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言论

最近，国内一则“淘宝女店主代购进口服饰被控逃税：判10年罚款550万”引人注目，人们将这一事件与范冰冰逃税数额远大于这位女店主最后罚款了事相比较，感叹司法严重不公，大都没注意到这两个月的税收征管变化新动向。这动向就是：在降减企业税率的同时，加紧了对特定人群（富人）个人税收的征管。 对企业实行“亡羊补牢”的减税 9月中旬，中国国务院发表“双创”升级版意见，全文近万字，列明为企业减税的六大目标八大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针对所有企业的减税降费，以及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确保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其余各条则是鼓励创投企业，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希望企业能够开发新技术。 社保税降低，是针对前一向国内怨声载道的批评意见，考虑到不少企业将解雇职员，加重失业现象，因而不得不降税以减轻企业压力；鼓励创投企业，则是希望中国企业尽可能地投资于开发研究，慢慢地就拥有自主开发技术，洗掉盗窃知识产权的“山寨大国”恶名。 上述降税措施看起来很美，似乎为企业尤其是中小型科技创业型企业想得非常周到，但如果了解中国企业税收情况，以及中国缺乏激励企业创新的制度环境，就知道这只是杯水车薪。 被企业“死亡税率”逼出来的降税 数年前，天津大学经济系教授李炜光曾称，中国民营企业税负占比一直在上升，2015年达到51.43%，是“死亡税率”，捅了马蜂窝，后被官方封口。但企业税负重逼得企业生存困难却是事实，企业必须降税，政府财政又不能少，挖掘新税源就成了当务之急，中国官方、半官方的专家自当献计献策。2017年，从中国海通证券分析团队的一项研究当中，其实已经可以看出政府征税将有方向性调整。这项研究有三个论点： 1、中国企业税负不仅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新兴经济体。 中国企业部门承担的广义税负占GDP的比重达到30%，占宏观总税负的90%左右，而且中国的绝大部分非税政府收入是由企业部门承担。中国企业税负在商业利润中的占比高达68%，在全球一百九十多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2位。这一比例不仅远高于美国（44%）、英国（31%）、新加坡（19%）等发达国家，还高于印度（61%）、墨西哥（52%）、俄罗斯（47%）、印尼（31%）等新兴经济体。 2、中国的税收结构：间接税主导，企业缴纳多。 中国2016年的税收收入中，间接税占比60%，直接税占比40%。而发达国家的直接税比重一般在50～60%，美国、加拿大超过70%。中国的直接税占比不仅远不及发达国家，在新兴经济体中也不高。 3、中国企业缴纳部分占税收收入之比合计超过85%，而个人直接缴纳比重仅11.5%。 这项研究最后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增加房产税、遗产税等对富人的征税，以填补这一财政缺口。类似的研究还有。这是本文开头总结的今年税收征管方向调整的由来：在减轻企业税负的同时，加大对富人这一特定人群的征税。 对个人海外资产的征税 今年8月31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这是1980年个税立法以来的第七次修改，与上次修改时间相距7年。新税法做了两大调整：一是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每月3500元提升至5000元，这对于中低收入者，可减轻税负。二是扩大了征税范围，将“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没有住所但在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超过183天的人”，定为交纳个人所得税的“居民个人”，规定“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缴纳个人所得税”。 对于“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指“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个人”，条文详细解析见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中国税收居民身分认定规则》，一旦某人符合认定身分，就需要为其在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纳税。 在国内住183天还能在外国居住的人，当然不是每年只能攒下十多天假期的工薪阶层，而是在国内有商业、企业等各种羁绊的人，以及一些移民海外的官员与富商家人——这些人在投资领域内，有个雅称，叫做“资产高净值人士”，因此，这种征税就是“向富人征税”。 富人或者存在侥幸心理，认为中国或者美国、法国等外国政府不可能查到自己在世界各地的收入进帐。我觉得越到后来，这种可能性越小。自美国于2013年实行《美国海外帐户税收法》（英语缩写为FATCA，中译为《肥咖条款》）以来，中国、香港、台湾、澳门，以及日本、南韩甚至瑞士等全球一百多国家与地区已经同意加入FATCA 条款，有的国家或地区如台湾，还有本国版《肥咖条款》。只是各国（地区）落实的阶段不同，条约细节亦有差异，按呈报机制的差别，分为Model 1 和Model 2 。总的来说，从2014年开始，FATCA 就已经在全球陆续生效，全球合作国隔年就开始向美国税务局（Internal

从追求社会平等出发，终于发现追求分配平等的结果，竟然是实现了权力和权利最大的不平等。尽管1924年王国维已经料见寻求“均产”则“不均之事，俄顷即见”；1945年奥威尔提出追求平等必导致“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然而，他们大概还没有预料到这种权力与权利的不平等，会导致人类社会这样大的灾难。 当现实使我从社会主义的平等美梦醒过来，我在30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社会主义是权力私有制〉，提出社会主义尽管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目标，但政治权力却并非由公众投票授权的公有制，而是由打江山的政党私自分配权力和传承权力，因此是权力私有制。以私有权力去分配资源，就一定会产生特权阶级，造成结果的更不平等。人民从事生产却不能支配自己的生产成果，自然不再有生产的积极性，在“做也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的均贫分配下，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实现了哲学家罗素所说的“乞丐最平等”的丐化平等。 当专制掌权者改弦易辙，将手中掌握的资源适当放开，容许私人企业发展，甚至给予一些“优惠”政策，即放弃“均产”，让一部份人富起来，这样的“改革”是不是可以促使经济发展呢？不错，一旦松绑，社会有了自由经济的空间，人民发展经济的潜力就得以发挥，打破丐化平等的局面，并带来经济的飞速发展。在经济体制上，其实已经不是社会主义了。 然而，尽管财产不再是完全公有，但权力私有的架构没变，政治权力依然集中而没有分散及下放，由党操控的半自由市场经济，没形成有不同利益集团的公民社会，经济发展不但没有带来社会的自由、人权、法治的进步，反而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全社会的贪腐。以追求社会主义平等为初衷的共产党人，最后实现的竟是原始资本主义最残酷的剥削制度。 300多年前英国启蒙时代的政治哲学家John Locke的话太有预见了。他说：“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   过去许多人，包括我自己，把17世纪这句话的重要意义忽略了。对于平等的理念，这句话很清楚：财产（分配）不能平等，但权力（权利）必须平等。 财产公有的罪恶许多人看到了，但制造最大罪恶和灾难的是权力私有。权力私有由于所有权力都是自上而下等级授权，因此从权力阶层以至整个社会，都处于逆向淘汰的状态：有主见的、独立思考的人被淘汰，无能却善谄的人得到升迁。 生于1911年、2009年逝世，见证中国百年历史的著名学者季羡林，晚年时说：“多少年后，我醒悟过来，终于发现了一个宇宙真理，在公有制体系里，每个单位都是小人的天下；正直的人总是少数，且无权势；群众的眼睛都是瞎的、势利的，他们大部份情况下不会站在君子一边。坏人是不会改好的，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坏人。”   他说的公有制体系，其实是权力私有制体系。在权力私有制的“全面管治”下，香港现在也“都是小人的天下”了。 来源：苹果日报/李怡

中国著名自由派民间智库天则研究所正受到压力，近期内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政在被辞退之后，近日被中国农工党开除党籍。最新的消息是，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院长赵思运，因为在迎新生的致辞中提到了知识分子应该参与公共事务、关心国家大事，被学校党委处以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邀请了原中国改革杂志社长李伟东，和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对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目前的处境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记者：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院长赵思运，在今年应届新生的演讲中，主要提到的观点有这么几个，一是要自律，二是要有尊严和尊重别人，三是知识分子要关心国家和民族，重建人文知识分子的公共价值信念。他说，知识份子是社会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但现在成了稀缺的精神资源。 李伟东先生，以你对当下中国情况的了解，赵院长讲话中涉及的话题，有哪些触碰了中共的底线？ 李伟东：习近平上台宣布七不讲，这就是底线。自由、宪政，甚至是社会担当，都不能讲。根本上说就是反自由，全面反对普世价值。由原来内部监控，到现在公开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中共已经走了非常远，这是一个纳粹化的过程，非常危险。 记者：夏明教授，现在中国的自由派知识份子是否非常困难？ 夏明：是，现在中国共产党，把独立知识分子生存的公共空间全部搞掉。我同意李伟东中国纳粹化的说法。 中国在全权主义扩张的时候，已经把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全部抛弃了。比如马克思是非常强调批评精神的，辩证法中也是如此。但现在中共已经把习近平的集团性取代党，然后以党取代国家，包括国家的公共性和社会性。由于习近平成了一个新的神，所以就是习近平取代了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做法。 记者：1950年代的时候，中国也发生过一次，反右运动把自由份子基本清除。李伟东先生，现在习近平在走回毛的路吗？ 李伟东：不是走毛泽东的路。我强调多次，现在中国是纳粹化。毛泽东搞的是共产乌托邦，习近平他们不会抛弃毛，因为那是他们的祖宗牌位，他是把党和国家捆绑起来，搞一套民族主义的东西，实际上是右翼集权。核心标志是元首化。 如果用权力指数打分，毛是一百分，邓小平是八十分，习近平超过了邓小平，但他是民族主义的纳粹化。这对中国民主化，以及对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秩序都有很大威胁。 记者：赵思远教授是山东郓城人，和宋江是一个故乡。夏教授，中国现在这种高压政策下，会不会有水泊梁山式的反抗出现？ 夏明：伟东刚才讲了，中共权贵化和寡头化，变成了一种右翼的政权，而不是依靠工农的左翼政权。这种右翼政权需要某种暴民的支撑。当中共把知识的公共性和独立性消灭了之后，这种暴民就会随之出现。 但是水浒梁山式的反抗会有，但难以有大的效果。不过随着经济问题凸显，那么中国的中产阶级，尤其是党内的官员财产受到损失，可能会引发内部的大规模的反抗。 记者：李伟东先生，你觉得中国会出现夏教授讲的这种情况吗？就是党内的大规模反抗？ 李伟东：会的。中共这个红色帝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大怪兽，谁都对他没办法。但大怪兽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是内部的九千万党员。这也可以解释目前中共内部斗争激烈的现象。 记者：谢谢两位。 来源：自由亚洲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家族在香港拥有天价房产的消息，连日来受到舆论高度关注。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向本台表示，媒体曝光中共高官在海外的巨额资产，对于当局反腐是件好事，而当局也应就此审查相关人员，以正视听。 香港媒体近日披露，习近平家族仅在香港一处的房产价值就超过6亿港元，再次引发舆论对有关中共权贵海外藏富的关注。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本周四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大力反腐败、打“老虎”，境外媒体曝光高官在境外有巨额财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向政府提供线索，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因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任务之一就是反腐败，已经反出了几百个‘大老虎’。无论是前几年的巴拿马文件，还是现在，刚才你讲到的香港这样的新闻，我觉得都是帮助中共中央反腐败，是有一种很强烈的看齐意识。” 早前海外媒体报道和巴拿马文件已揭露过，胡锦涛、张高丽、贾庆林、栗战书、汪洋以及万里等现任及离任高官家族，在香港拥有巨额财富。 对于海外媒体的相关报道，鲍彤认为，应查清事实而不是装聋作哑： “如果有这样的事情那就严肃处理，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情，那么就还这些人清白，这是非常必要的。不闻不问，装聋作哑是很不好的。装聋作哑、不闻不问是怀疑中国共产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使人不能不联想到他过去的反腐败是不是以借反腐败之名，来铲除异己，这就是选择性反腐。那就前功尽弃了，我觉得非常可惜。” 在2012年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象征着习近平被中共正式确认为第五代接班人。习近平掌权后，反腐行动逐渐扩大。其前任中央军委成员除胡锦涛之外，其余几乎被“一锅端”，罪名均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及为他人谋取利益”。 提及中共中央反腐行动，这位八十多岁的长者语气中带着愤怒。 他说：“搞反腐败应该有个交代，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反腐败是真正的反腐败，不是假的反腐败；是全面的反腐败，不是选择性反腐败；不是我想反谁的腐败，谁就腐败；我不想反谁的腐败，我就把他保护起来，就不承认，不认帐，装聋作哑。我觉得，如果这样做那是人性丧尽。” 对于有舆论认为披露高官贪腐行为往往涉及中共高层权力斗争，鲍彤举例说： “我想，权力斗争大概总是有的，争权夺利的现象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大概从来没有断过。但是我想，作为一个文明社会，不作为一个野蛮社会，野蛮社会是看谁的力气大，我的力气大那么就是我反你的腐败。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野蛮社会实行的是丛林法则，是看谁的拳头大，谁的牙齿尖。那么，文明就是应该依法。” 鲍彤说，对于违法犯罪行为应依法严肃处理，包括将国内资金秘密转移到海外的人。 来源：自由亚洲

从川普总统犹犹豫豫地开始贸易战，到最近彭斯副总统的讲演，说明美国人真正开始醒悟了。正如彭斯副总统所说，当年大多数美国人民抱着良好的愿望，以为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可以同时促使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现在事实证明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给自己的人民自由，而且已经严重危害到美国的经济和民主自由的体制。 这不是简单的贸易逆差问题，而是农夫与蛇的故事。中共的经济发展，不但没有给予中国人民自由和富裕，反而侵蚀着美国的自由和富裕，进而发展到干预美国政治，企图控制美国的政策。这正是真正的冷战，意识形态决定了双方的敌对关系，而且从来如此。 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从来都说实话。他们的最终目标，就是打败西方的民主自由，建立全球的专制体制。他们和民主自由的矛盾，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矛盾。即使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也是暂时的欺骗。这个说法本身的潜台词，就是最终打败对方。 现在西方最流行的两种说法，一个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一个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前一种说法太学术化，也就是学者们为了少得罪人而习惯的温吞水的口气。后一种说法可能没搞清楚真正的问题，只说出了表面现象。其实真正的冲突，就是社会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 在这方面，西方的历史并不典型。所以西方人能说到文明之争已经很深刻了。其实文明之争和陷阱论，说的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中国先秦时代的历史，或者说汉族形成的历史更典型地说明了，由于意识形态决定的社会制度之争，才是决定历史的根本原因。 三千年前的华夏民族，是一些从西方迁来的政治体制不同的少数民族，被周围强大的、被称为狄文化的多数民族所包围。和西方学界所流行的，被马克思所论述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体制的理论相反，华夏各国在经济和技术上并没有什么优势，反而在很多重要的技术上处于绝对的劣势。 但由于他们的政治体制更人道，有利于他们的内部团结，包括对待俘虏的奴隶更平等自由，所以在和周边蛮族的斗争中逐渐扩大，最终形成了至今仍是世界最大的民族，并且吸收融合了所有文明的技术和智慧，包括人才，发达了两千多年。这和现在的美国非常相似。 孔夫子所总结的仁义礼智信的价值体系，正是现在所谓的普世价值。这种最符合人性的普世价值，正是华夏民族从小到大发展的根本原因。Z这也是美国民主制度从小到大发展的根本原因。经济、军事和文化等等，只是政治体系发展的副产品。 而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是早已被西方人淘汰的价值体系和奴役制度。美国人可以容忍其存在，但共产党不会容忍民主自由的存在，他们很正确地看到了两种文明的根本冲突。在国内不能容忍民主自由，在国际上他们也不可能容忍。 因为最符合人性的政治制度所造成的现实，对奴役制度有着根本的威胁。普世价值的吸引力，正是造成奴隶们逃亡寻找自由的永久动力。这些对奴役制度构成根本的威胁，自古以来如此。 善良的农夫终于醒悟到蛇的本性，是今后不被蛇咬到的开始。美国人终于醒悟到，奴役制度和民主自由不可能共存。感谢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告诉美国人民蛇的本性。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来源：自由亚洲

文化大革命以革命的崇高名义激活了最卑劣的人性，唤醒了人的心魔：愚昧效忠、个人崇拜，揭发告密、栽赃陷害，阶级杀戮、文化破坏——这些反人类文明现象成为当时社会常态。运动的主流派——从共和国的领袖到共和国的顺民扮演着不外乎霸王、流氓、疯子、小丑这几种角色，或者一人兼其中若干角色。 我展示几片历史切片，再现一个民族自残的丑恶时刻。 一、毛泽东、刘少奇也维权 1964年底，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四清工作会议”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刘少奇温和地纠正了毛的说法：“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   这次会前，邓小平认为是中央书记处召集的一般汇报会，曾对毛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同刘少奇发生争执后，毛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一向不受党章宪法约束的毛泽东这次搬出党章宪法，只是借题发挥训斥刘、邓轻视他的权力。毛的底气在于有林彪的军队支持，而不是占了党章、宪法的什么理。 果然毛泽东很快就凶相毕露，指着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打倒国家主席，不管动小手指头还是动大脚指头，那可是在党章、宪法都找不到依据的！毛泽东在桌子上摔宪法、摔党章显然凭的是一股子邪气。 在周恩来的周旋下，刘少奇低声下气向毛泽东检讨了“对主席不够尊重的问题。”这并没有打消毛泽东除掉他的念头。毛泽东认定刘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还憋着后话要说——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到了1967年8月5日，轮到刘少奇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权了。面对迫害他的中南海红卫兵，刘少奇大声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   然而红卫兵并不买刘少奇的帐，继续“侮辱我们的国家”，用毛主席语录的小红本子搧刘少奇的嘴巴子——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嘴巴搧的啪啪响，凸显了毛语录高于国家宪法的实质性意义。 刘少奇没有理由不接受毛语录耳光。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一套。”刘少奇插话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实际还要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的参考。”正是刘少奇自己与毛泽东一唱一和，确立人治大于法治的“我们这一套”，等到刘少奇自己被迫害时，才想起用已经被他亲手撕烂的宪法做保护伞，那还能遮风雨吗！ 在一个独裁者已经拥有超常的权力还假惺惺用“维权”索取更多权力的国度，在一个国家主席用宪法维护自己的嘴巴子不被搧打却不得幸免的国度，普通百姓还能奢望得到什么权力呢？ 二、打倒刘达之夜 中国科技大学撮尔小校，庙小神灵小，始终不能揪出一个象陆平、彭佩云、蒋南翔那样震动全国的黑帮人物。在揪出知名黑帮人物直接关乎左派声威的情况下，科技大学一群被捅了窝的革命马蜂急得嗡嗡转，四处寻找挨蜇的目标。 1966年6月的一个傍晚，忽然响起了一阵激烈的口号：“打倒刘达！”随后多人响应，汇成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

深圳工人罢工，全国各地声援不断，左右派不分地顶着镇压到现场声援。这说明国内各界有识之士对工人权利的认识，有了本质的飞跃。这是中国社会不断觉醒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工人运动和各种维权活动的态度，基本维持在苏俄共产党和西方资本家的态度上。虽然共产党和资本家有各种不同之处，但在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上，却是一样的。这就是把工人运动看作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 有人说不对呀，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从工人运动开始的呀。不错，但是在西欧和俄国的理解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欧洲社会主义认为，工人有权利结成团体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从人权出发，这是弱势群体相对于强势的权钱阶级，有效进行集体谈判的途径。从社会出发，这是平衡社会分配，补充市场经济不足的手段。所以被叫做社会主义。这个翻译名称相当准确。 苏俄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则仅仅把工人运动当作了破坏社会稳定的工具。当然，这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由于苏联成功夺取了政权，被全球的布尔什维克当作了社会主义的圣经，奉为圭臬。中国人则由于共产党成功夺取了政权，也认为工人运动就是一股破坏力量。在台下时加以利用，在台上时严厉打击。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二次大战以后发达国家都在开放工人运动。其工会组织蓬勃发展的同时，社会经济也在快速发展，而且社会相对稳定。不像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落后，社会动荡不停。这是为什么呢？ 西方民主除了继续发展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之外，最重要而被忽略的原因，就是推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结果是既保障了快速发展经济的市场制度，又制约了它造成分配不平均的缺点。这是发达国家成功的另一面。若只有市场经济的一面，结果就是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越来越不稳定，造成世界大战。这是早期资本主义的教训。 有一次一位重量级的美国议员对我说：不要老去欧洲，那里都是社会主义，是共产党。我说我觉得美国的社会主义比共产党多，美国更像欧洲，都不像共产党。他说是的，因为我们都有民主。我说你们还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他说没错，因为我们有工会，老板必须和工人分享利润。 我说；除了分享利润，造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也创造了庞大的消费市场，这是你们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他说；这就是现代国家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地方，说我们是资本主义国家那是错误的，我们的政府不是为资本家赚钱的，是为全社会服务的。 我想，近些年来批评美国和西方正在衰落的舆论，最多的不正是批评贫富差距在拉大，中产阶级在缩小，大的跨国集团话语权增加，民主被侵蚀吗。可见，少数人富裕不是国家之福，毛泽东、斯大林的平均主义也不是国家之福。正如孔夫子所说；过犹不及。 很多年来，中共用低人权优势快速发展了经济。但很多人却没看到，这同时也侵蚀了美国的市场，向美国输出了低人权优势，其中没有工会运动是重要的原因。这是必然发生贸易战的根本原因。 中国不发展自己的市场，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持续。中国没有工人权利，就不可能产生庞大的中产阶级，也就没有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只有奴隶和富翁的国家，能叫做现代化国家吗？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来源：自由亚洲

所谓明斯基时刻，是指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所描述的资产价值崩溃的时刻。明斯基认定的两个主要标志性现象，比如债务增加、杠杆比率上升，中国都很严重。他说的进而从内部滋生爆发金融危机和陷入漫长去杠杆化周期的风险，中国也毫无疑义地进入了这个阶段。从这意义上来说，经济学界有人判定中国进入明斯基时刻，确有判断的事实基础。 中国能延缓明斯基时刻的制度因素 西方概念用于观察中国问题时，往往忽略了最重要的制度因素。明斯基的观察对象是美国等民主政治体制下的市场经济，而中国却是专制极权政治强管制下的不完全市场经济。这两种经济体制有几大不同： 1. 美国的市场经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政府只是规则的制订者与市场的守夜者，政府不掌管石油、土地等各种资源，也不是跨国企业的所有者，只能出台经济政策鼓励或者限制某一领域的发展，比如川普减税以吸引资本回流美国。但政府不能自己参赛。 中国政府不同，中国经济是公有制为主导，政府垄断土地、森林、矿产等一切资源，是全国所有国企的所有者，以及全国土地的最终所有人，政府不但制订规则，还自组团队参赛并充当裁判。 2. 西方国家的央行独立于政府，可以独立制订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任务都由央行完成。美国政府除了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要求美联储配合政府工作，一般情况下不能干预美联储的日常工作。美联储对经济的调控主要通过利率升降来控制。而中国的央行没有独立性，完全听命于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 《华尔街日报》2011年6月2日的报导（《中国货币政策谁说了算？》）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各官僚机构、各种神秘莫测的委员会以及影响力隐蔽但却无处不在的共产党相互之间较量妥协的结果。没有哪个官员可以在这方面一人说了算，这使得其它主要国家几乎不可能与中国协调经济政策。周小川做了三任央行行长，据说因资格限制，经常不能参加政治局常委讨论货币政策的会议。 有了这本质的不同，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操控干预能力之强，远非西方国家的政府能够相比。它的坏处显而易见，如今金融系统的诸多定时炸弹，比如中国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包含银行巨额坏帐（其中的房地产业贷款与国企贷款风险最大）、巨额地方债务（媒体前些时候称今年22万亿地方债或爆发违约潮）、影子银行系统的各种金融平台的违约风险，都是政府持续不断推出各种货币工具对冲风险埋下的；它的抗打击能力也因此远比西方国家强，比如它可以在旧的货币工具出问题之后，不断推出新的货币工具，对冲各种风险。 近年来，由于依傍国际大舞台，中国政府还采用“以空间换时间”（一带一路、在非洲开辟中美贸易战第二战场，重新对自己的经济进行战略定位），以及“以时间换空间”（拖延战术，比如定向引爆P2P等，延缓地方债危机到来），不断腾挪，只是腾挪余地越来越小。 经济下行时，中国如何对冲风险？ 这样一个全能政府，也就扛起了全能之责。比如现在中国金融危机有几个随时可能引爆的大炸弹，比如60万亿的地方债务、史无前例的巨大房地产泡沫、涉及数百万投资者的P2P平台的支付危机，全部捂住肯定不行了，必须定向爆破。 这在美国，政府没办法选择让哪个先爆——当然美国如果面临这么多经济领域的危机，也早就控制不住了，只能在爆发后再行修补。但中国政府凭借自己近乎于蛮干的超级控制能力，可以左右权衡，挑出对全局影响最小的P2P，先释放金融系统面临的一些压力。 这两天传出因为P2P爆雷而自杀的有好几位金融难民，网上骂声一片。但政府对此早有风险估算。6月中旬，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在陆家嘴金融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的化解金融风险方法可用12字概括：金融拆弹，定向爆破，压力测试；并对P2P特别提出警示：理财产品收益率超过10%，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道理也简单：炸弹这么多，拆解得逐项来。 P2P被选中做第一个定向爆破点，政府应该是出于两重考量：一是总量小，1.3万亿人民币总规模的中国P2P行业，相对于中国252万亿元的银行业总资产而言，仅占千分之五的比例，于大局影响较小。二是这个借贷平台造成的“金融难民”数量虽多达数百万甚至逾千万，但受损失程度大都没有严重到要与政府死嗑的程度。 中国政府这样干，不是第一次，而是多次。比如处理银行坏帐，朱镕基时期可以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坏帐，并将其打包出售给亟欲进入中国市场因而想了解金融系统运作的外资投行；温家宝时期，可以通过吸引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重组坏帐累累的中国各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资产重组上市，两次都成功地将银行危机化险为夷。自2009年政府注资4万亿救市、成为全球第一大印钞机后，中国政府就通过股市与房地产这两个“货币蓄水池”，轮番对冲滥发货币的风险：2015年股市5.28暴跌，市值蒸发4万亿；今年6月19日，中国股市千股跌停，市值蒸发超2万亿。从200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下行风险，完全是通过政府对银行贷款的控制，对房地产实行一轮又一轮的炒作后，将前期发展积累的杠杆大部分转嫁到了房地产购买者的头上。结果是：长达数年的“房地产去库存”后，终于将全国房产拥有者与政府变成了一个奇特的利益共同体：房价下跌，政府面对巨额银行坏帐（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房产购买者都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借贷主体），而房产拥有者则担心财富缩水而会支持政府维持房地产泡沫的政策。比如今年全国各地政府出台政策，规定拿到房产证后两年内不得交易，锁定房地产流动性，央行得以再次增发人民币。 正因为美国与中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制，美国的雷曼时刻成了明斯基时刻；中国眼看着所有条件都成熟了，但中国政府却通过所谓的“创新货币工具”定向定量地让中国经济保持一边通胀一边紧缩的奇观，得不到定向贷款支持的领域陆续被“去产能”，例如火电、电解铝、建材、粗钢、煤炭等行业。某些无关全局的金融肿瘤会被挤破，如P2P。也因此，中国暂时不会进入“明斯基时刻”。但欠下的债最后总是要还，这一时刻到来的危险始终存在。 来源：大纪元

目前中国不仅房价高企，房租也越来越高快要租不起。有媒体人士表示，这意味着通胀开始肆虐民生了。中国居民不得不节衣缩食，选择消费降级。 通胀已经肆虐民生 资深财经媒体人赵云帆8月24日撰文表示，通胀已经在民生领域肆虐。 文章引述21世纪研究院数据表示，今年7月，全国11城房租同比增幅高达20%。 其中几个重点净流入城市——广州、深圳与成都分别同比涨价30.7%、30.5%和31%。传统人口大城北京、上海增速则达到20.3与19.2%。 此外，文章认为，一系列通胀因素开始出现共振： 今年7月，夏粮征收在巡视组普查，各地粮仓不断“突发火灾”，根据海通证券测算，国内主产区小麦征收同比减少1841万吨，超过7月底整体征收规模的近一半。而河南、安徽小麦收购同比分别减少965万吨和415万吨。 同在7月，国际油价高位上涨，二季度油价同比涨幅高达50-60%；交通燃料分项同比7月升至22%；此外，钢价措施带来的供给收缩，也使得钢价维持在高位。 文章认为，这些价涨因素，最后都会一股脑传达到民生价格之上。 中国居民和企业开始“节衣缩食” 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林8月24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文章首先对比了两个数据： 2018年7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一路下降到8.8%，这意味着近年来居民的收入增加相对有限；而2018年前7个月，居民个人所得税总额为9225亿元，同比增长20.6%，这又意味着居民的收入增加幅度较大。 文章表示，这两个数据指向截然相反，最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快速拉大。 文章认为，消费降级被如实反映在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下降上。衣食住行是居民和企业的基本生活支出，随着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消费总额数据的增速是宏观经济当中相对稳定的指标。这个宏观指标的趋势性下降，说明除了居民之外，还有很多的企业也正在节衣缩食、开源节流，为之工作的员工也不得不随之选择消费降级。 文章表示，中国社会存在三个痛处：穷人在主流经济进步当中逐渐边缘化，富人面临着资产消弭的巨大不确定性，夹心层则被夹在中间进退维谷。三条支流相互交织，表现为经济增长的乏力和金融乱象的增多，进而引发很多社会性问题。 文章表示，缓释贫富差距的恶化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最好的思路依然最大限度地增加低收入群体经济增长的机会，同时避免劫富济贫的过度发生。但是，中国经济本身正在经历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阵痛，依靠收入提高的快慢差来拉近贫富差距变得更加艰难。 中国中产“降级消费” 《纽约时报》中文网8月23日报道，如今，中国的经济正在放缓，股市暴跌，人民币贬值，消费也随之降温。 报道说，中国的消费文化不再是“消费升级”，在街头和中国的互联网上，人们谈论的是从大大小小各个方面减少开支。 上周末，博主麻宁一篇题为《这届年轻人，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吧》的文章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收到了超过30万条评论。她说：“消费降级时代，也随之轰然而来。”

引言：本文以陈祖沛、荣毅仁、卢作孚、康心如等几个民族资本家为例子，从发家，到上共产党贼船；以大量事实证明从军事接管、土改、镇反、三五反、扼杀私人资本的新税制、强迫捐献飞机大炮、强迫买公债，以及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民族资本家资产在不断被折腾、被压缩、被掠夺；最后在毫无专业知识、而有强烈仇恨意识的工人群众监督下，全国私营企业资产被评为24.1864亿元，不及实际的十分之一。 （一）从陈祖沛看民族资本家是怎样发财？ 陈祖沛1916年出生于广东省江门市，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就被老父叫去香港南北行当学徒。一个偶然的机会，让15岁的陈祖沛战胜众多竞争对手，做成一笔大生意；从此有了善于做买卖的美名，在商场上崭露头角。虽然如此，从1929年到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仍数度失业。 1935年世界经济复苏，陈祖沛为在广州的四家商号：威海日盛德、青海丰泰仁、大连泰和兴、天津德和永当代理人；兼有安米行、飞腾汽车公司营业主任；再兼光成行业务主任。陈祖沛把几家公司生意都做得有声有色，如光成行大半年时间竟赚了两万多元，相当于开张时投入资金9,000元的两倍多。 1938年，广州沦陷，陈祖沛只身逃回香港。在港失业期间，到实用会计学校学习了两个月会计课程后，再回广州。陈祖沛看准广州市场特别需要粮食，便以小洋600元作为股本在广州创办大成行。一炮打响，开业半年，本利赚四五倍。接着，把生意扩展到海外东南业一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所有工商企业都陷入困境时，陈祖沛把家乡新会著名土特产葵扇运到上海，获利过倍。大成行的资产，一下子从折值港币10多万元增加到30万元。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陈祖沛马上在香港设立大成分行，随即把总行从广州迁到香港，从此鸿图大展。资本家赚钱，除了本身聪敏、勤奋之外，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岂是共产党的“剥削”二字所能尽道。 （二）资本家做了共产党私家金库 陈祖沛因爱读《世界知识》杂志，而与其作者之一刘思慕相识，而刘思慕恰巧又是陈祖沛的远房亲戚；刘思慕早年留学过苏联、德国和奥地利，受共产国际派遣潜入国民政府军事要害部门做地下工作。陈祖沛通过刘思慕又认识了许涤新、黄炎培、章乃器、胡愈之、章汉夫、黄长水、费彝民、陈君冷等所谓民主人士、学者、工商界人士，并结为好友。 《华商报》复刊之后，成了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喉舌；《华商报》的复刊经费，原是由周恩来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张执一负责，但有很大困难；在刘思慕动员下，陈祖沛立刻认捐港币500元，又替大成行捐1,000元，还动员有关系的商户不具名捐100元，又用订报的办法支持《华商报》。 为配合共军攻势，沈钧儒准备复办《新生周刊》；陈祖沛捐助开办费1万港元，另外每年再拨给经费5,000元。陈祖沛还先后捐款给《文汇报》、《周末报》、凤凰电影厂、千家驹主办的《经济通讯》、新中中学、六一幼儿园以及慰劳南下共军等等。1946至1951年，陈祖沛捐献给中共的款项达10万多港元。 （三）上了贼船，好心没好报 1948年10月，平津战役面临决战阶段，陈祖沛毅然派出胞弟陈祖瀛赴天津，动员职工做好迎接共军接管天津和华北地区的准备工作。陈祖沛为开辟对天津和华北地区的贸易，组织了一大批紧缺物资如汽油、柴油、卡车、轮胎、橡胶和西药等，包租了三千吨级的英国轮船运往天津港并亲自押运。为中共解了物资非常缺乏，土特产销售不出之经济困境。 香港《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世界知识》杂志创办人、《星岛日报》总编辑金仲华，音乐家马思聪，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等一百多位文化人，就是混在陈祖沛满载货物货轮上，秘密地回到中国去参加中共政治协商会议的；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说：“你们上了我们共产党的贼船了。”千家驹后来在《自撰年谱》中写道，他经常听毛泽东这样说：“看起来，这不是一句笑话，而是认真的了。”   上了贼船，又跳出贼船；其中最具传奇的莫如马思聪。1966年8月，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被贼们打得遍体鳞伤、满脸鲜血，妻子儿女也受尽侮辱，愤然决定全家逃往香港。为此，几家受牵连，二哥马思武于1969年被迫从三楼跳下自杀身亡；二嫂(法国人)于1976年忧郁而死；大哥马思齐和大嫂都受到隔离审查；马思齐的女儿马迪华，患严重心脏病，死于拘留所，她才30岁；马思齐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判12年徒刑、一个被判7年；妻子王慕理的胞弟王恒、王友刚，王友刚之妻何琼也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管制……(《马思聪的一生》)   把这一班人送上贼船的陈祖沛，最后也自投罗网。1950年，陈祖沛随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组织的香港澳门工商界参观团回东北观光，走马看花、匆匆一瞥便相信“共产党把工商界当成真朋友，我们只要好好地跟着共产党干，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之后，把资金搬回内地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但后来名声很大的马万祺当时任副团长，便不上这个当，于是天壤立判、成败殊途矣。 噩梦开始了。1952年五反运动一展开，在未经查账核实的情况下，大成行被要求交付“补税款”旧人民币200亿元；即使倾其国内各分行的现金，也不足此数。陈祖沛被广州市公安局扣押一个多月，最后由香港分行汇100万港元回来凑足200亿元，才得脱身。 此外汉口的大成分行也是当地重点打击对象；五反运动中的残忍做法，让陈祖沛受到第一次严重打击。但陈祖沛对市场经济、国际贸易仍有信心；不料到1957年，当时任广东省工商联专职副主任的陈祖沛，又被戴上“工商界右派集团总头目”的帽子，划为右派分子；随即革去广东省工商联副主任职务，在七斗八斗之后跳楼自杀，虽未死却跌跛了一条腿；由于当局仍着眼于香港、海外的大资本家，未再穷追狠打，保留“政协委员”资格。直到1979年才得改正和恢复全部职务。 1982年，陈祖沛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廖承志紧握着他的手说：“你受的委屈太多了，党对不起你。”陈祖沛竟感动得热泪盈眶，喉咙哽咽，说不出话来。一句轻轻巧巧的、一文钱不值的话，便赚得陈祖沛一腔眼泪，把几十年的寃屈、羞辱、苦难，还有被剥夺掉的、数以千万计的巨额财产，都烟消云散，一笔勾消，还说党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陈乃良：《商界奇人陈祖沛》、金陵：《陈祖沛同志生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