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言论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 谁之功?谁之过?

中共2018年12月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在国内外引发相当大的反响,尽管是负面的。40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但中共将成就归于自己的自我标榜,反而令公众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更为忧心。因为中国改革四十年,谁之功,谁之过,其实一目了然。 中共在大会上一再标榜中国自从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进步,并列举了个人收入、教育和预期寿命等方面的详细数据。中共最高层称,“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中共回避了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忍饥挨饿的苦日子,是谁造成的?如今的好日子,又是怎么来的? “改革”前 中国人为何忍饥挨饿? 1949年中共窃取政权后,就一直在通过教育、历史研究和文学艺术等方面,全方位、系统化的歪曲、篡改历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生造出所谓的“旧社会”。 然而,即使是在“旧社会”光景最差的1948年,即中国连续遭受日军侵华和中共挑起内战等巨大动乱后,据史料估算,当时的中国人均GDP排世界第40位。相比之下,在中共“新社会”改革前夕的1978年,中国人均GDP沦落至全球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 如果说新旧社会的GDP对比,还不足以让今天的中国人感受到切肤之痛,那么简单回顾下中共“改革开放”前的30年历史,中国民众就可以看清“忍饥挨饿”背后的恐怖。 中共窃政之初,不但发动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等运动,从肉体和财富上消灭了中国的地主和资本家(对应今天的民营企业家);而且还发动了“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彻底剥夺了农民的土地。 等到1958年,中共为发展军工、对外称霸,掀起了疯狂的“大跃进”运动,全国民众在中共的威逼和蛊惑下,主动或被动的大炼钢铁。只是彼时的中国社会,工商业因为资本家阶层被铲除而遭受重创,农业生产也因农民丧失土地而萎靡不振,很快中国民众就陷入史无前例的“大饥荒”。 曾长期担任新华社记者的杨继绳,写出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被认为是有关大饥荒最详实、最权威的记录之一。该书揭示,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该书指出1959、1960、1961这三年风调雨顺,并非中共宣称的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大饥荒的真正原因完全是人祸。 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 Dikotter)2010年出版的著作《毛的大饥荒》,根据解密的中共公安部门同期报告及“大跃进”最后几月中共汇编内部报告,指出1958到1962年中国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冯克将中共制造的“大饥荒”与苏俄的古拉格群岛集中营和德国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 1959-1962的三年“大饥荒”,就是中国人在中共统治下,曾经忍饥挨饿的真实写照。 只是,即使饿杀了至少4千万中国人,中共也没消停,紧接着在1966年又发动了名为“文化大革命”、实为铲除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的十年浩劫。 等到文革结束后,中国经济已彻底崩溃,中共濒临灭亡。这就是中国人“忍饥挨饿”苦日子,以及中共不得不“改革”的由来。 中共“改革”--减少党对经济的控制 中共宣称“改革开放”取得成功,中国人“忍饥挨饿”苦日子一去不复返,总结出第一条经验就是,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共这种理论和逻辑,其实是一种病。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一种心理疾病,起源于1973年发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的一次银行抢劫案。当时两个劫匪去抢斯德哥尔摩的某家银行未遂,劫持了几名银行职员做人质,在与警方僵持6天后,劫匪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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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快逃 专栏作家揭大陆经济黑幕

美中贸易战升温,许多台商选择撤离中国,但有台商反映钱无法汇出来。专栏作家粘迪舜表示,中共有一套强制结汇的规矩,台商收到的美金得被强制兑换成人民币,目的是把资金锁在中国。他也说,近年中共对台招商说得天花乱坠,但冷静想想这一切只是梦。 粘迪舜近日在脸书发表多篇文章,论述包括在中国的台商困境、华为壮大后的中共阴谋等,引起广大回响,并经媒体报导转载。粘迪舜以自身经验为鉴,呼吁想到中国大陆快速致富的台商已到了梦醒时分,中国经济最坏的年代已经到来。 粘迪舜表示,2000年后,台湾正面临产业技术升级,与汰换老旧产线的当口,受中国崛起磁吸,台商大举西进。西进的毛利200%起跳,一片荣景,愿意留在台湾发展的老板寥寥可数。 一位电镀厂老板就曾跟粘迪舜反映,中共官员跟他拍胸脯保证,在中国设电镀厂,即使工作环境有重金属等有毒物质环伺,但要人就有人,而且出事也不须负责,“共产党根本不在乎老百姓的命,他们只想赶快招商,自己赶紧发达起来,而这些是靠着人民的性命与健康换来的。” “在跑客户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大老板,都告诉我同一句话,在中国赚到的钱是假的”,粘迪舜表示,在中国赚到的钱,根本拿不出来的,因为共产党不让你拿出来。共产党有一套“强制结汇”的规矩,只要收到美金,就得兑换不值钱的人民币,而且兑换的成数比例,还是中共规定的,而中共又可能会乱印钞票。所以辛苦赚的钱,说穿了只能在中国里面消费。 粘迪舜表示,当年愿意深耕台湾的老板,其实都智慧甚高,尽管起步艰辛,但因为扎稳马步,不少人最后靠扎实的技术与产业转型,开拓了欧美路线的客户,身家逐渐丰厚,各个都有了数亿甚至数十亿的家产,“在世界各地做生意,不需要担心政府翻脸无情,人治社会毕竟跟法治社会没得比。” 而那些过去把产线全搬去对岸的老板们,则是在酒色财气下渐渐失去了健康,又或者不耐对岸官员长期敲诈勒索,最后空手而回,失去了财富与家庭关系。 粘迪舜表示,台湾受“赚快速简单钱”的观念影响极深,而共产党官员为招商又会讲得天花乱坠。但只要冷静想想,这根本只是一个梦。随着中国今年经济几乎负成长,中国已经逐渐出现大量失业潮,中共官员们也心知肚明,他们正碰到中国最坏的年代。而总想快速致富的台湾人,说真的也到了梦醒时分了。 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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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案律师妻子李文足:我险些被踩成肉饼

709案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等几位维权律师家属,星期五冒严寒到北京高院投诉。现场围堵人员表现出新特色。与此同时,中共高层正在审议《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 对709案律师王全璋不公开的审判结束后,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以及另外几位709案律师的家属,星期五冒着北京的严寒,前往最高人民法院准备递交申诉材料。气象资料显示,北京早上六点到九点,气温零下11度,10点过后回升到零下4度。 全程跟踪这次行动的北京维权人士野靖环对美国之音说:“主要是交投诉控告。李文足投诉天津二中院,不审不判王全璋,因为严重超期了嘛。王峭岭和原珊珊则是交对李和平与谢燕益遭受酷刑问题的投诉。” 网上的现场视频片段显示,王全璋妻子李文足、谢燕益的妻子原珊珊、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当时正在被一些着“特警”制服,实为“保安”的人,以及一些穿便装人的团团围住。一些穿便衣的人手举一张白纸,围在李文足等人的周围,边走边做驱离的动作。画面显示,每当有记者将镜头对准李文足她们三人,或者对准这些便衣人员,他们便努力用手中的那张白纸挡住记者镜头。北京冬日阳光下,深色特警服中出现的摇晃白纸非常抢眼。 李文足、原姗姗12月28日上午发文,题目是“六百特勤,对阵三位709家属”。原来一位推搡中揪住李文足外套的“特勤”小伙子说,“我们今天来了600人”。特警的驱离行动,伴随李文足等艰难行进了两站,就是从红寺村到双庙这段路程,直到警方得到“撤”出的通知,李文足等才得以脱身。 星期五网上不断传来她们三人,以及现场其他维权人士发出的视频和文字。这次围堵明的以白纸障眼最突出,暗的则是底下用脚踩。野靖环说:“因为北京天气特别冷,她们选择稍微晚一点到,十点半到,暖和一点,没有想到,今天竟遇到这个情况。据说六百人,不全都是警察,动用了那种‘特勤’,实际上就是‘保安’。这些人推,从后背推、拉,因为警察不敢动手啊,不敢直接动手。他们(特警)推拉,踩脚。李文足穿一双粉色的棉鞋,前面都被踩成黑的了。” 李文足下午发文:“今天多亏了杨凌云大姐和海荣姐,左右揽着我,要不然我就被推到在地,踩成肉饼了。” 现场其他维权人士也在数百维稳安保大军的包围和裹挟中,被推搡、被踩脚,现场很恐怖。有人说,“整个中国都进入严冬”。 不过,有人士网上发文:“今天记者格外拼命,被推到的,被特勤挤到墙角的,都不屈不挠,跟上还拍”。 与此同时,中共高层近日正在北京举行一系列会议,提出要搞好专项调研、批评与自我批评、管好自己的家属,以及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中国官媒12月27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日前还审议了《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会议认为,该条例“以党内基本法规的形式,对党领导政法工作作出规定,把党长期以来领导政法工作的成功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重要举措”。 来源: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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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批评”再现 中共高层向习领导表忠

中共最有权力的25人本周召集开会,谈的不是国策,而是“自我批评”。虽然这已非习主政下的第一次,但分析认为反映目前中共内部存在暗涌。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2月25至26日召开“民主生活会”,进行自我检查、党性分析,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指个人要带头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执行中央政治局加强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规定。 新华社描述,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会议前先与“有关负责同志谈心谈话”,围绕主题进行查摆。而在会议上,各委员逐个发言“按照要求进行对照检查”,达到进一步统一思想之目的。 自我批评是文革时期的惯用做法,不过目前报导并未阐述中央政治局被要求自我检查和批评的具体内容。 中央政治局有25名成员,包括7名常委,是中共核心权力机关。但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任后,他日益集中权力,观察家普遍认为中央政治局的角色已不如前。 民主集中制 习近平也在会议上大谈民主集中制,强调它是中共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可以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有效防止和克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分散主义”。 习近平反复强调集中的重要性,全党有共同政治责任执行此制度:“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凡是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得好,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 民主集中制最早由苏联共产党前领袖列宁提出,现时也载于中共党章和中国宪法。 分析:中共内部紧张 自我批评在文革后一度淡出,但在习近平时代悄然回朝。在2015年中央政治局也召开过民主生活会,要求各委员在总书记面前发言批评,但现在的时机则惹人揣测。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和立认为此次会议并不寻常,反映中共领导层承认内部关系紧张。他表示:“这意味部分政治局委员做了或说了违背习近平利益的事。” 林和立分析,习近平被质疑低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的决心,误判关税战对中国东南部和科技产业的影响。而中美贸易谈判限期于明年三月届满,正值全国两会举行之际,林和立认为习近平承受巨大压力要在死线前达成协议,否则将招致批评。他认为特朗普在谈判处于上风,甚至能从习近平的弱势中得益。     北京的独立政治评论员华颇则认为:“他没有安全感,坦白讲这反映了其自信不足。”他认为对习近平来说,加强集权是目前应对内外挑战的唯一出路。 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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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前外交官被禁见律师 三餐时间审讯 睡觉不许关灯

中央社21日引述北京知情人透露,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在中国被捕后,不但不获准交保,也被禁止会见律师,且每天三餐时间都要受讯问,晚上睡觉不准关灯。 加拿大12月1日逮捕华为公司财务长孟晚舟后,目前已知有3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捕,三人分别为加国前外交官兼国际危机组织(ICG)顾问康明凯(Michael Kovrig)及商人斯帕沃(Michael Spavor)和一名女外教萨拉–麦克勒沃(Sarah McIver)。其中康明凯是10日晚间10时左右在北京街头被带走的。 华为总裁任正非的长女孟晚舟已获保释,12月12日返回温哥华家中。美国根据美加两国引渡条约,要求加拿大司法当局逮捕和引渡孟晚舟。北京则威胁渥太华若不释放孟晚舟,将有严重后果。 中国逮捕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2天后,于12日下午四点才正式通知加拿大政府,加拿大驻北京大使和另外两名外交官在12月14日获准在警局见到康明凯,见面时间限定大约30分钟。 消息人士指出,康明凯非但不准交保,也被禁止见律师,每天早午晚都要接受讯问,晚上也不许熄灯,他被关押的地点密而不宣。康明凯每月也只有一次领事会见,不准亲友探视。 消息人士透露,康明凯目前身体无恙,但疲惫且压力很大,不过没有出现被虐的物理迹象。第3个消息来源则透露,康明凯被关押在单人拘留室,尽管承受高度压力,神智仍十分清醒。 孟晚舟被美国要求引渡案定于2019年2月6日开庭。在此之前,加拿大法官将审查美国提交的诉状是否符合司法引渡条约。孟晚舟被美国指控欺诈金融机构与伊朗做交易。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中国抓捕加拿大公民表现软弱。加拿大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彭佩奥在华盛顿会晤后一致重申,双方会尊重司法独立原则。彭佩奥谴责北京“非法拘押加拿大公民”,“是不可接受的”。 来源: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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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基督徒被拘 多地禁庆祝圣诞

四川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十天前被强行取缔,超过一百人被传唤。据该教会提供的信息,已有二十五人被拘留,牧师王怡夫妇、长老李英强、覃德富等十五人被刑事拘留或批捕,另有十人遭行政拘留。被捕者分别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寻衅滋事或非法经营等罪名羁押。此外,广东地区信徒称,圣诞节前夕他们出门被人跟踪。 中国西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家庭教会成都秋雨圣约教会,遭到当地警方暴力驱散。教会被取缔,数以百计的信徒被带走。教会牧师王怡和妻子蒋蓉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其中王怡牧师于本月中旬被检察院批捕,面临起诉。秋雨教会的信徒称,该教会长老李英强、执事葛迎锋、覃德富,信徒李晓凤、吕金衡、黄雅玲、付礼俊、王飞等十五人,分别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或“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另有程章纯、王军、刘洪良等被处以行政拘留,部分信徒被超期羁押或下落不明。 该教会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信徒本周五(21日)对自由亚洲电台披露,被抓者中的五十多人目前被当局从所谓的法制学习中心遣返原籍:“又有一到两个人失联,估计可能刑事拘留。之前抓的57人被送到新津县法治学习中心,最后被陆陆续续全部遣返原籍。初略估计,被刑事拘留的应该有十多位。这还不包括王怡牧师和蒋蓉师母。” 据该教会另一位要求匿名的人士称,目前王怡和妻子蒋蓉被指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余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拘。连日来,公安翻查教会的书籍,登记书册详细资料。教会怀疑警方正从“非法经营及非法出版”两方面,汇集证据。 11月14日,秋雨圣约教会被成都市公安局、民政局及宗教局联合取缔。二十天后(12月9日),当局出动一百多名公安和宗教局等有关人员,大规模抓捕该教会信徒,有的是在东北家乡被抓回。信徒称,公安试图从外省的信徒口中,搜集对公安起诉被捕者有力的证据。 关注成都警方此次大抓捕行动的李谦对本台表示,秋雨教会被取缔,信徒被拘留,反映政府已容不下家庭教会:“成都的秋雨教会本质上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宗教信仰自由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这是一个人权的问题,也是广受国际社会诟病的问题。对于教会的打压可以看出当局现在风声鹤唳。” 多地推出禁止庆祝圣诞节措施 在广东,多个教会的信徒告诉记者,公安正在严厉监控他们。东莞信徒刘先生对本台说,公安及便衣阻挠他们聚会:“现在我们手机也被他们监控。我去另外一个地方,他们也知道我去那里。出去的时候,一样被治安员跟踪,出到(广东)省外,也是被监控的。四川王怡牧师那边也是每个人都被抓了。” 圣诞节前夕,中国多地警方发出警告,禁止悬挂庆祝圣诞节的装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公安分局鼓楼派出所向辖区内的娱乐场所发出通知,要求辖区内酒店、KTV、网吧、酒吧等场所,禁止一切与圣诞节有关的活动,禁止悬挂圣诞袜,佩戴圣诞帽和摆放圣诞树等。河北廊坊市城管局亦发出通告,禁止全市沿街商店摆放圣诞树或悬挂圣诞装饰,或举行圣诞促销活动。在24日平安夜及圣诞节前后,对小摊贩出售圣诞袜、圣诞老人玩偶等行为进行大力打击。 来源:自由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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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涉罪也爱国 低端谋生请走开

有评论认为,中国绝非一个不会讲人权和普世价值的国家,只是人权与普世价值都是专门预留给“孟公主”所属的那个阶级的人。“大国”崛起的同时,北京从来没有停止驱赶“低端人口”。 香港《明报》发表文章《“孟公主“与中国人权的阶级性》,作者安徒说,孟晚舟被捕之后,“人权“二字一时之间在全国响起,含义远超中国官方一直在说“适用于中国国情“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还有人脸不红气不喘地祭起平时自己觉得难听过粗口的“普世价值“。这种种“忽然人权“的现象说明了,中国绝非一个不会讲人权和普世价值的国家,只是人权与普世价值都是专门预留给好像“孟公主“所属的那个阶级的人,而不是那些在国境之内每日受到打压迫害的平民百姓。用中国人应该熟习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来说,也就是在中国,人权的而且确具有阶级性。 文章说,马克思主义教晓了中国人一个道理,那就是任何一个统治阶级要维持他们的统治,就同时要成为统治的思想,也就是“把特殊的阶级利益,表述为全社会普遍的利益“。因为意识形态和虚假意识的秘密,就在于“对现实的颠倒丶逆转和经过修剪的反映“。这就是为什么一家理论上只是“民营企业“的老板女涉嫌犯了官司,“鸦片战争“丶“百年耻辱“就会上这些人的头。 华为出事,台湾咋办?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华为风暴下,台湾长痛不如短痛》,作者吴奕军说, 华为可说是“中国崛起“的缩影。华为并未上市,公司资金管理因而不明,创办人任正非出身自中共解放军团职军官,前董事长孙亚芳长期任职中国国家安全部高官。台湾许多媒体虽常赞叹与推崇华为“狼性“企业文化,其营运与成长之内情其实相当神秘。 文章说,华为事件目前对台湾科技大厂冲击严重,受到严重影响的5G供应链包括瑞昱丶南亚科丶鸿海丶稳懋丶台光电丶联亚等等,手机供应链则有台积电丶大立光丶日月光丶联发科等等。在美中冲突升温丶国际局势丕变的现实中,显见台湾高科技产业对中国市场不能再陷于迷思过度乐观,多年来与中国市场盘根错节的共生关系,已经到了急需策略重整的存亡之秋。华为事件凸显了科技产业界长年的尴尬与困境,也促使台湾必须直面科技产业发展所涉及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以及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绝对不只是“拼经济“这么浪漫这么单纯。 堵虽然好,疏才更强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中美谁将控制下一个互联网时代》,作者KARA SWISHER说,虽然大家都在关注戏剧性的孟晚舟被逮捕事件以及它对贸易谈判和股价的影响,但是一场有关科技霸权的更重要的战斗正在酝酿之中。具体地说,谁将控制下一个互联网时代?下一代的互联网将按照谁的规则运行?直到不久以前,答案显然是美国,在美国诞生的互联网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在这个过程中导致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权力和财富的产生。中国一直有一个强大的科技行业,近年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这个行业的投资丶专业技能和创新显着提升。 作者说,硅谷的看法似乎是:政府对违反规则的中国企业采取强硬做法是好事,思科(Cisco)和苹果(Apple)等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抱怨中国企业违规。保持警惕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政府也能更关注加大对美国创新的投资,而且如果政府的打击行动看上去不是那么没有章法的话,硅谷人会更有信心。 “大国“崛起,“低端“走开 香港《端传媒》发表文章《切除行动一年后,切出一个“中产城市新中国“》,作者杨山说,北京驱赶“低端人口“已经一年了。尽管这一切形成了庞大的声浪,以至于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当时不得不临时安排视察居民区,发表讲话强调基层劳动者对北京的贡献,但回过头来,拆除丶驱赶丶整治在此后的一年内从没有停下,只是变得更加细致,变成小火慢炖。 文章说,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整个大厅被布置成了一场改革开放特别展览。改革开放四十年,在今天成为了彻彻底底的“大国崛起“故事,当年那些打工仔打工妹挣脱家庭与体制束缚,寻找幸福生活的“原教旨“改革开放叙事,从此大概是要束之高阁了。而与这种“原教旨“的叙事一同隐去的,是城中村丶小工厂丶大城市中的“低端“外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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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宣传如何在中国无孔不入

董一夫在《纽约时报》介绍耶鲁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何若书(Denise Y. Ho)近期出版的《策展革命:毛泽东年代的政治陈列》(Curating Revolution: Politics on Display in Mao’s China)为认识中国的政治宣传打开一个大大的窗口。 董一夫写道:中国人生活在政治宣传无孔不入的世界里。近年来,中国官方宣传口径对忠诚度的要求以及对“不和谐”声音压制的力度,在世界范围内可谓数一数二。在很多人看来,宣传一不真实,二不理智,因而不值得研究和推敲。然而,尽管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飞速发展,没有无孔不入的政治宣传的中国仍然是难以想象的。实际上,借助网络等现代化的传播工具,政治宣传传播甚至更加高效,更加无法抗拒。 一般人对宣传的认识首先来自于那些被命名为“党的喉舌”的宣传工具: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不过,《策展革命:毛泽东年代的政治陈列》(以下简称《策展革命》)告诉人们,我们周围世界被刻意摆置和构造的环境,实际上都是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 《策展革命》选取的毛时代在上海出现的六个案例说明宣传的无远弗届:中共“一大”会址的展览设计;上海蕃瓜弄棚户区“工人新村”的建设;五六十年代的“红领巾”接受的“爱科学、破迷信”教育;文革前的阶级教育展览;文革时期红卫兵的“功勋”展览;上海博物馆在文革“破四旧”时保护文物。 从表面上看,尤其是对没有亲历过毛时代的人来说,《策展革命》讲述的历史与当下的现实相隔甚远。但实际上,几乎任何一个5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在半个世纪前直接受到了毛时代政治宣传的“洗礼”。如今正是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中国掌握着主要权力,他们所做的种种对中国有着即时或长远影响的决策的根据,许多来源于他们自儿时以来通过宣传而被过滤和传输的政治经验和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策展革命》集中展现的是毛时代的政治宣传,但书中案例所描绘的宣传却依然活在当下中国社会。这一点,从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上可以清晰地看到。 政治宣传是如何蔓延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就我与那些亲身经历过毛时代的前辈交谈得出的结论而言,我发现,在个人层面,人们对宣传的就范大概有两种途径:一是“教育”  一种自外而内灌输的代名词,这其中包括同龄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二是威权,即在政治运动的高压下自我反省并调整言行的生存机制。 《策展革命》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则是以上两点的结合  仪式。作者发现,政治宣传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就占领了公共领域并渗透到所有私人领域,而是通过不断地重复  一次次运动、一个个展览  将宣传内容进行布展而后将参观仪式化,这当中既包括教育的引导,也包括威权的强迫。当参观宣传展览成为了一种仪式,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家庭背景的人们就被吸纳进同一个政治宣传的机器中,在涉及政治和革命等问题上,人们的情感、语言和思维逐渐趋同,由此产生出了这个机器的合格产品:对工人阶级和贫农的怜悯、对地主和资本家的敌视、对“旧社会”的仇恨以及对“新社会”的珍惜。 相对而言,展览是最可摆脱枯燥的政治宣传方式之一。因为展览中的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件,往往可以成为最有信服力的证据,如阶级教育展览上“旧社会”农民后背的伤疤,上海蕃瓜弄棚户区与工人新村的显著对比等等。 但是,即便如此,作者还是从记录档案细节里,发现了与政治宣传的主调不和谐的蛛丝马迹。例如,在60年代中期文革前的“阶展”中,有些参观者在看到实业家荣宗敬被没收的金饰品时,并没有对资产阶级的愤慨。红卫兵在参展者反馈中惊奇地看到了“多么好看,多么好看”的感叹。 正是通过对当年参观者反馈记录的分析,《策展革命》展现了毛时代政治宣传的局限。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毛时代的宣传可谓排山倒海,容不得一丝反抗。然而,在60年代初期的“爱科学、破迷信”运动,却是一个相对失败的政治宣传。作者通过查阅档案发现,一些信奉天主教的小学生在接受“教育”后,写出了让人哭笑不得的观后感。比如,有一个小学生这样“概括”他的收获:“毛主席教导我们好好学习,上帝也让我们好好学习。” 所谓“迷信”,实际上是民间宗教的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作者指出,“爱科学,破迷信”宣传中的所谓“科学”,并不是一套可以活学活用的思考方法和行为遵循,只是一套供学生死记硬背的教条,因而不具有替代那些充满着妖魔鬼怪的“迷信”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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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案揭高干子弟特权

华为集团创办人任正非的长女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被指控向多间跨国金融机构,作出虚假陈述,隐瞒华为与香港空壳公司Skycom的关系,即Skycom实为华为的附属公司,然后透过Skycom违反美国的制裁,向伊朗出口美国惠普的电脑系统;孟晚舟个人被指控向多国银行隐瞒两者的关系,藉以能在制裁令下仍得到金融服务,诱使受害的银行机构,于2010-2014年间,提供违反美国制裁的金融服务与交易,转移涉及与伊朗交易的资金等;而美国之所以要透过加拿大去拘捕孟晚舟,即在于自2017年4月,华为的子公司收到美国大陪审团的传票,要求交代伊朗业务问题起,华为的高层人员一改过往的外游行程,不再途经美国。 这宗案件引起全球关注的,当然是由于孟晚舟的身份;当加拿大拘捕孟晚舟后,在未上法庭与作出正式的指控之前,中国政府已经接二连三的“严重抗议”,最后甚至召见加拿大大使与美国大使,不断恐吓会有“严重后果”;比起上星期正式被定罪的前香港高官何志平,孟晚舟自己的身份,只不过是一个从来没有担任官员的商人,其“首席财务官”的身份,也不是掌握技术的人员,为何中国政府在其他事情上不闻不问,却要为这位“商人”无理取闹呢?为何检控孟晚舟,中国政府竟大声指控加拿大“严重侵犯人权”,甚至连一众亲共传媒,也集体出动呢?例如在加拿大也出版的《明报》,其香港的社评竟藐视加拿大法庭,竟指控这宗案件为“采用流氓国家手段”?网友笑说,这充份显示了所谓中国人的“同国不同权”,甚至连中共党人,也有“同党不同权”,高干子弟特权果然无处不在。 记者质疑孟晚舟有加拿大国籍,中国外交部先是无法回答,后声称根据纪录是“中国公民”;到上星期五开庭,加拿大的法庭证实,孟晚舟拥有过期的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拥有加拿大卑诗省的身份证、健保证、以及社会保险号码,其丈夫与女儿住在加拿大,其前夫与三个儿子则住于美国;其辩护的代表律师,更以此去证明孟晚舟与加拿大的“密切联系”,包括取出孟及丈夫与女儿在温哥华生活的照片,以“加拿大人”身份,去争取保释候审——被告人自认加拿大人,中国政府与大陆传媒,却纷纷说要“抢救”中国人,更把这位加拿大永久居民,视为“振兴中华、科技兴国”的代表人物,把加拿大说成“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真的非常讽刺。 而更严重的问题,即在于控方指出,美国最少纪录孟晚舟使用了四本号码不同的中国护照,以及三本号码不同的香港特区护照;香港的法律学者张达明,更发现孟晚舟最后一次使用作入境加拿大的香港特区护照号码,不属于最新编号的一本,却是“第二本”,质疑孟为何能够拥有最少两本同时有效的特区护照;香港特区政府尝试解释,可能是“旧护照有签证”,然而旧护照必然被“剪角”,因此不能单独使用,必须配合新护照一齐使用;亲政府的传媒则放风,说孟曾经多次“改名”,但改名其签证必然失效,必定要改用新护照,最终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仍未能解答疑问,只能说“持有3本护照不正常,这不应该发生”。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更表示,上星期美国国务院及商务部的代表,曾与香港政府会面,要求香港严格执行对朝鲜及伊朗的制裁及禁运,或订立新例去禁止开设空壳公司,以及制止违反制裁令的行为;上述的要求,明显针对与伊朗交易的香港空壳公司Skycom,以及孟晚舟入境加拿大所使用的香港特区护照;令人觉得诡异的,就是香港特区政府既不敢透露这次的会面,要由美国方面来公开;同时政府在孟晚舟问题上几乎不发一言。当中国外交部作出严正抗议,连不相关的深圳市政府也提出抗议之时,作为当事人持有护照的代表政府——香港特区政府,一位法律上属“香港人”被加拿大拘捕,要求引渡到美国,政府却完全沉默,一反如贸易战问题上跟随中共中央政府的说法,完全不敢附和中国政府的“抗议”。 真相就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美国正在质疑香港作为中共“洗黑钱”与违反制裁的中间人角色。孟晚舟案所揭露的,就是一直以来中共利用香港来从事“染白”与“洗钱”的角色,以及高干子弟借香港特区护照,来享有在西方社会生活,却继续在中国掌权的秘密。香港特区政府,是否作了为这些中共高干子弟牺牲全港的准备?香港是否要加入被美国制裁的名单?从美国政府的表态看,这是严厉的警告,香港政府好自为之。 来源:自由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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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三地春夏秋冬 人类自由度相差大

世界人权日之际,新公布的年度人类自由指数排行榜中,中国在162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35,香港第三,台湾第十。同一报告指新西兰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瑞士排名第二。 据美国之音报道,由加拿大独立研究机构弗雷泽研究所最新公布的2018年人类自由指数排行榜使用涉及个人、民事和经济自由等79个指标进行测评,衡量全世界162个国家的人类自由指数。根据这份报告,新西兰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瑞士排名第二。而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全世界最自由区域的香港今年排名继续跌落至第三位、澳大利亚名列第四,第五名则是加拿大。 该报告的编辑、弗雷泽研究所经济自由首席研究员弗莱德·麦克马洪说,“中国是东亚自由度最低的国家,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进其非民主整体模式时使周边国家担忧”。 报道引述报告的前言说,作为大国,中国对自由的威胁比俄罗斯还要大得多。报告说:“中国共产党近年来变得越来越具有专制和帝国主义性质,对内残暴执行其极权主义模式,同时寻求在全球扩展这种模式。” 报告指与此同时,台湾此次进入自由指数排行榜前10名,与挪威并列。在2008年,台湾还处于第43名。 报道说,然而从整体来看,全世界很多人的自由程度在过去十年有所下降。在有对比数据的142个辖区中,81个自由度下降,58个上升,三个不变。 据报告指出,自由度较高的国家通常比较低的国家要繁荣。据该报告的编辑、弗雷泽研究所经济自由首席研究员弗莱德·麦克马洪说,“一般来说,当人们更加自由,他们就有更多的机会去创造繁荣,生活也更加开心。” 在这份报告中,美国的人类自由指数全球名列第17位,日本位居31,印度排名110,俄罗斯排名119。人类自由指数最差的是叙利亚,排在最后的第162位。 报道指人类自由指数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自由指数,它衡量公民自由,经济自由,法治,行动自由,妇女权利等各个方面的指标。 来源: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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