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工人罢工，全国各地声援不断，左右派不分地顶着镇压到现场声援。这说明国内各界有识之士对工人权利的认识，有了本质的飞跃。这是中国社会不断觉醒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工人运动和各种维权活动的态度，基本维持在苏俄共产党和西方资本家的态度上。虽然共产党和资本家有各种不同之处，但在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上，却是一样的。这就是把工人运动看作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 有人说不对呀，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从工人运动开始的呀。不错，但是在西欧和俄国的理解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欧洲社会主义认为，工人有权利结成团体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从人权出发，这是弱势群体相对于强势的权钱阶级，有效进行集体谈判的途径。从社会出发，这是平衡社会分配，补充市场经济不足的手段。所以被叫做社会主义。这个翻译名称相当准确。 苏俄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则仅仅把工人运动当作了破坏社会稳定的工具。当然，这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由于苏联成功夺取了政权，被全球的布尔什维克当作了社会主义的圣经，奉为圭臬。中国人则由于共产党成功夺取了政权，也认为工人运动就是一股破坏力量。在台下时加以利用，在台上时严厉打击。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二次大战以后发达国家都在开放工人运动。其工会组织蓬勃发展的同时，社会经济也在快速发展，而且社会相对稳定。不像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落后，社会动荡不停。这是为什么呢？ 西方民主除了继续发展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之外，最重要而被忽略的原因，就是推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结果是既保障了快速发展经济的市场制度，又制约了它造成分配不平均的缺点。这是发达国家成功的另一面。若只有市场经济的一面，结果就是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越来越不稳定，造成世界大战。这是早期资本主义的教训。 有一次一位重量级的美国议员对我说：不要老去欧洲，那里都是社会主义，是共产党。我说我觉得美国的社会主义比共产党多，美国更像欧洲，都不像共产党。他说是的，因为我们都有民主。我说你们还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他说没错，因为我们有工会，老板必须和工人分享利润。 我说；除了分享利润，造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也创造了庞大的消费市场，这是你们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他说；这就是现代国家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地方，说我们是资本主义国家那是错误的，我们的政府不是为资本家赚钱的，是为全社会服务的。 我想，近些年来批评美国和西方正在衰落的舆论，最多的不正是批评贫富差距在拉大，中产阶级在缩小，大的跨国集团话语权增加，民主被侵蚀吗。可见，少数人富裕不是国家之福，毛泽东、斯大林的平均主义也不是国家之福。正如孔夫子所说；过犹不及。 很多年来，中共用低人权优势快速发展了经济。但很多人却没看到，这同时也侵蚀了美国的市场，向美国输出了低人权优势，其中没有工会运动是重要的原因。这是必然发生贸易战的根本原因。 中国不发展自己的市场，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持续。中国没有工人权利，就不可能产生庞大的中产阶级，也就没有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只有奴隶和富翁的国家，能叫做现代化国家吗？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来源：自由亚洲

所谓明斯基时刻，是指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所描述的资产价值崩溃的时刻。明斯基认定的两个主要标志性现象，比如债务增加、杠杆比率上升，中国都很严重。他说的进而从内部滋生爆发金融危机和陷入漫长去杠杆化周期的风险，中国也毫无疑义地进入了这个阶段。从这意义上来说，经济学界有人判定中国进入明斯基时刻，确有判断的事实基础。 中国能延缓明斯基时刻的制度因素 西方概念用于观察中国问题时，往往忽略了最重要的制度因素。明斯基的观察对象是美国等民主政治体制下的市场经济，而中国却是专制极权政治强管制下的不完全市场经济。这两种经济体制有几大不同： 1. 美国的市场经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政府只是规则的制订者与市场的守夜者，政府不掌管石油、土地等各种资源，也不是跨国企业的所有者，只能出台经济政策鼓励或者限制某一领域的发展，比如川普减税以吸引资本回流美国。但政府不能自己参赛。 中国政府不同，中国经济是公有制为主导，政府垄断土地、森林、矿产等一切资源，是全国所有国企的所有者，以及全国土地的最终所有人，政府不但制订规则，还自组团队参赛并充当裁判。 2. 西方国家的央行独立于政府，可以独立制订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任务都由央行完成。美国政府除了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要求美联储配合政府工作，一般情况下不能干预美联储的日常工作。美联储对经济的调控主要通过利率升降来控制。而中国的央行没有独立性，完全听命于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 《华尔街日报》2011年6月2日的报导（《中国货币政策谁说了算？》）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各官僚机构、各种神秘莫测的委员会以及影响力隐蔽但却无处不在的共产党相互之间较量妥协的结果。没有哪个官员可以在这方面一人说了算，这使得其它主要国家几乎不可能与中国协调经济政策。周小川做了三任央行行长，据说因资格限制，经常不能参加政治局常委讨论货币政策的会议。 有了这本质的不同，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操控干预能力之强，远非西方国家的政府能够相比。它的坏处显而易见，如今金融系统的诸多定时炸弹，比如中国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包含银行巨额坏帐（其中的房地产业贷款与国企贷款风险最大）、巨额地方债务（媒体前些时候称今年22万亿地方债或爆发违约潮）、影子银行系统的各种金融平台的违约风险，都是政府持续不断推出各种货币工具对冲风险埋下的；它的抗打击能力也因此远比西方国家强，比如它可以在旧的货币工具出问题之后，不断推出新的货币工具，对冲各种风险。 近年来，由于依傍国际大舞台，中国政府还采用“以空间换时间”（一带一路、在非洲开辟中美贸易战第二战场，重新对自己的经济进行战略定位），以及“以时间换空间”（拖延战术，比如定向引爆P2P等，延缓地方债危机到来），不断腾挪，只是腾挪余地越来越小。 经济下行时，中国如何对冲风险？ 这样一个全能政府，也就扛起了全能之责。比如现在中国金融危机有几个随时可能引爆的大炸弹，比如60万亿的地方债务、史无前例的巨大房地产泡沫、涉及数百万投资者的P2P平台的支付危机，全部捂住肯定不行了，必须定向爆破。 这在美国，政府没办法选择让哪个先爆——当然美国如果面临这么多经济领域的危机，也早就控制不住了，只能在爆发后再行修补。但中国政府凭借自己近乎于蛮干的超级控制能力，可以左右权衡，挑出对全局影响最小的P2P，先释放金融系统面临的一些压力。 这两天传出因为P2P爆雷而自杀的有好几位金融难民，网上骂声一片。但政府对此早有风险估算。6月中旬，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在陆家嘴金融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的化解金融风险方法可用12字概括：金融拆弹，定向爆破，压力测试；并对P2P特别提出警示：理财产品收益率超过10%，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道理也简单：炸弹这么多，拆解得逐项来。 P2P被选中做第一个定向爆破点，政府应该是出于两重考量：一是总量小，1.3万亿人民币总规模的中国P2P行业，相对于中国252万亿元的银行业总资产而言，仅占千分之五的比例，于大局影响较小。二是这个借贷平台造成的“金融难民”数量虽多达数百万甚至逾千万，但受损失程度大都没有严重到要与政府死嗑的程度。 中国政府这样干，不是第一次，而是多次。比如处理银行坏帐，朱镕基时期可以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坏帐，并将其打包出售给亟欲进入中国市场因而想了解金融系统运作的外资投行；温家宝时期，可以通过吸引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重组坏帐累累的中国各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资产重组上市，两次都成功地将银行危机化险为夷。自2009年政府注资4万亿救市、成为全球第一大印钞机后，中国政府就通过股市与房地产这两个“货币蓄水池”，轮番对冲滥发货币的风险：2015年股市5.28暴跌，市值蒸发4万亿；今年6月19日，中国股市千股跌停，市值蒸发超2万亿。从200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下行风险，完全是通过政府对银行贷款的控制，对房地产实行一轮又一轮的炒作后，将前期发展积累的杠杆大部分转嫁到了房地产购买者的头上。结果是：长达数年的“房地产去库存”后，终于将全国房产拥有者与政府变成了一个奇特的利益共同体：房价下跌，政府面对巨额银行坏帐（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房产购买者都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借贷主体），而房产拥有者则担心财富缩水而会支持政府维持房地产泡沫的政策。比如今年全国各地政府出台政策，规定拿到房产证后两年内不得交易，锁定房地产流动性，央行得以再次增发人民币。 正因为美国与中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制，美国的雷曼时刻成了明斯基时刻；中国眼看着所有条件都成熟了，但中国政府却通过所谓的“创新货币工具”定向定量地让中国经济保持一边通胀一边紧缩的奇观，得不到定向贷款支持的领域陆续被“去产能”，例如火电、电解铝、建材、粗钢、煤炭等行业。某些无关全局的金融肿瘤会被挤破，如P2P。也因此，中国暂时不会进入“明斯基时刻”。但欠下的债最后总是要还，这一时刻到来的危险始终存在。 来源：大纪元

目前中国不仅房价高企，房租也越来越高快要租不起。有媒体人士表示，这意味着通胀开始肆虐民生了。中国居民不得不节衣缩食，选择消费降级。 通胀已经肆虐民生 资深财经媒体人赵云帆8月24日撰文表示，通胀已经在民生领域肆虐。 文章引述21世纪研究院数据表示，今年7月，全国11城房租同比增幅高达20%。 其中几个重点净流入城市——广州、深圳与成都分别同比涨价30.7%、30.5%和31%。传统人口大城北京、上海增速则达到20.3与19.2%。 此外，文章认为，一系列通胀因素开始出现共振： 今年7月，夏粮征收在巡视组普查，各地粮仓不断“突发火灾”，根据海通证券测算，国内主产区小麦征收同比减少1841万吨，超过7月底整体征收规模的近一半。而河南、安徽小麦收购同比分别减少965万吨和415万吨。 同在7月，国际油价高位上涨，二季度油价同比涨幅高达50-60%；交通燃料分项同比7月升至22%；此外，钢价措施带来的供给收缩，也使得钢价维持在高位。 文章认为，这些价涨因素，最后都会一股脑传达到民生价格之上。 中国居民和企业开始“节衣缩食” 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林8月24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文章首先对比了两个数据： 2018年7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一路下降到8.8%，这意味着近年来居民的收入增加相对有限；而2018年前7个月，居民个人所得税总额为9225亿元，同比增长20.6%，这又意味着居民的收入增加幅度较大。 文章表示，这两个数据指向截然相反，最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快速拉大。 文章认为，消费降级被如实反映在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下降上。衣食住行是居民和企业的基本生活支出，随着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消费总额数据的增速是宏观经济当中相对稳定的指标。这个宏观指标的趋势性下降，说明除了居民之外，还有很多的企业也正在节衣缩食、开源节流，为之工作的员工也不得不随之选择消费降级。 文章表示，中国社会存在三个痛处：穷人在主流经济进步当中逐渐边缘化，富人面临着资产消弭的巨大不确定性，夹心层则被夹在中间进退维谷。三条支流相互交织，表现为经济增长的乏力和金融乱象的增多，进而引发很多社会性问题。 文章表示，缓释贫富差距的恶化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最好的思路依然最大限度地增加低收入群体经济增长的机会，同时避免劫富济贫的过度发生。但是，中国经济本身正在经历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阵痛，依靠收入提高的快慢差来拉近贫富差距变得更加艰难。 中国中产“降级消费” 《纽约时报》中文网8月23日报道，如今，中国的经济正在放缓，股市暴跌，人民币贬值，消费也随之降温。 报道说，中国的消费文化不再是“消费升级”，在街头和中国的互联网上，人们谈论的是从大大小小各个方面减少开支。 上周末，博主麻宁一篇题为《这届年轻人，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吧》的文章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收到了超过30万条评论。她说：“消费降级时代，也随之轰然而来。”

引言：本文以陈祖沛、荣毅仁、卢作孚、康心如等几个民族资本家为例子，从发家，到上共产党贼船；以大量事实证明从军事接管、土改、镇反、三五反、扼杀私人资本的新税制、强迫捐献飞机大炮、强迫买公债，以及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民族资本家资产在不断被折腾、被压缩、被掠夺；最后在毫无专业知识、而有强烈仇恨意识的工人群众监督下，全国私营企业资产被评为24.1864亿元，不及实际的十分之一。 （一）从陈祖沛看民族资本家是怎样发财？ 陈祖沛1916年出生于广东省江门市，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就被老父叫去香港南北行当学徒。一个偶然的机会，让15岁的陈祖沛战胜众多竞争对手，做成一笔大生意；从此有了善于做买卖的美名，在商场上崭露头角。虽然如此，从1929年到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仍数度失业。 1935年世界经济复苏，陈祖沛为在广州的四家商号：威海日盛德、青海丰泰仁、大连泰和兴、天津德和永当代理人；兼有安米行、飞腾汽车公司营业主任；再兼光成行业务主任。陈祖沛把几家公司生意都做得有声有色，如光成行大半年时间竟赚了两万多元，相当于开张时投入资金9,000元的两倍多。 1938年，广州沦陷，陈祖沛只身逃回香港。在港失业期间，到实用会计学校学习了两个月会计课程后，再回广州。陈祖沛看准广州市场特别需要粮食，便以小洋600元作为股本在广州创办大成行。一炮打响，开业半年，本利赚四五倍。接着，把生意扩展到海外东南业一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所有工商企业都陷入困境时，陈祖沛把家乡新会著名土特产葵扇运到上海，获利过倍。大成行的资产，一下子从折值港币10多万元增加到30万元。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陈祖沛马上在香港设立大成分行，随即把总行从广州迁到香港，从此鸿图大展。资本家赚钱，除了本身聪敏、勤奋之外，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岂是共产党的“剥削”二字所能尽道。 （二）资本家做了共产党私家金库 陈祖沛因爱读《世界知识》杂志，而与其作者之一刘思慕相识，而刘思慕恰巧又是陈祖沛的远房亲戚；刘思慕早年留学过苏联、德国和奥地利，受共产国际派遣潜入国民政府军事要害部门做地下工作。陈祖沛通过刘思慕又认识了许涤新、黄炎培、章乃器、胡愈之、章汉夫、黄长水、费彝民、陈君冷等所谓民主人士、学者、工商界人士，并结为好友。 《华商报》复刊之后，成了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喉舌；《华商报》的复刊经费，原是由周恩来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张执一负责，但有很大困难；在刘思慕动员下，陈祖沛立刻认捐港币500元，又替大成行捐1,000元，还动员有关系的商户不具名捐100元，又用订报的办法支持《华商报》。 为配合共军攻势，沈钧儒准备复办《新生周刊》；陈祖沛捐助开办费1万港元，另外每年再拨给经费5,000元。陈祖沛还先后捐款给《文汇报》、《周末报》、凤凰电影厂、千家驹主办的《经济通讯》、新中中学、六一幼儿园以及慰劳南下共军等等。1946至1951年，陈祖沛捐献给中共的款项达10万多港元。 （三）上了贼船，好心没好报 1948年10月，平津战役面临决战阶段，陈祖沛毅然派出胞弟陈祖瀛赴天津，动员职工做好迎接共军接管天津和华北地区的准备工作。陈祖沛为开辟对天津和华北地区的贸易，组织了一大批紧缺物资如汽油、柴油、卡车、轮胎、橡胶和西药等，包租了三千吨级的英国轮船运往天津港并亲自押运。为中共解了物资非常缺乏，土特产销售不出之经济困境。 香港《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世界知识》杂志创办人、《星岛日报》总编辑金仲华，音乐家马思聪，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等一百多位文化人，就是混在陈祖沛满载货物货轮上，秘密地回到中国去参加中共政治协商会议的；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说：“你们上了我们共产党的贼船了。”千家驹后来在《自撰年谱》中写道，他经常听毛泽东这样说：“看起来，这不是一句笑话，而是认真的了。”   上了贼船，又跳出贼船；其中最具传奇的莫如马思聪。1966年8月，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被贼们打得遍体鳞伤、满脸鲜血，妻子儿女也受尽侮辱，愤然决定全家逃往香港。为此，几家受牵连，二哥马思武于1969年被迫从三楼跳下自杀身亡；二嫂(法国人)于1976年忧郁而死；大哥马思齐和大嫂都受到隔离审查；马思齐的女儿马迪华，患严重心脏病，死于拘留所，她才30岁；马思齐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判12年徒刑、一个被判7年；妻子王慕理的胞弟王恒、王友刚，王友刚之妻何琼也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管制……(《马思聪的一生》)   把这一班人送上贼船的陈祖沛，最后也自投罗网。1950年，陈祖沛随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组织的香港澳门工商界参观团回东北观光，走马看花、匆匆一瞥便相信“共产党把工商界当成真朋友，我们只要好好地跟着共产党干，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之后，把资金搬回内地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但后来名声很大的马万祺当时任副团长，便不上这个当，于是天壤立判、成败殊途矣。 噩梦开始了。1952年五反运动一展开，在未经查账核实的情况下，大成行被要求交付“补税款”旧人民币200亿元；即使倾其国内各分行的现金，也不足此数。陈祖沛被广州市公安局扣押一个多月，最后由香港分行汇100万港元回来凑足200亿元，才得脱身。 此外汉口的大成分行也是当地重点打击对象；五反运动中的残忍做法，让陈祖沛受到第一次严重打击。但陈祖沛对市场经济、国际贸易仍有信心；不料到1957年，当时任广东省工商联专职副主任的陈祖沛，又被戴上“工商界右派集团总头目”的帽子，划为右派分子；随即革去广东省工商联副主任职务，在七斗八斗之后跳楼自杀，虽未死却跌跛了一条腿；由于当局仍着眼于香港、海外的大资本家，未再穷追狠打，保留“政协委员”资格。直到1979年才得改正和恢复全部职务。 1982年，陈祖沛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廖承志紧握着他的手说：“你受的委屈太多了，党对不起你。”陈祖沛竟感动得热泪盈眶，喉咙哽咽，说不出话来。一句轻轻巧巧的、一文钱不值的话，便赚得陈祖沛一腔眼泪，把几十年的寃屈、羞辱、苦难，还有被剥夺掉的、数以千万计的巨额财产，都烟消云散，一笔勾消，还说党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陈乃良：《商界奇人陈祖沛》、金陵：《陈祖沛同志生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