长肯定会列席两会，教育部作为政府机关，应该提出解决这个问题、了断这个历史问题，全国统筹解决。” 在现场，年龄最大的维权民办教师，是一名来自山东的老师，今年已经91岁高龄。另有不少维权的老师也都白发苍苍。 陕西的一名民办老师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们年纪都不小了，在去世前，老师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政府解决他们的养老、医疗问题： “我们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我们这些人都七十、八十这个年龄段，这么拖下去，越拖，我们人员自然减员很严重。所以大家都有这个愿望，到北京去找找相关部门，看看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够尽快解决一下。大家临死之前也就这么一点愿望。” 中国有400万民办教师，在教育事业上奉献了数十年青春，但是没有编制，获得的工资、福利与公办教师相比却是天壤之别。虽然中国政府多次表态要解决这些教师的问题，但各地政府推托再三，问题始终未获完善解决。为了获得与公办老师同样的待遇，民师们多年来多次集体维权，成为近年中国社会的一大问题。 （特约记者：扬帆  责编：石山、寇天力 网编：瑞哲）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著名人权律师余文生妨害公务案，变成了危害国家安全案。其住所上周六（1月27日）被江苏省徐州市公安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进行查抄。余文生案代理律师黄汉中表示，徐州警察在20多名北京警察的配合下，到余文生的办公室和家中，查抄三个多小时。稍后许艳被传唤逾十个小时。目前，余文生已被从北京带到徐州“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早前被北京市警方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事拘留的人权律师余文生，其在石景山区的办公室兼住所，上周六及本周日，遭到来自江苏省徐州市的公安查抄三个多小时，警察告知余文生妻子许艳，此次查抄是因余文生“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余文生的代理律师黄汉中本周一（29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称，徐州警方现以煽颠罪羁押其当事人： “目前，我们律师还没有跟办案单位联系，因为办案单位在徐州。我们是从余文生家属那里看到余文生是被指定监视居住的一个通知，通知上面只有一个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没有其他罪名”。 本台记者多次联系许艳，但其手机显示关机状态。许艳发帖称，上周六（27日）晚约9点，家里突然停电，她带孩子准备下楼去物业买电，刚走到电梯附近，突然出来很多人，把她和孩子的两部手机拿走，并向她出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许艳）传换证。然后对余文生租用的办公室进行搜查，又对住家搜查。搜查现场有徐州市铜山区警察和石景山国保队长等约20人。 黄汉中律师说：“27日晚上是徐州公安在北京警方的配合下，到他们（余文生）家去，据说去了二十几个人。对许艳是以涉嫌跟余文生同一个罪名，进行传唤超过12个小时”。 十天前，余文生律师在网上发表要求中国政府修改宪法建议书，后被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事拘留，直到上周六被徐州警方以涉嫌“煽颠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黄汉中律师认为，就目前情况分析，北京警方并未撤销以“涉嫌妨害公务罪”拘留余文生的案子，而是把人移交给徐州警方，但徐州警方以另外一项罪名，对余文生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限制措施。他们将前往徐州，向警方办案部门提出会见当事人的申请。 国际特赦组织对余文生被中国当局限制人身自由，表达严重关切。该机构中国研究员潘嘉伟，本周一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余文生律师19日被带走后，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事拘留，不足十天又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极为荒谬。他说： “这个过程是非常令人气愤，而且莫名其妙。他的妻子许艳昨天也被带走很长时间传唤”。 根据中国法律，监视居住最长可达六个月。国际特赦组织担心余文生在被监视居住期间遭到酷刑等不人道对待，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余文生的遭遇。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石山、嘉远 网编：瑞哲）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国家广电总局日前要求，广播电视节目坚决不能用“对党离心离德”和有污点有绯闻的艺人作嘉宾，节目中也不能出现纹身艺人和嘻哈（Hip Hop）文化。有评论认为，中国当局对百姓能看什么、听什么管得越来越严，第二次文革山雨欲来。 重庆汉丰网1月22日转载《济南日报》报道称，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高长力日前在宣传例会上提出，广播电视邀请嘉宾应坚持“四个绝对不用”标准， 即：对党离心离德、品德不高尚的演员坚决不用；低俗、恶俗、媚俗的演员坚决不用；思想境界、格调不高的演员坚决不用；有污点有绯闻、有道德问题的演员坚决不用。 美国中文网刊《中国事务》主编伍凡1月22日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对此评论说， “他的标准，有没有法律依据、学术依据，或者更严格的评定标准？都没有。他写出来的‘离心离德、思想境界不高’，那用什么来做标准呢？现在他也很难拿出来这个评定标准，就是这一句话，然后由主管单位或上级单位来判定。” 报道说，广电总局还明确要求节目中不用纹身艺人，不能出现嘻哈文化、亚文化(非主流文化)、丧文化(颓废文化)。 （Gai《火锅底料》节选）“老子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对你笑呵呵因为我讲礼貌狠货有好多个人拿去比较包包头摸摸这个月才几号”。 随着2017年网络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窜红的两名嘻哈歌手Gai（本名周延）和PG One（本名王昊）近日都遭到了中国官方打压。据中文新浪网1月19日报道， 1月18日凌晨Gai被迫退出湖南卫视的真人选秀节目《歌手2018》，节目组临时找到李泉前来录制节目。此前，PG One在2017年12月31日被爆出与演员李小璐的婚外情绯闻，随后有网民举报PG One的歌曲《圣诞夜》中“纯白色的粉末在板上走”、“全部撅起屁股”等歌词存在教唆青少年吸毒与侮辱妇女的嫌疑，引发共青团中央、环球网、新华社、紫光阁、《中国妇女报》的点名批评和号召抵制。 （PG One《破釜沉舟》节选）“从来不写情歌虽然儿时也喜欢《暗号》性格一直是有话明说吐字锋利能划出弹道任性得罪不少人走的路好沉兄弟也没处拢社会遇到空气不好闻不是不老成烂道理谁不懂”。 路透社1月22日报道称，中国当局对嘻哈这种新音乐形式的打压，是关心稳定的中国领导人为控制年轻人表达异议的潜在平台，对流行文化加强管理的一部分。 伍凡认为，中国当局对百姓能看什么、听什么管得越来越严，第二次文革山雨欲来， “这就给我一个感觉：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或者文革前的阶段，也就是1964年到1966年这一个阶段。那个时候也是清理，反正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不能唱、不能演。最后所有的文艺界的东西，离开了八个样板戏，统统都没有了。现在是不是在朝那个方向走？” （Gai《天干物燥》节选）“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人生漫长师兄些好生走路

去年10月才被中国政府释放的华裔瑞典公民、香港铜锣湾书店店主桂敏海，1月20号在上海至北京的列车上再次被中国警方当着瑞典外交官的面带走。 据纽约时报消息，患上渐冻症的桂敏海1月20号在瑞典上海领事馆的两位官员陪同下，乘火车前往北京接受医疗检查。但在火车接近北京时，有两名便衣警察中途上车，带走了桂敏海，在场总共约有十名便衣警察。警方告诉瑞典外交官，桂敏海涉嫌向瑞典政府泄漏机密，并且非法与瑞典官员会面。目前尚不清楚，在场的两位瑞典领事官员当时有何反应。 桂敏海是2015年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的主角之一。桂敏海在香港长期出版中国大陆政治书籍，2015年10月17日，他被中国警方从泰国的渡假胜地芭堤雅带走，秘密关押两年。在同一事件中被中国警方羁押的还有林荣基、李波等四人。 2016年1月，桂敏海现身中国央视，在视频里“认罪”，他被指控的罪行是因2003年一宗交通肇事罪而潜逃海外。但该事件另一主角林荣基则认为，桂敏海被捕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持有一份与习近平丑闻有关的书稿。 去年10月，桂敏海获释，当时他已经显示出患有渐冻症的症状。但桂敏海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据桂敏海的女儿安吉拉•桂介绍，桂敏海仍需定时向警方报到。 1月20号的事件发生后，瑞典外交部新闻部负责人卡特琳娜•陆斯隆表示，瑞典外交部已经获知这一事件的发生，他们将严肃对待。但她的声明中并未透露进一步的细节。 身在英国的桂敏海女儿安吉拉.桂告诉纽约时报说，她很难理解她的父亲能知道什么机密，并且中国政府明知道他是瑞典公民，为什么他与瑞典官员见面是非法的。 桂敏海多年的朋友、身在台湾的独立中文笔会作家孟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方的警方的便衣人员在火车上把桂敏海带走了，也就是当着瑞典外交人员的面，将一位已经自由的瑞典公民带走，这当然不是依法治国的行为。就像在我们声明中说的，强烈要求中国的相关方面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并且立即恢复桂敏海作为瑞典公民在中国的人身自由”。 本台记者也采访到美国非盈利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问题专家索菲•理查德森。她说，“这种情况会让任何外国政府都感到担忧，因为只要外国公民在中国批评中国政府，中国官员会毫不避讳地在外国的外交官面前做这样的行为（抓捕她们的公民），他们在其他情况下也会肆无忌惮”。 中国外交部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他们不清楚目前的情况。而中国公安部则拒绝回答媒体就这一事件提出的问题。 （记者：王允；责编：寇天力 网编：郭度）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自五年前习近平主席掌权起，对人权广泛、持续的攻势在2017年未见稍减。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7月在重重戒护下病逝医院，凸显中国政府从骨子里蔑视人权。短期内，人权前景黯淡，尤其习近平至少可望继续执政到2022年。面对中国人权纪录不分对内对外日益恶化，各国政府在2017年并未努力加以抵制。 中国原本已是全世界网络言论审查制度最严厉的国家之一，2017年又加强限制翻墙工具以及对教育和大众传媒的思想管控。学校和官方传媒不停宣导中国共产党至高无上，并且比以往更强调习近平作为“核心”领导人的地位。 有关当局在2017年对更多人权护卫者──包括外籍人士──进行表演性审判，利用官方媒体和社交网站播出他们被迫认罪的录像，并且转播庭审过程。为确保囚犯服从，公安人员对部分囚犯施加酷刑，不许他们会见自行选择的辩护律师，且禁止对外联络长达数月。 在新疆，一个以1千1百万操突厥语维吾尔族居民为主的名义上自治区，尽管无法证明存在有组织威胁，当局仍不断加强大规模监控和增派安全部队。此外，当局并制定多项新政策，剥夺维族应享有的文化和宗教权利。 香港人权纪录骤然倒退。香港法院于7月取消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当选资格，8月又判决三名重要学运领袖入狱。 随着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持续增长，其侵犯人权行径现已具有国际意涵。4月，维族人权活动者多里坤・艾沙（Dolkun Isa）经认证为非政府组织成员赴联合国出席论坛活动，却被联合国纽约总部安全官员逐出大楼，且未说明理由。 6月，欧洲联盟史上首度未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常设议程（standing agenda）项目发表声明，要求理事会关注特定国家情势。欧盟必须通过全体成员国一致的共识决才能做出这类干涉行为，但遭希腊作梗，因为希腊与中国贸易关系紧密，不愿批评中国的人权侵犯。中国官员全年不断施压世界各国政府，要求遣返涉嫌贪污的内地官员，毫不顾虑中国国内欠缺法律保障，以及中国境外的难民地位审定程序。 虽然代价极高，2017年的中国仍不乏有人为权利与正义挺身而出。维权人士，例如致力于女性、障碍者或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权利的人士，持续通过司法案件寻求有限救济，同时提升公众意识。其中重要的一小步是，河南某公立医院强迫男同性恋者接受歧视性的“扭转治疗”，7月遭法院判决败诉。但该判决意义狭隘，因法院仅认定医院若违反本人意愿收治病患将构成侵权。 人权护卫者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于2017年过世，令人看清当局对待和平倡导人权、民主人士多么残酷无情。7月，以“煽动颠覆”罪名判刑11年、服刑将满9年的刘晓波，因癌症病逝沈阳某医院，死前遭国家安全人员严密看管。在住院期间，当局将刘晓波与刘霞夫妇与其他亲友、支持者隔离，并拒绝刘晓波出国治病的要求。刘晓波去世后，刘霞遭当局强迫失踪。政府并骚扰、逮捕一批公开表达悼念的刘晓波支持者。 在始于2015年7月的全国性镇压中被捕的维权人士和律师，于2017年持续遭到当局的政治性检控。律师王全璋、维权人士吴淦仍被公安机关拘押，以莫须有罪名等候开庭或宣判。11月，律师江天勇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 因“709大抓捕”被捕人士大多已经获释，但他们继续受到密切监视，难以接触朋友、同事；有些人揭发在拘押期间曾遭刑讯逼供。当局也继续骚扰、恐吓在押人员的辩护律师，下令律师不得对媒体发言，并有数名律师因年度考核未通过而被吊销执照。 3月，广东省一法院先后以毫无根据的“煽动颠覆”罪名，将女权人士苏昌兰、网络政论家陈启棠分别判处三年、四年半徒刑。苏昌兰已于10月刑满出狱，但因狱中缺乏医疗照护、生活条件恶劣，导致她的健康严重恶化。3月，四川省一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名将艺术家陈云飞判刑四年，因为他参与纪念六四屠杀活动。 中国政府还企图消灭国内少数独立人权信息网站，将其负责人下狱。8月，云南一法院将公民记者兼抗争纪录者卢昱宇判刑四年，罪名是“寻衅滋事”。同样在8月，当局指控《民生观察》网站创办人刘飞跃“泄露国家秘密”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若被定罪，刘飞跃可被判处无期徒刑。资深维权人士、人权网站《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自2016年11月起被拘押，他身患肝病但无法得到适当医疗。 8月，著名人权律师及维权人士高智晟从陕西省住处失踪。当局事后通知高家人说，他已遭公安机关拘留。 中国继续拘捕在中国促进人权的非公民人士。3月，广东当局任意拘押台湾民运人士李明哲。在将拘押并断绝与外界联系、不准会见亲属长达六个月后，湖南省一法院将李明哲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与李明哲同案受审的中国大陆维权人士彭宇华，也以相同罪名被判刑七年。 言论自由 当局采取多项新措施限制网络翻墙软件，即网民用来绕过中国防火长城以便不受审查浏览互联网的工具。2017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台新规定，凡未经该部事前许可提供翻墙工具即为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