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言论

香港知名文化人梁文道日前在台湾买书后，找顺丰速运把书寄回香港却遭拒。被拒的三本书为《滚出中国》、《大辩论》和台湾学术期刊《思想》。很显然，跟中国的书刊审查有关。 此事让我想到余光中的名诗《乡愁》。大概它也是从邮票说起，诉求统一吧。 让我们齐声朗读：“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而现在，乡愁是一道妥妥的禁令，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是的，大陆在那头，偷偷地笑。连解放军都用不着派过来，台湾俨然就解放了。梁文道先生的遭遇发生在台湾和香港之间。他把书从台湾寄到香港，得到的审查信息是：大陆会不高兴，我们不能帮你寄。 检查不是来自警察，不是来自宣传部门，而是一家快递公司。 到底有“一国两制”，还是没有“一国两制”？ 台湾顺丰公司公关回应询问时曾表示，台湾顺丰是港资，不是中国顺丰台湾分公司。台湾顺丰不愿证实。 但是它毕竟是一家在台湾营运的公司。一家在台湾营运的公司，无论来自中国、美国还是德国，它一定不能违背台湾法律和商业伦理，搞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吧？它竟然可以公然地进行政治审查？ 有学者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是香港的审查，跟台湾没有关系。在台湾遭到书报审查，怎么会跟台湾没有关系呢？一颗来自美国的原子弹落到广岛，你能说这是美国的问题，跟日本没有关系吗？ 有意思的是，梁文道认为自己碰上顺丰“一国两制”。有分析者说，这是香港跟中国受到一样的控制，香港已经没有“一国两制”。 有“一国两制”，和没有“一国两制”，在这里成了一回事。梁文道看到的是，台湾因为有了“一国两制”而遭遇审查；香港学者看到的是，香港因为没有了“一国两制”，未能阻止审查。 其实，他们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思，是这里发生了和中国大陆一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在这件具体的书报审查事件上，这是“一国”而非“两制”。这是我写了很多文章讨论的问题：世界上可能根本就没有“一国两制”这回事儿。 “毒草”与自我审查 香港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对此给予了补充例证，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几年前香港有快递公司送“禁书”被罚款，然后决定不接受书本邮寄；要从香港寄书到中国大陆也不成。按照中国邮政相关规定，书跟毒品、枪枝都是禁止寄送的物品。 林荣基感慨说，“你去中国大陆看一看，他的邮政局窗口附近有个条例就是，所有的毒品、违禁品跟书本要检查，看看是不是能寄。你看他邮政条例居然把毒品跟书放在一起，你见过吗？”其实，“文革”时期，大多外国书刊和影视就被毫不掩饰地称呼为“资本主义毒草”。 现在，它们也还是需要警惕和抵制的“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否则会动摇社会主义的根基，显然比毒品的危害大多了。 铜锣湾书店因为出版和出售大陆禁书，老板及员工遭遇绑架，书店被迫关闭。林荣基是被绑架者中唯一的公开反抗者。他希望在台北重开书店，因为金主受到政治压力而受阻。 这是很多人容易自欺欺人的一面。他们认为，顺风速递是来自大陆的香港公司，台湾本地人还不至于如此。事实上，每当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次，台湾人的自我审查意识都会强化一层。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惹麻烦，快递公司也不例外。 因此，需要谴责和追究的，远远不止于顺风速运。

2018年9月初，湖南耒阳街头爆发群体流血事件。起因是政府因为公校人满为患，强行“分流”一些孩子到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引起家长不满，上街抗议。这个中部小城怎么会穷得连义务教育都供不起了呢？ “穷！政府就是负债的不还，政府就是赖皮狗！” 据悉，到2017年底，耒阳市政府累积债务在24亿元人民币以上，相当于财政收入的111%。 早听说中国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已成为令全球担忧的“灰犀牛”，中国官方却一直嘴硬说，“中国地方债总体风险可控”。没想到这么快就揭不开锅了。那么，中国地方政府到底欠了多少债？ 根据中国财政部数据，截至2018年6月底，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6.8万亿元人民币。但就在5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在一个论坛说，中国的地方债大概是40万亿元。两者相差23.2万亿，相当于7个福建省去年全年的GDP。我们到底该信哪个？ 财权事权　中国地方债前世今生 中国的地方债问题，还要从九十年代初说起。中国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集权改革后，中央掌握了近六成的财权，地方政府用四成的财政预算承担六成的地方事务，收支差距越来越大，只能自己想方法搞钱。所以，地方上成立了名目繁多的融资平台，变相举债。这些债务不纳入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成为隐性地方政府债务。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维持8%经济成长率，中央政府推出了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计划，而中央只出三成资金，剩下七成大约2.8万亿元由地方负责筹钱。地方债务开始迅速积累。 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2009年3月左右，这个时候人民银行跟银监会就给它（地方政府）开了个口，让它做一个地方融资平台，本来是一个过渡行为，但是它后来做大了。” 借来的钱帮中国经济在08年的危机之后“领先世界复苏”，之后便是几年皆大欢喜的狂欢。 贺江兵：“当时在2009年跟2010年，这两年我记得放贷款是18万亿，这两年是放了往常六年的贷款。” 到各地县市走一走，你会看到广场越修越大，楼堂馆所越盖越豪华，“行政新区”拔地而起…… 从中央到地方的GDP崇拜，是这一波地方投资冲动的推手。 为了在任内做出政绩，地方官员不惜高额举债，大搞过度建设，盲目投资。同时，基建项目里的高额回扣也拉了一把，把地方政府拉进债务黑洞。 贺江兵：“2010年债务已经达到10万亿了，从2010-2013短短三年到年间，涨了8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些债务主要是用土地出让金来还， 地方政府由此走上“土地财政”之路，土地和住房价格暴涨。但是，中国的GDP增速毕竟已经告别了两位数时代，土地红利越来越低，还债能力严重下降，新的基建项目所需资金要靠借债维持。地方债不仅还不上，还越积越多，渐渐失控。 北京大学金融教授佩蒂斯：“我认为他们过分关注报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数字，而没有足够重视真正重要的偿债能力。我认为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还债能力的增长比GDP的增长要弱得多。” 高层很头疼。2015年1月，修改后的《预算法》正式实施，允许地方政府采取发行债券方式，依法适度举债。之后几年，地方债务狂飙。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还脑洞大开，通过各种方式打“擦边球”，而这些违法违规举债，都未纳入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明里暗里　地方政府到底欠了多少债？

“我觉得这个钱拿回来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合同上写得很清楚，它说要你承担风险。” 2018年是中国金融系统动荡年。夏天，近200家P2P网贷平台密集“爆雷”，数万家庭的数十亿财富，一夜蒸发。之后旷日持久的绝望维权，又粉碎了他们的尊严和体面，甚至，生命。原来所谓的“中产”，只不过是脆弱的幻觉罢了。 2018年的麻烦，绝不仅仅是P2P。 债券市场违约事件比2017年陡增，股市在震荡中一路走跌，11家农商行遭信用评级下调，最近四川省的自贡银行十多间分行出现挤提…中国已深陷债务泥坑，中国人正在为这场债务危机买单。 到底欠多少？ 最近朱镕基之子朱云来在一场闭门演讲时披露，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实际GDP平均增速为9.5%，但中国资产和债务增速几乎是产出增速的两倍。中国2017年80多万亿的GDP总额，年底债务存量差不多有600多万亿。 智易东方证券行政总裁蔺常念: “它永远不会一帆风顺，因为总是存在债务过多的问题。因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公司、以及个人堆积了太多债务。”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启宽松货币、高负债拉动经济的模式，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印钞机”。十年之内，中国真实货币增长5倍。现在每年全世界新增钞票一半都是中国印的。银行放贷更是任性，这10年，表内业务从30万亿上涨到120万亿。表外业务更是通过层层嵌套将资金投入到以房地产为核心的，重化重工等基础产能产业。 迅猛的信贷扩张造成严重的金融泡沫化，为今天经济形势的急转直下埋下了伏笔。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非法集资、影子银行……整个金融市场看起来乱象丛生, 中国银保监会统计，2018年三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是1.87%。但业内人士和专家普遍认为真实数据可能在5-10%。 2018年11月初，央行发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承认中国经济金融体系中多年累积的周期性、体制机制性矛盾和风险正在显现，中国政府已将控制金融风险摆在首位。 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 “去杠杆我刚才也讲了，就要利用市场化和法制化的办法，进一步有力有序地推进。” 坏帐去哪儿了？ 问题是，这动辄上万亿元的坏账怎么还？ 中国政府办法有很多。除了继续开动印钞机，稀释老百姓的储蓄，制造通货膨胀进行全民敛财之外，还有很多简单粗暴而行之有效的招术，短期内就能让坏帐搬家。 首先，可以把坏账债务转化为债券。早在2015年，中国批准了高达4万亿元人民币的“债务”转为“债券”。买债券的老百姓就是接盘侠。 第二，债转股。那些堆积在银行里的坏账，一下子就能变成股票出售。债务风险转移到股市上，最终由广大股民买单。 第三，设立“坏账银行”，也就是专门处理不良资产的股份公司， 贺江兵：“我们在上世纪９０年代，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中、农、工、建，对应的分别是长城、华融等，现在华融比较出名，工行的。把不良贷款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然后由它们专门处理坏帐。然后国家注资。” 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1999年亚洲金融风暴中，承担四大国有银行1.4万亿元的巨款坏账。现在地方坏账银行已有50多家，坏账规模有多大，可以想象。 第四，吸收外资银行投资。温家宝当总理时，用外资银行帮助国有商业银行资产重组，再推到香港与中国A股市场上市吸金。不仅扭亏为盈，还让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华丽跻身国际前十大金融巨头之列，成为最赚钱的银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新年伊始就强烈表明了在一国两制原则基础上统一台湾的意志，但有人指出，更需要有政治体制改革等中国自身的变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祥批评说，无论是以武装的方式还是使用软实力的方式，在目前的情况下都很难统一台湾。 梁云祥说：“武装统一最大的绊脚石就是美国的存在，和平统一最大的障碍物是中国大陆自身的政治改革问题。台湾人目前无法接受中国大陆的管理制度和价值观。”他反问称：“如果想和平统一，大陆必须具备吸引力，但目前大陆对自己人都没有吸引力。在很多中国人纷纷移民的情况下，台湾会想回来吗？” 台湾中央社的报道说，有人担心，此前以一国两制为原则回归中国的香港，迅速出现了政治结社和言论自由的倒退等“香港大陆化”现象，如果和中国大陆统一，目前台湾人享有的自由和权利会遭到很大侵害。 来源:RFA

中共2018年12月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在国内外引发相当大的反响，尽管是负面的。40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但中共将成就归于自己的自我标榜，反而令公众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更为忧心。因为中国改革四十年，谁之功，谁之过，其实一目了然。 中共在大会上一再标榜中国自从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进步，并列举了个人收入、教育和预期寿命等方面的详细数据。中共最高层称，“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中共回避了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忍饥挨饿的苦日子，是谁造成的？如今的好日子，又是怎么来的？ “改革”前 中国人为何忍饥挨饿？ 1949年中共窃取政权后，就一直在通过教育、历史研究和文学艺术等方面，全方位、系统化的歪曲、篡改历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生造出所谓的“旧社会”。 然而，即使是在“旧社会”光景最差的1948年，即中国连续遭受日军侵华和中共挑起内战等巨大动乱后，据史料估算，当时的中国人均GDP排世界第40位。相比之下，在中共“新社会”改革前夕的1978年，中国人均GDP沦落至全球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 如果说新旧社会的GDP对比，还不足以让今天的中国人感受到切肤之痛，那么简单回顾下中共“改革开放”前的30年历史，中国民众就可以看清“忍饥挨饿”背后的恐怖。 中共窃政之初，不但发动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等运动，从肉体和财富上消灭了中国的地主和资本家（对应今天的民营企业家）；而且还发动了“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彻底剥夺了农民的土地。 等到1958年，中共为发展军工、对外称霸，掀起了疯狂的“大跃进”运动，全国民众在中共的威逼和蛊惑下，主动或被动的大炼钢铁。只是彼时的中国社会，工商业因为资本家阶层被铲除而遭受重创，农业生产也因农民丧失土地而萎靡不振，很快中国民众就陷入史无前例的“大饥荒”。 曾长期担任新华社记者的杨继绳，写出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被认为是有关大饥荒最详实、最权威的记录之一。该书揭示，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该书指出1959、1960、1961这三年风调雨顺，并非中共宣称的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大饥荒的真正原因完全是人祸。 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 Dikotter）2010年出版的著作《毛的大饥荒》，根据解密的中共公安部门同期报告及“大跃进”最后几月中共汇编内部报告，指出1958到1962年中国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冯克将中共制造的“大饥荒”与苏俄的古拉格群岛集中营和德国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 1959-1962的三年“大饥荒”，就是中国人在中共统治下，曾经忍饥挨饿的真实写照。 只是，即使饿杀了至少4千万中国人，中共也没消停，紧接着在1966年又发动了名为“文化大革命”、实为铲除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的十年浩劫。 等到文革结束后，中国经济已彻底崩溃，中共濒临灭亡。这就是中国人“忍饥挨饿”苦日子，以及中共不得不“改革”的由来。 中共“改革”－－减少党对经济的控制 中共宣称“改革开放”取得成功，中国人“忍饥挨饿”苦日子一去不复返，总结出第一条经验就是，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共这种理论和逻辑，其实是一种病。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一种心理疾病，起源于1973年发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的一次银行抢劫案。当时两个劫匪去抢斯德哥尔摩的某家银行未遂，劫持了几名银行职员做人质，在与警方僵持6天后，劫匪投降。

有评论认为，中国绝非一个不会讲人权和普世价值的国家，只是人权与普世价值都是专门预留给“孟公主”所属的那个阶级的人。“大国”崛起的同时，北京从来没有停止驱赶“低端人口”。 香港《明报》发表文章《“孟公主“与中国人权的阶级性》，作者安徒说，孟晚舟被捕之后，“人权“二字一时之间在全国响起，含义远超中国官方一直在说“适用于中国国情“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还有人脸不红气不喘地祭起平时自己觉得难听过粗口的“普世价值“。这种种“忽然人权“的现象说明了，中国绝非一个不会讲人权和普世价值的国家，只是人权与普世价值都是专门预留给好像“孟公主“所属的那个阶级的人，而不是那些在国境之内每日受到打压迫害的平民百姓。用中国人应该熟习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来说，也就是在中国，人权的而且确具有阶级性。 文章说，马克思主义教晓了中国人一个道理，那就是任何一个统治阶级要维持他们的统治，就同时要成为统治的思想，也就是“把特殊的阶级利益，表述为全社会普遍的利益“。因为意识形态和虚假意识的秘密，就在于“对现实的颠倒丶逆转和经过修剪的反映“。这就是为什么一家理论上只是“民营企业“的老板女涉嫌犯了官司，“鸦片战争“丶“百年耻辱“就会上这些人的头。 华为出事，台湾咋办？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华为风暴下，台湾长痛不如短痛》，作者吴奕军说， 华为可说是“中国崛起“的缩影。华为并未上市，公司资金管理因而不明，创办人任正非出身自中共解放军团职军官，前董事长孙亚芳长期任职中国国家安全部高官。台湾许多媒体虽常赞叹与推崇华为“狼性“企业文化，其营运与成长之内情其实相当神秘。 文章说，华为事件目前对台湾科技大厂冲击严重，受到严重影响的5G供应链包括瑞昱丶南亚科丶鸿海丶稳懋丶台光电丶联亚等等，手机供应链则有台积电丶大立光丶日月光丶联发科等等。在美中冲突升温丶国际局势丕变的现实中，显见台湾高科技产业对中国市场不能再陷于迷思过度乐观，多年来与中国市场盘根错节的共生关系，已经到了急需策略重整的存亡之秋。华为事件凸显了科技产业界长年的尴尬与困境，也促使台湾必须直面科技产业发展所涉及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以及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绝对不只是“拼经济“这么浪漫这么单纯。 堵虽然好，疏才更强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中美谁将控制下一个互联网时代》，作者KARA SWISHER说，虽然大家都在关注戏剧性的孟晚舟被逮捕事件以及它对贸易谈判和股价的影响，但是一场有关科技霸权的更重要的战斗正在酝酿之中。具体地说，谁将控制下一个互联网时代？下一代的互联网将按照谁的规则运行？直到不久以前，答案显然是美国，在美国诞生的互联网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在这个过程中导致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权力和财富的产生。中国一直有一个强大的科技行业，近年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这个行业的投资丶专业技能和创新显着提升。 作者说，硅谷的看法似乎是：政府对违反规则的中国企业采取强硬做法是好事，思科(Cisco)和苹果(Apple)等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抱怨中国企业违规。保持警惕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政府也能更关注加大对美国创新的投资，而且如果政府的打击行动看上去不是那么没有章法的话，硅谷人会更有信心。 “大国“崛起，“低端“走开 香港《端传媒》发表文章《切除行动一年后，切出一个“中产城市新中国“》，作者杨山说，北京驱赶“低端人口“已经一年了。尽管这一切形成了庞大的声浪，以至于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当时不得不临时安排视察居民区，发表讲话强调基层劳动者对北京的贡献，但回过头来，拆除丶驱赶丶整治在此后的一年内从没有停下，只是变得更加细致，变成小火慢炖。 文章说，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整个大厅被布置成了一场改革开放特别展览。改革开放四十年，在今天成为了彻彻底底的“大国崛起“故事，当年那些打工仔打工妹挣脱家庭与体制束缚，寻找幸福生活的“原教旨“改革开放叙事，从此大概是要束之高阁了。而与这种“原教旨“的叙事一同隐去的，是城中村丶小工厂丶大城市中的“低端“外地人。

董一夫在《纽约时报》介绍耶鲁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何若书(Denise Y. Ho)近期出版的《策展革命:毛泽东年代的政治陈列》(Curating Revolution: Politics on Display in Mao’s China)为认识中国的政治宣传打开一个大大的窗口。 董一夫写道：中国人生活在政治宣传无孔不入的世界里。近年来，中国官方宣传口径对忠诚度的要求以及对“不和谐”声音压制的力度，在世界范围内可谓数一数二。在很多人看来，宣传一不真实，二不理智，因而不值得研究和推敲。然而，尽管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飞速发展，没有无孔不入的政治宣传的中国仍然是难以想象的。实际上，借助网络等现代化的传播工具，政治宣传传播甚至更加高效，更加无法抗拒。 一般人对宣传的认识首先来自于那些被命名为“党的喉舌”的宣传工具：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不过，《策展革命：毛泽东年代的政治陈列》（以下简称《策展革命》）告诉人们，我们周围世界被刻意摆置和构造的环境，实际上都是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 《策展革命》选取的毛时代在上海出现的六个案例说明宣传的无远弗届：中共“一大”会址的展览设计；上海蕃瓜弄棚户区“工人新村”的建设；五六十年代的“红领巾”接受的“爱科学、破迷信”教育；文革前的阶级教育展览；文革时期红卫兵的“功勋”展览；上海博物馆在文革“破四旧”时保护文物。 从表面上看，尤其是对没有亲历过毛时代的人来说，《策展革命》讲述的历史与当下的现实相隔甚远。但实际上，几乎任何一个5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在半个世纪前直接受到了毛时代政治宣传的“洗礼”。如今正是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中国掌握着主要权力，他们所做的种种对中国有着即时或长远影响的决策的根据，许多来源于他们自儿时以来通过宣传而被过滤和传输的政治经验和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策展革命》集中展现的是毛时代的政治宣传，但书中案例所描绘的宣传却依然活在当下中国社会。这一点，从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上可以清晰地看到。 政治宣传是如何蔓延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就我与那些亲身经历过毛时代的前辈交谈得出的结论而言，我发现，在个人层面，人们对宣传的就范大概有两种途径：一是“教育”  一种自外而内灌输的代名词，这其中包括同龄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二是威权，即在政治运动的高压下自我反省并调整言行的生存机制。 《策展革命》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则是以上两点的结合  仪式。作者发现，政治宣传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就占领了公共领域并渗透到所有私人领域，而是通过不断地重复  一次次运动、一个个展览  将宣传内容进行布展而后将参观仪式化，这当中既包括教育的引导，也包括威权的强迫。当参观宣传展览成为了一种仪式，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家庭背景的人们就被吸纳进同一个政治宣传的机器中，在涉及政治和革命等问题上，人们的情感、语言和思维逐渐趋同，由此产生出了这个机器的合格产品：对工人阶级和贫农的怜悯、对地主和资本家的敌视、对“旧社会”的仇恨以及对“新社会”的珍惜。 相对而言，展览是最可摆脱枯燥的政治宣传方式之一。因为展览中的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件，往往可以成为最有信服力的证据，如阶级教育展览上“旧社会”农民后背的伤疤，上海蕃瓜弄棚户区与工人新村的显著对比等等。 但是，即便如此，作者还是从记录档案细节里，发现了与政治宣传的主调不和谐的蛛丝马迹。例如，在60年代中期文革前的“阶展”中，有些参观者在看到实业家荣宗敬被没收的金饰品时，并没有对资产阶级的愤慨。红卫兵在参展者反馈中惊奇地看到了“多么好看，多么好看”的感叹。 正是通过对当年参观者反馈记录的分析，《策展革命》展现了毛时代政治宣传的局限。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毛时代的宣传可谓排山倒海，容不得一丝反抗。然而，在60年代初期的“爱科学、破迷信”运动，却是一个相对失败的政治宣传。作者通过查阅档案发现，一些信奉天主教的小学生在接受“教育”后，写出了让人哭笑不得的观后感。比如，有一个小学生这样“概括”他的收获：“毛主席教导我们好好学习，上帝也让我们好好学习。” 所谓“迷信”，实际上是民间宗教的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作者指出，“爱科学，破迷信”宣传中的所谓“科学”，并不是一套可以活学活用的思考方法和行为遵循，只是一套供学生死记硬背的教条，因而不具有替代那些充满着妖魔鬼怪的“迷信”的功用。

台湾选举爆出冷门，由绿地变蓝天。选举结果，尤其十个公投案中的“东京奥运正名”案遭到挫败，使中共国台办认为台湾民众“反对台独”啦，香港社会有些看法也认为如此。 实际上台湾选举的大变天，反映的只是台湾大多数民众对操作统独议题的厌恶。台湾已经多次实现政党轮替了，每一次轮替的结果都没有改变台湾的现状，既没有实现统一，也没有实现名义上的独立。而现实始终不变的是，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实体，名义上不能称作台湾独立国则由于对岸强国的坚执。这种现状的维持，在内有不断强化的民主体制做基础，在外则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保护。在可见将来不会改变。过去每一次选举都操作两岸、统独、族群等议题，但当选后无论哪一党主政都是维持现状。台湾选民对这种没有现实意义的炒作已经厌烦了。东奥正名遭否决，决不是选民反台独撑统一，而是基于国际奥会已经表明不能接受，台湾的中华奥会也反对。换句话说，如果国际奥会不反对，中共也不反对，那么公投肯定会是另一个结果。 东奥正名受挫败，对台湾来说是“宝贵的一课”，这说明台湾在目前的国际战略形势下，还绝对不能举行“独立公投”，因为即使绝大多数台湾人赞成，但基于客观形势，却未必投下赞成票。 保持事实的独立，不追求名义上的独立，应该是这次选举所反映的大多数台湾选民的成熟表现。韩国瑜在高雄异军突起，以一人之力，影响遍及全台，使国民党再次奋起，正是他把握到民情带来的巨变。 韩国瑜不谈统独议题，不口出恶言，不作人身攻击，以柔软身段，一味强调拼经济，改善民生。他是国民党的“弃子”，国民党高层本来对他的胜选不抱希望，在他选情趋好时，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却说了一句极不恰当的话，他称高雄市前市长、民进党的陈菊为“母猪”。这一句话给韩国瑜选情添了负面变数。 但韩立予撇清，并说：“我宁可干干净净地落选，也不想肮脏地赢得这场选举！”他把负面因素转化为正面，大大提升选情。 回看香港的政治人物，无论是建制派还是民主派，都有死不认错的特点。如果因此而流失选票，那真是怪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人都会犯错，承认自己错了，有那么难吗？ 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后，从历次地方选举到大选的失利，许多评论家都认为国民党气数已尽，领导层老化，接班无人，最重要的是没有了焦点议题和论述。 但谁能想到，两年工夫，风水轮流转，一个小人物连接地气的崛起，就使国民党大翻身呢？因此，这次民进党之败，若说2020年蔡英文连任的大势已去，也是言之过早。只要民主选举还在，就没有不变的预测。 在网络时代，由政治精英操控的有庞大资源和组织力的政党，再也不是可恃的绝对优势了。马克龙以成立不久、不具实力的“共和前进”党，赢得法国总统选举；特朗普以开始时不被共和党接受的参选人，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同样，不见经传的韩国瑜带来蓝绿的翻转。近年“素人”凭网络力量胜过有组织的政党，这种变化给世人一个新思考：党，没有那么可怕。事在人为。 来源：苹果日报

自从流行自由贸易主义之后，贸易保护主义成了贬义词，也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就让自由贸易也成了贬义词，至少现在美国和欧洲的大部分民众反对极端的自由贸易政策，因为这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极端自由贸易主义者们的理论，缺少一个重要的前提。如果别人不给你自由贸易的权利和保障，那么你的自由贸易如何保护你的权利和利益呢？而这正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每个人的权利和利益都需要保护，自己的保护；法律的保护和政府的保护。否则要法院和政府干什么呢？为什么贸易就不需要保护呢？极端自由贸易论的支持者们显然不合常识，也不合逻辑。 贸易不仅仅是货物的交换，它更是财产权利的交换。对权利不加以保护，交换是什么呢？说好听点就是不公平的交换，这是川普总统的说法。说透明一点，不客气一点就是掠夺。类似于欺行霸市。 贸易当然要追逐利润，但讲究的是等价交换，公平贸易。欺行霸市讲究的是在不公平交换中获取超额利润，所以不公平贸易是各国法律和政府的主要打击目标。 政府和法律的行为，就是在一国范围内保护公平贸易。没有政府和法律的保护，所谓的绝对自由贸易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当政府的管理和法律的强制力被破坏，或者削弱的时候，不公平的贸易会破坏贸易和经济运行。结果就是经济衰退，社会动荡。这是人类几千年来的经验和教训。 但是在国际市场上，没有政府和法律的保护，也没有一个国际政府来管理。所流行的经常是垄断，壁垒和欺行霸市。剩下时间里，各种行会商会等等团体指定的规矩和规则，成为维持贸易公平的脆弱的工具。 他们对付不公平行为的武器，就是对等的制裁和壁垒。也包括本国政府的干预，例如中国古代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之间的茶马交易，就是官方出面维持公平贸易比较成功的案例。这种在贸易保护政策下实行的大规模贸易，避免了无数的暴力和欺诈行为以至于战争。 人类发展到现代，发明了一种利用不公平贸易发大财的新形式。就是利用共产党专制政治所制造的廉价劳动力；和民主的发达国家比较高的价格，获取超额的利润。也就是一方面中国劳动者不能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这些财富成为了超额利润，流入了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口袋，和美国大企业以及华尔街的口袋。当然，也包括保护这个贸易体制的两国政客们的佣金。 美国的社会得到了什么呢？一方面是贫富差距拉大，一方面是工薪阶层无法与太廉价的中国工人竞争。工厂倒闭、搬迁，工人失业。少数人的富裕阶层财富在增加，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和穷人的收入下降。这是一个美国社会财富向中国输血的过程，也是一个两国劳动阶级向富翁们输血的过程。 贪婪和公平，是人性中两种自相矛盾的本性，也是人们自然产生的两种追求或者说动力，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就是政治的主要工作了。 中美两国最近二十多年的关系中，显然是贪婪占据了主导地位；公平退居到次要的地位。民主自由正在输给独裁专制。这给两国的社会同样造成了危机，危机的程度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时刻。如果继续下去，就是全人类的危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来源：自由亚洲

民主体制有时多么不堪一击，这一点福尔克·乌尔里希（Volker Ullrich）在希特勒传记中作了详细阐述。乌尔里希认为，希特勒是位大师级的煽动者。 右翼民粹主义者目前正在大力鞭挞德国人对历史的反省精神。在他们看来，德国人对纳粹时期的自我批评应当划上句号，因为它只是德国整个辉煌历史的一个短暂闪失而已。德国选项党主席高兰前不久一次淡化纳粹罪恶的言论就是很好的例证。他说，希特勒及纳粹只不过是我们千年历史上的一坨”鸟屎”而已。从政治历史学的角度而言，这种言论危害极大。汉堡历史学家和记者福尔克·乌尔里希（Volker Ullrich）表示：”如此美化历史的人必须清楚一点，那就是，他的言行是在动摇共和政体的基石。”乌尔里希刚刚完成了两卷本的希特勒传记。 乌尔里希在书中写道，”希特勒的覆灭”给我们的警示是：民主政体有时候是多么的不堪一击，而文明和野蛮的界限有时只有一步之遥。 “元首”的性格 五年前出版的上卷中，乌尔里希描绘的是二战爆发前的德国，而对希特勒的人物分析是其核心内容。这同多年来多数纳粹研究者的研究取向形成鲜明对比。迄今为止，对纳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纳粹兴起的政治框架条件以及国家民族主义的专制统治。乌尔里希虽然没有忽视这一领域，但他的重点则在于希特勒的性格特点，以及很多德国人被这位”元首”强烈吸引的原因。这就是：希特勒出色的表演力、他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的天赋和组织能力，而他本能的狡诈，则使他总是能及时应对政局的变化。 犹太大屠杀的推动力 在希特勒传记下卷中，乌尔里希延续上卷主线，进一步分析了希特勒在战争和犹太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诚然，没有成千上万的帮凶，欧洲就不可能发生犹太大屠杀事件，但是，若没有希特勒的个人作用，这一切也同样不可能发生。乌尔里希认为，早在1939年之前犹太政策不断极端化的过程中，作为独裁者和最高决策者，希特勒一直是这一过程的实际操控者。而战争爆发后，这一模式又被重演。乌尔里希认为，大屠杀事件的发生不仅仅是基于希特勒有系统性消灭欧洲犹太人的意向，而更大程度上，更是因为许多具体事例中，希特勒曾亲自介入并批准执行。比如让犹太人佩戴大卫星或者将犹太人送入集中营。 失败的“军事天才“ 在乌尔里希看来，作为最高军事指挥官的希特勒，其性格缺陷暴露无疑。比如说，希特勒偏执，一味高估德国军事实力、低估对手。更严重的是，希特勒总是摆脱不掉孤注一掷的赌徒心态。当东线战场局势逆转时，气急败坏的希特勒仍自以为是，而对最高指挥部的其他成员则不屑一顾：举行战况研判会时，希特勒一改常态，拒绝同任何在场者握手，甚至很长时间没有再同其他官员一起共进午餐和晚餐。乌尔里希认为，自命为最高统帅的希特勒此时在一众军事专家面前可能非常尴尬。“他之所以远离这些军官，不仅仅是因为他历来瞧不起军方，更是因为他再也无法以军事天才的身份站在他们面前了。“   德国人不能将罪过全推给希特勒 乌尔里希在这部信息量巨大、可读性极强的作品中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而他对希特勒本人的精准解读，也堵死了其他人以希特勒为借口推卸责任的机会。无论是那些战败后期望将一切归咎于希特勒、淡化自己对这场道德及军事灾难中所负责任的将军们，还是那些声称自己对犹太大屠杀一无所知的普通德国人，都是如此。乌尔里希说：“当时了解纳粹‘最终方案‘的德国人确实很少，这是事实，但是，对一切都一无所知的人也很少，这也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