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言论

不少和大陆留学生打过交道的人，经常会发现一种模式，就是国内人被中共的虚假历史，虚假史观，以至虚假的资讯洗了脑；这种洗脑是彻底的，而且有「病毒」一样，会自动阻碍任何和洗脑内容相反的资讯与观点；例如说起六四屠杀，这些中国留学生都会千遍一律质疑，包括广场上没有死过人，或是外国势力煽动要颠覆中国之类；明明是虚假的历史，可以非常成功地建立在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当中，他们完全无法想像，也无法接受这一切都是假的；任何人只要触犯这个禁区，就会启动他们的自我防卫机制，这些人即使知道自己明明对此一无所知，也要坚决否认到底，究竟这是为了甚么？ 原因就是这些人的脑部，被植入对中国的「爱」；中共成功地建构了「爱国」，有如对家庭的爱，对父母的爱。民族主义被以宗教的方式，深植大多数中国年轻学生的灵魂深处；这种爱是有两个层次的，浅层的爱是对党对政权，深层次的是对「中国」本身–他们真诚的相信「没有国，哪有家」，相信「爱国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即使六四真相，或中共的贪腐，或许摧毁了那浅层对政权效忠的爱，但内心深处却仍然不能接受，他们深爱的「共和国」，背后竟然是一个如此丑陋的国家。他们或许可以接受你对党的批评，但却不能接受你对中国的批评，他们一如一些超级球迷，或者宗教狂热者，或崇拜偶像的粉丝，一旦接受了原来中国是如此的丑陋，这就有如叫他们要否定自己一样，因此这些人即使发现了中共说谎，却仍要坚持自己没有「否定自己」，或者「否定过去」，而其实这句说话，正就是成功「洗脑」的证据。 承认中国是差的，又或者承认香港是差的，对一个心理健全者，理应是不会有任何的不良感觉；中国是中国，香港是香港，而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无论如何否定一个国家，或者否定你所认同身份的地方，只要说出的是事实，而非无中生有，对一个正常心智者，是完全不会，更不应有不快的感觉；可是对中国的批评，这些深爱中国的人，却当成是对他们自己的批评；否定中国，就等如否定他们，这就是洗脑最好的证明，但对于这些认定「爱国是与生俱来」者，是完全不能接受，也不能明白。 当触及这个禁区时，他们就会尝试逃避；当身边的人同情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被洗脑后的言行时，这些人不领情，反而被深深的「刺痛」，然后认为别人的同情，是「优越感」，认为这是用「有色眼镜看待他们」云云，其实一如创伤后遗症。他们认为别人的「同情」，会视为「怜悯」，「伤害」、或「歧视」。 从被人绑架的监仓走出来，别人的批评是针对那个监狱的邪恶，是站在被绑者的一边的；但是这些受害者却「身同感受」，把别人对那个「中国监狱」的批判，视之为对自己的批判，甚至忍不住要为那些绑匪，以至其制度辩护，这就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当你努力想把他们从思想监狱拯救出来时，这些人的典型回应，就是认为被「歧视」，拒绝承认自己过去被人洗脑或劫持，甚至自认是「自愿」的。 他们一边说是自愿，一边又要和政权被揭发的谎言划清界线；但当你进一步批判那些谎言或者说谎的做法，他们又会忍不住为这些事情辩护；以至反过来攻击批判者；否定中国的过去，不是否定这些人的过去，但这些人却把两者视为一体；他们把自己的人生与国家拉上关系，当你否定他们的国，就等如否定他们的人，然后这些人就会有痛楚的感觉，以至反过来认为「不爱国」的人是异常。 中共对「爱政权」或「爱党」的教育或许不能成功，但爱国教育却异常有效，这点常被外界所低估。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 林忌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肝癌，13日在沈阳病逝，未能如愿与妻子刘霞和家人一道离开中国，前往欧美治病。尽管美、德等国提出要求，中国当局却以「不便移动」和「没有先例」为理由，拒绝允许刘晓波出国治疗。刘晓波去世后，当局又逼家属表态，同意迅速将刘晓波遗体火化，并实行海葬。在刘晓波遗体告别式上，当局也没有允许任何一位他生前好友前往哀悼告别。 这些做法凸显当局对刘晓波的憎恨与恐惧是何等大，甚至到死后都不让留下一丝痕迹，不给他一块墓地。中国政府为什么始终不放过刘晓波？为什么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给他自由和尊严？当局到底害怕刘晓波什么？ 刘晓波是1989年六四学生运动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被指是学运「黑手」。自六四事件后，刘晓波坚持推动民主，关注社会时事，「参与组结中国政治反对网络」（如独立中文笔会）。刘晓波曾两度入狱，被判劳教三年。2009年，他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入狱11年。他的刑事判决书多次提及「零八宪章」，尽管刘晓波并非「零八宪章」首位起草人。据称，张祖桦才是「零八宪章」的第一起草者，刘晓波参与修改、征求意见和征求连署。但张祖桦并没有遭到关押，为何刘晓波会因「零八宪章」遭到严厉审判，而不是其他发起和签署人？ 首先，「零八宪章」主张联邦共和，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这是最触碰中国政府神经的一条。正如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所称，「2008年刘晓波等人搞『零八宪章』签名，与中国宪法严重抵触，是公然的违宪行为」，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刘晓波「在西方势力支持下示范对国家主流的对抗」。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对和平奖的亵渎」。 其次，刘晓波虽然不是第一执笔人，但「零八宪章」这个名字是他提出来。他不仅对内容详细修订，还联系徐友渔、崔卫平等很多学者参与，使「宪章」的内容脱胎换骨。刘晓波在收集签名工作中也起了很大作用，他征集的签名有70人。刘晓波被签署者认为是「零八宪章」的灵魂所在，「而当局清楚明白这一点，所以要打压刘晓波」。 另外，2010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将当年和平奖，颁发给在狱中的刘晓波，更激怒中国当局，誓将刘晓波置于死地。当时「环球时报」社论称，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是「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人面前的一次傲慢展示」，刘晓波已沦为西方的反华工具，是想让中国分裂、瓦解。 当局极度害怕刘晓波，是因为他在追求民主中国的路上坚定的信念、执着的努力和巨大的号召力，再加上西方授予他世界最高荣誉的和平奖，触动中共神经。当局恐惧的是「零八宪章」所倡议的结束中共一党专制，实现真正意义的宪政民主共和。当局是想用对刘晓波的无情对待，来恫吓中国所有为民主自由抗争的人士，杀鸡给猴看。 因此，当局早已下决心，不让刘晓波获得任何自由。据中国人权信息中心称，早在2015年，刘晓波就开始有肝硬化，但当局刻意窜改医疗检查报告，以不让他保外就医。由于信息中心的调查，负责刘晓波医疗事项的锦州监狱副监狱长王洪博却离奇「自缢身亡」。 而且，监狱还一直不肯为刘晓波服食抗乙型肝炎病毒药物。这无疑是在蓄意加害刘晓波。另据中国富豪郭文贵爆料称，中国一位部长级官员很早就告诉他，被关押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一定会死在狱中」，「这是已经决定的政策」。而当局对待刘晓波的种种冷酷行径，实际上证明了郭的这一说法的可信性。 来源：世界日报 / 彭涛 德国明斯克大学政治学博士

2017年7月13日，首位华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伟大的人权斗士刘晓波先生悲凉辞世。一颗勇敢的心停止了跳动，一盏自由的明灯熄灭，一颗思想的巨星陨落。举世同悲。这是中华民族的损失，也是全人类的损失。 刘晓波早已做好了殉难的准备，他说过：“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人无私地牺牲。为了争取到一个消极自由，必须有一种积极抗争的意志。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 刘晓波离世的时间，官方宣布为下午5时35分，医院传出是下午6时40分，这个时间对应“ 六四”，足以让当局恐慌。不排除官方篡改死亡时刻的可能性。历史上，中共曾篡改毛泽东死亡的时间，毛死于1976年9月8日晚间10点多，中共当局却宣布为9月9日零时10分，其用意，是用两个最大数，满足毛的迷信，神化毛。（1949年，毛进京掌权，就择定9月9日。） 奥斯陆颁奖仪式上为刘晓波设置空座椅，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一次是为德国和平主义作家奥西茨基所设（193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监禁中病亡，刘晓波是历史上的第二人。第一人也是上述德国作家奥西茨基（1938年）。 不同的是，奥西茨基罹患肺结核获保外就医，两年后病亡；但刘晓波直到肝癌晚期，才被保外就医，一个多月后就辞世。奥西茨基从监狱转移到医院之后，纳粹德国曾允许诺贝尔委员会到奥西茨基的住处为奥西茨基授奖。而刘晓波病危期间，仍受到最严密监控，中共不仅拒绝包括诺贝尔委员会在内的任何外人探视（仅寥寥几位亲属可以），更拒绝让刘晓波出国就医。奥西茨基离世后，能够在德国留下坟墓和墓碑；而刘晓波离世后，竟遭当局迅速火花，骨灰被抛入大海，不让他在人间留下任何遗迹。 不同的还在于，纳粹德国迫害奥西茨基，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共产中国迫害刘晓波，发生在二十一世纪。时间跨越八十多年、近一个世纪。中国不仅没有与时俱进，反而大幅度倒退，倒退百年，甚至更多。 刘晓波以最悲惨的方式告别人世，见证了新纳粹的诞生。而新纳粹—中共腐败集团–对刘晓波的迫害与谋杀，其阴险、变态与凶残程度，远远超过当年的纳粹德国。 刘晓波之死，没有在中国社会激起波浪。这源于中共当局对刘晓波消息的最严密封锁。即便是中共外交部对各国记者有关刘晓波提问的回答，也没有在国内媒体上显现。尽管，这类新闻发布会的地点就在北京，就在中国。足见中共对刘晓波这个名字的恐惧。 刘晓波是谁？谁是刘晓波？从中国的年轻人到沈阳医院的护士，发出的这一简单疑问，足以见证中共封杀的成功。邪恶的成功，竟然达到这种程度：大多数中国人竟浑然不知，中国出了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这不是一个开放的国度，这仍然是一个封闭的国度。“改革开放”已经名存实亡，中国重又一步步回到了闭关锁国的年代。习近平当局关闭翻墙软件VPN，并把翻墙定义为“违法”，就是新一轮闭关锁国的象征。让人联想到毛泽东时代所谓“收听敌台”、并可获罪的荒唐往事。 有人感叹，刘晓波遭中共迫害致死，但西方国家领导人并没有发出谴责中共的强有力声音。这源于他们对中共的恐惧，以及，担心失去经济利益的顾忌。 在“改革开放”的名号下，先后从香港、台湾和西方大规模引进资金与技术的中共集团，变得财大气粗和军力强大之后，把对内镇压、对外威胁的两套本色，耍得更加肆无忌惮。笔者早就断言，没有什么“中国威胁”，只有中共威胁，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威胁。中共淫威所至，让中国人民变得更加胆小怕事、胆战心惊，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谨小慎微、惶悚不安。 侵占并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满清王朝，曾留下一句名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意思是，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武装自己，然后，倒过来对付和制约西方。这条名言，或者说计谋，满清没有做到，中共却做到了。 同属外来政权（中共依靠外来的马列主义起家），中共红朝就是满清王朝的翻版，等于满清王朝的复辟。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等于白干。今日中国，一切又都回到了帝制，区别只是，没有挂“帝制”这个名号。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 陈破空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周四病逝。直到生命的最后关头，北京当局都不容其在外国自由地终结一生。环视自由世界，对刘晓波的哀思、对中共政权的声讨此起彼伏。就这样，想做一个文明大国的北京政权再一次被送到被告席上。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谴责北京对刘晓波“过早死亡”“应负重大责任”，因为北京剥夺了对这位政治反对者采取适合的医治。这一指责绝非空穴来风。美德医生问诊时，病入膏肓的刘晓波明白无误地表示，希望到美德等国治疗。在最后的时日里，德国、美国当局不断呼吁，冀望北京当局出于一点人道关怀和医疗考量，给予刘晓波自由，让刘晓波出国。然而，“人道关怀”的呼吁没有对北京当局产生作用，刘晓波就这样一直被拖到死亡。 亲近刘晓波夫妻的人士指出，刘晓波最后的愿望，就是要和妻子刘霞摆脱铁拳桎梏，死也要自由地死在外国。而当局就是不容刘晓波离开沈阳那座层层监控的医院，亲友难入，记者被封锁，这是一座与世界隔绝的“癌病房”。 强权者与文明社会的领袖使用的是两种语言，这容易使强权者错以为对方比较软弱。其实，德国总理默克尔得到刘晓波死讯后忍痛赞扬“刘晓波是捍卫人权和自由的战士”份量不轻。想想在一个黑暗的国家坚持捍卫人权，形同于在地狱里作战，默克尔以此尽最大可能表达了自己的悲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则鲜明地指出刘晓波为改善自己国家的命运献出了生命。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除了朝鲜，为争取改善人权需要献出生命的国家可能所剩无几。 从网络的反应看，刘晓波的朋友们的痛楚真切得难以复加，愤怒得无以复加。他们并非完全想不到这个政权最后也不会对一个和平的反对者产生丝毫的人道怜悯，然而他们仍然怀着希望。一个自视没有敌人的人道主义者，一个只是想为自己的国家早日实现宪政奔走呼号的知识人，已经步入生命的最后阶段，留给他一线生机，恢复他的自由，让他出国，当局没有绝对做不到的理由。即便从机会主义的角度考虑，如是，既不至于落得残酷残忍残暴的名声，当局又不至于付出太多，刘晓波毕竟坐狱长达九年之久，生命快要走到尽头。 大约国际社会万万没有想到，刘晓波的亲友们万万不愿见到的情景终于发生，直到最后，北京当局都不肯松口，刘晓波的朋友野渡就对法新社表示，他们会把刘晓波一直控制到死都不放。果然，。 大赦国际总干事赛迪说，“今天，我们为失去一位伟大的人权活动者痛哭”。刘晓波过世了，但是，“北京失败了”。代表刘晓波的美国律师杰拉德•简瑟尔认为：“再清楚不过，今天的失败者是中国政府。刘晓波的思想和梦想将在他们之后继续生存、传播乃至终将实现”。 刘晓波的和平民主理想世人难以忘记。他做过的几件事都在实践着这一理想。1989年大军血洗天安门之际，刘晓波以大学教授之身，毅然加入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之中，不顾个人安危同戒严部队谈判，把最后坚守的两千多名学生从广场安全带出；刘晓波以笔为生，以文会友，2000年参与创立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后改名独立中文笔会，跟许多被剥夺自由写作和发表权利的同仁继续用笔耕耘；2008年，参与起草旨在以非暴力途径转型，实现宪政国家的『零八宪章』，因此被第三次剥夺自由。然而刘晓波没有屈服，他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 里再次表白：“我 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 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 刘晓波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有网友愤怒地写道，“刘晓波死了，暴君傲慢地活着”。有些议论显示对独裁政权恨得咬牙切齿，呼吁以暴易暴。推翻暴君的手段可能是革命，然而刘晓波说过“我没有敌人”，他主张非暴力，主张宪政，主张对话，为实现中国的民主化铺垫。如何理解刘晓波的非暴力，鲍彤写道：“刘晓波主张非暴力，以暴易暴产生不了新制度。暴力是强者的赌本。我们是弱者，不是军阀，没有强权。道义、理智、合法性、同情心，才是弱者的优势。非暴力不是坐以待毙。听天由命。非暴力是我们弱者在协商，在抗争，在进取，在退却，在不合作中的理智。这是我向刘晓波学到的非暴力”。 然而，面临今天的情景，有些人担心，认同“我没有敌人”这一非暴力立场可能并非易事。学者何清涟认为：“刘晓波去世，不仅是一个生命的终结，也意味着非暴力抗争这一政治理念在中国将进入尘封状态”。   来源：法广

今天刘晓波在北京病逝，中国所有不同政见者和所有为民主奋斗的人士浸沉在悲哀之中，在海外民运人士中间，同样怀着无尽悲痛。与北京的愿望相反，刘晓波的去世，不仅不能消除刘晓波的影响，而且使08宪章在未来的岁月中将传向全中国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角落， 08宪章将成为中国全民共识，成为改变中国的巨大力量。 2008年，当刘晓波被判刑时，我就知道，刘晓波是08宪章第一受难者，但08宪章的实际起草人是千千万万六四的受难者之一的张祖桦，因为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希望刘晓波为张祖桦联系更多人签署08宪章的原因，也因为胡锦涛认识张祖桦的原因，居然因08宪章被捕的两个人中，释放了张祖桦而让刘晓波一人承担08宪章的责任。刘晓波参与了08宪章修改，是08宪章在国内最重要的联系人，刘晓波独自一人因08宪章承受了长达9年的苦难，他获得和平奖当之无愧。 我在2013年英国Oxford大学出版社在香港出版的中文版《在人生的列车上》就记述了这一情况。这本书的《“青联”时期的胡锦涛》一节中说：“ 《0八宪章》是当代中国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二0一0年诺贝尔和平奖是奖给《0八宪章》的，它的起草人是曾任“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的张祖桦。张祖桦在“六四”后受到打击，离开了中央机关，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进修西方国家宪法，研究中国宪政问题，起草了《0八宪章》。因《0八宪章》征集签名规模越来越大，《0八宪章》公布前，二00八年十二月八日一天，张祖桦和刘晓波同时遭到逮捕。因为胡锦涛在团中央和全国青联工作时，认识和熟悉张祖桦，张祖桦得到了释放，而刘晓波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刘晓波参与修改了《0八宪章》个别地方，算不上是《0八宪章》起草人，因被监禁和参与《0八宪章》签名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刘晓波的《刑事判决书》中说，“证人张祖桦的证言证明：他与刘晓波于二00八年底共同制作完成了《零八宪章》，他也征集了签名，后刘晓波将《零八宪章》发表在境外网站”。对此，张祖桦发表公开声明说，这根本不是事实。二00八年十二月八日张祖桦被警方传唤时，当主审警员问到其他人包括刘晓波是否参与起草《零八宪章》时，张祖桦回答“不知道”。他只回答他个人做过的事和相关问题，其他人的事他不会回答。 张祖桦说:“ 十二月八日警方同时抓捕我和晓波时，《零八宪章》尚未公布，我怎么可能指认刘晓波将《零八宪章》发表在境外网站？” 刘晓波去世，08宪章的其他302位中国国内第一批签署者和数万名签署者还活着，任何政权都不可能消灭分布在全中国和全世界这些签署者，更不可能消灭08宪章永存的精神。刘晓波去世，唯一的后果是，08宪章将成为中国全民共识。刘晓波永远与08宪章不可分离，08宪章将成为有四千年文字记载历史的、伟大的中华民族走向民主中国、走向自由、法治、富强、文明的指路明灯。 刘晓波和08宪章的精神永垂不朽！ （写于刘晓波去世当日，Washington DC 近郊） 附相关旧文： “青联”时期的胡锦涛 严家祺：《在人生的列车上》中的一节 201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中文版 “青联”有“全国青联”、省市“青联”、全国金融青联、全国民航青联和中央国家机关“青联”等等。“全国青联”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简称，相当于青年中的“全国政协”。廖承志、胡启立都当过主席。全国青联实行团体会员制，其中有团中央、全国学联、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青少年网络协会和省市青联、民航青联、金融青联等等。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全国青联时，委员有五百多人，现在增加到一千多人，这些委员都是由团体会员和社会上各个“界别”推荐的，海外学人华侨界别、台胞和港澳特邀人士界别也推荐若干委员。 我在“六四”前五、六年担任全国青联常委，主席是胡锦涛，后来是刘延东。常委还有很多人，有陶斯亮、刘再复、李海峰、刘心武、关牧村、刘晓庆等人，我在大学同班同学孙家昶是副主席，李源潮、李克强是一九八六年担任副主席的。胡锦涛离职了，我觉得可以轻松地写一些有关他的回忆。事隔三十年，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胡锦涛是怎样小心谨慎地努力才登上权力顶峰的。 万润南与我在巴黎常在一起，他是胡锦涛在清华大学时代的同学。当时清华大学有一个全校性的“文艺社团”，胡锦涛读的专业是水利，也是清华文工团舞蹈队成员，是“文艺社团”的四名政治辅导员之一。胡锦涛比万润南高四届，“文革”前早该毕业，因为当政治辅导员，拖到“文革”第三年才离校分配工作。“文革”中万润南与胡锦涛两人一起从北京到西安、成都大串联，还从重庆一起乘轮船到南京。万润南到贵州，身为省委书记的胡锦涛还特地拜访万润南。青年时代无话不谈的好友，“六四”后，胡、万之间的“友情”烟消云散。

7月13日，刘晓波先生去世。对中国来说，不仅是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生命终结，还意味着非暴力抗争这一政治理念在中国将进入尘封状态。 《零八宪章》宣示的非暴力抗争路线 在国内时，和刘晓波始终缘悭一面。他作为文坛“黑马”横空出世之时，我正在复旦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限于专业，对当时弥漫全国的“文化热”感受远不如文学圈深刻，但听到不少有关他的传闻。90年代末，因为包遵信先生的关系，距离似乎近了一些。一次是接到刘晓波从北京家中打来的电话（老包将我的电话号码给了他），谈他对《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感想。其中一些感想片断，他写在与王朔的对话录《美人赠我蒙汗药》里了，其中那位“老侠”就是刘晓波。多年后我才知道为何要以“老侠”为名，“侠”者，“霞”也，是其爱妻刘霞之名的谐音。在那次的通话中，他很想了解中国的言论尺度是否会有宽松？因为当时出版界的说法是：《现代化的陷阱》这种书都能出，还有什么书不能出？连英文杂志《远东经济评论》当时都写了一篇《北京的春天》，分析以《现代化的陷阱》、《交锋》为代表作的“今日中国出版现象”。我当然知道，他那时根本不能在国内发文章，但也只好告诉他，出版内情复杂，算是夹缝里有得力人物推了一把，绝不意味整体言论环境宽松。我没告诉他的是，就在他打电话那时，深圳所有的媒体都接到市委宣传部的禁令，禁止“炒作”《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及作者。 2000年7月去北京开会，包遵信先生与我约好，会后邀刘晓波一道见面聊天。7月12日会议结束之后，我在朋友家接走儿子，希望带他在北京游玩几天，结果在7月13日出了一场莫名其妙的车祸，腿骨与脚掌骨均断裂，当天在北大的演讲取消，原定几天之后的见面当然也取消了。 刘晓波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轨迹开始于2005年之后，那时我已经被迫辞国四年。对于后来《零八宪章》的发起及其入狱，以及谁是真正的起草者，均只是遥观。对《零八宪章》本身，因为认同其和平理性抗争理念，希望中国未来能走宪政民主之路，我与晓农均签了名。后来，国内签名者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与政治迫害，断断续续时有所闻。 最开始，由于《零八宪章》相关人士自述在国内尚有少许空间，外界均以为，中共能够容忍非暴力抗争这种温和方式。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沈大伟先生（David Shambaugh）后来在《中国即将来临的衰败》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一文中承认，从2000年到2008年，中共有一条开明的曾庆红路线，直到“2009年中期曾庆红退休之后，中共的方向突然发生了转变”（《华尔街日报》2015年3月6日）。可见这传闻流传之广。因此，主张非暴力抗争并宣布“我没有敌人”，引发无穷争论。希望当局能够容忍非暴力抗争这点期望，即使在刘晓波被投入监狱之后，外界仍然没有放弃。直到刘晓波获奖之后不久，《零八宪章》的实际起草者张祖桦在公众视野中消失后，人们才非常不情愿地承认，通过非暴力抗争通向宪政民主这条如封似闭、但又仿佛开了一个小口子的路，终于被中共彻底封死了。再后来，外界发现刘霞实际上被软禁了，世界才知道，中国政府对待异议之残酷，与南非政府的相对文明简直天壤之别。曼德拉入狱20年，曼德拉夫人在外继续其夫未竟事业，而中国政府却事先防范一切反对因素的萌芽。 煎熬的除了刘晓波，还有非暴力抗争路线 刘晓波病危消息传出之后，他的朋友们写过不少忆念文章，我对其中的两篇情真意切的文章印像深刻，一篇是苏晓康写的《刘晓波把激进煎熬成温和》，另一篇是余杰写的《刘霞——作为刘晓波的人质》。 甫见苏晓康文章标题的“煎熬”二字，我的心被狠狠揪了一下。作者如非自身也挣扎于这种煎熬之中，无法用这二字表达，读者如果不是经历过类似煎熬，也无法理解这两个字包含的不可承受之重。文中那段“桂冠还是十字架”，细述了诺贝尔和平奖颁发之后，刘晓波本人及《零八宪章》代表的非暴力抗争路线遭遇的尴尬：海内外有不小的反对声音，“以刘晓波的巨大争议性，对他没有疑义反而不正常了”，质疑声中，当然包含了刘晓波获奖对中国现实政治能有多少触动的疑问，苏晓康的这一总结多少有点苦涩：“中国人的惊喜带有很大的艳羡成分，甚至还会参杂‘民族自豪感’，却很少有人真懂奥斯陆的意思。这个情势，反而叫得主背负了沉重的荣誉债。”刘晓波辞世的当天，“奥斯陆的意思”由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安德森在声明中再次强调：“通过向刘晓波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希望强调发展民主与创造和确保和平之间存在着根本联系。此外，委员会发现刘晓波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抵抗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压迫行为为增进不同民族间的友爱做出了贡献。” 正因为这顶桂冠其实就是十字架，刘晓波认为这个奖是颁给六四亡灵的。苏晓康对此做了总结：“在一定意义上，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早在1989年春北京的沸腾广场，血沃长街就应验了。天安门学子满腔报国之心，被机枪坦克碾碎之际，启动了共产主义阵营大坍塌的骨牌效应，八九一代却抱憾饮恨至今，终于刘晓波代表着他们的理想和叛逆，登上诺贝尔的殿堂；再深一层说，推选刘晓波的，也不是现世的人们，而是倒在长安街上的亡灵们，他们要让这位前‘黑马’代表他们，来告诉这个世界，杀人不是政治，只是兽行；反杀回去，又在重复兽行。中国要争取讲道理的那一天”。 我不是一个轻易动感情的人，那天，看到苏晓康这段文字时，泪水不由得溢满眼眶。 只有经历过六四的人，才能理解“中国要争取讲道理的那一天”这句话蕴含的沉重。1989年之后，流亡海外的前辈学人李泽厚与刘再复在深刻反思后，曾出版一本对话集《告别革命》，对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影响甚巨。我很理解苏晓康在文中说出来的话以及他没有完全表达出来的想法。作为共同经历了一国风雨的同龄知识人，我们听得到暴力革命的呼声，在1989之后的近三十年内备受煎熬。即使在刘晓波去世的当天，对他本人、对非暴力抗争路线的不同意见，在推特上随处可见。 余杰的文章《刘霞——作为刘晓波的人质》，主要写刘霞与刘晓波共同背负十字架的艰难历程。丈夫作为政治犯坐牢，妻子失去自由，这恐怕是中国特色。中国政治反对者与维权律师的妻子们，都经历了饱受政治株连的折磨，最后都奋起抗争。但刘霞形同关押的数年软禁，却仅此一例。刘霞所遭受的磨难，展示了中共极权政治极其丑陋残暴的一面。期盼她尽快获得自由，应该是所有人的共同心愿。 中国当局拒绝了“和平转型” 作为一个追踪中国变化几十年的中国研究者，我深知中国的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中国当局维稳的投入也越来越大，中国上空的专制阴霾也越来越重。2011年3月宣示的“五不搞”、2013年5月面世的“七不讲”、2015年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的“709事件”，以及大批关停海外资助的NGO，种种迹像都表明，中国通向宪政民主的和平转型之路已被关闭。这次刘晓波病重之际希望携妻子出国这点最后的愿望，都未能得到满足，只能在不自由的状态中辞世，已经没有多少人再幻想非暴力抗争能实现中国政治转型。但深知共产革命之害的人，几乎全都不希望中国再发生一次类似的革命。中国当局似乎嫌中国人不够明白这点，在刘晓波辞世当天，美国中文媒体多维网发表《沉思录：“第五纵队”较量已无声》，称刘晓波、茅于轼、贺卫方、南方系被中共视为西方在中国的“第五纵队”。这种表态，意味着中共完全拒绝任何说理的声音。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正处弥留之际，他的家属和国际舆论均希望北京基于人性和人道考虑，顺应刘的最后意愿，让他到国外就医，却遭到官方断然拒绝，中央喉舌刊物《环球时报》更严词指责，这项人道诉求挑战了中国的主权。 国际舆论提出人道诉求，不外是希望大家放下政治歧见，尽速达成协议，以满足临终者的请求之余，也可让中国与西方在人道的共识下修补价值取向的分歧。同时，西方国家领袖没有趁Ｇ20高峰会公开向北京施压，只是私下游说习近平。 不过，《环球时报》社论不但不领情，更指外国势力从中作梗，炒作刘晓波事件，以凸显中国的不人道。社论又看准了西方领袖委曲求情，再没有批评北京以律法修理刘晓波的恶劣手法，竟然得寸进尺，振振有词，指刘只是一名中国囚犯，如何诊治他，完全是北京主权以内的事情，其他人不容置喙。 社论毫不掩饰，认为中国今非昔比，已经更强大更有自信，不用屈从西方的压力。文章更指出，九年前刘晓波被判监禁11年，备受西方国家诟病，刘更被视为抗争英雄，并于判刑一年后获授诺贝尔和平奖，使外交冲突升温，关系破裂，至今仍未恢复过来。言下之意，北京对八、九年前的争议，依然念念不忘，今天西方国家请求让刘出国求医，自然视作上次外交角力的续集，因此更加不能示弱。 这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思维，埋葬是非，颠倒黑白，也取消同情怜悯，磨灭恻隐之心。不要忘记，刘晓波是因言论而入狱，他在海外网站发表六篇文章，批评当局的种种不堪，结果被当局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最后被判刑11年。 当年法庭审讯之中，控方只确证该批文章出自刘的手笔，并确曾在海外网站登载，却从未论述他的言论如何煽动颠覆，而法庭亦竟然悉从尊便，对控方全无论述不置一词，也不加解释，便判刘罪成。究其实，刘的罪名就是莫须有。 难得《环球时报》可以面无愧色，替主子剥夺他人九年自由辩护。当西方国家今次避重就轻，只求北京放过刘晓波，不执着罪与罚的无法无理，官方喉舌即暗暗自喜，一于敌退我进，视刘晓波与其他罪犯一样，是去是留，必须听从北京发落，不容外人过问，也视他的遭遇是个人不幸，以洗脱国家的责任。 社论也难得坦白，表明当局不会让步，因为国家比以前强大和更有自信。换言之，当局不让刘晓波出国是由于国力强盛，在实力对比下，不怕国际压力的结果。引伸到国际政治之中，北京最注重的是利益考虑，有权有势就有道理，而不是价值共识、文明互补。 无疑，政治有重利轻义的一面，不少西方国家正是得到中国的好处而不敢公开施压。不过经此一役，北京尽管占尽上风，但在西方国家的目光中，在众目睽睽下，尽见其冷酷无情，充分显露两个世界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当中国还有经济实力环球采购，西方国家仍会视为上宾豪客，却不会视为同路人。但谁可保证经济景气可以千秋万代，到中国经济稍有差池，按照《环球时报》的说法，中国岂非亦随国力转弱而失去自信，面对西方国家而再无还击之力？ 当一个国家命运只寄托于经济实力，却失掉人性和人道价值，只能是利字当头、物欲横流的社会，而这正是刘晓波认为必须不留余地、当头棒喝、彻底革新的中国现状。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 杜耀明

刘晓波走了，没有如愿死在国外，没有看到爱妻恢复自由的生活。他走了，没有看到他的奋斗戴上胜利的花冠。他走了，或许带着没有看到中国走向民主共和宪政的遗憾。他走了，或许带着我愿为殉道者改变民族灵魂的宏愿。但是，他没有走，宣扬自由平等人权的《零八宪章》，「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的陈词，「必须有一个道义巨人无私地牺牲」的誓言，长留我们心间。 中共的迫害比纳粹更加肆无忌惮 对于刘晓波病逝，一则以怒，二则以悲，三则以哀。怒者，中共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迫害，比纳粹德国更肆无忌惮；悲者，刘晓波义无反顾地投身民主运动，扛起人权、宪政的大旗，哪怕要背上叛国的恶名也在所不惜，终竟出师未捷身先死；哀者，刘晓波受到的攻讦，不只来自中共当局，也来自反抗中共统治的阵营，这个民族到底是灵魂被扭曲，还是根本没有灵魂？ 2010年，刘晓波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共的反应是师从纳粹德国，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193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德国记者、作家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他也是第一个狱中得奖者。纳粹当局禁止奥西茨基前往奥斯陆领奖，并施压让挪威国王哈康七世缺席颁奖典礼。75年后，慑于中共的淫威，在奥斯陆设有大使馆的65个国家中，有19个缺席诺奖典礼；中共对挪威的制裁持续了6年，直到2016年12月挪威认错表示深刻反省，双方才发表关系正常化声明。 令人愤怒的是，中共在刘晓波确诊肝癌末期后，仍拒绝恢复他的自由，拒绝让他到国外就医。而奥西茨基1936年5月因肺结核，被转送到柏林的医院治疗。1936年11月，奥西茨基被释放，诺贝尔委员会派代表到其住处授奖，虽受监控但并未受阻拦。相比之下，刘晓波获准保外就医，但他本人和家属都被当局控制，无法自由与外界联络，遑论亲身受奖。 令人扼腕的是，同长期被囚禁、软禁的其他诺奖得主相比，刘晓波与奥西茨基都没能看到自己奋斗的成果。1991年，昂山素姬无法亲自前往挪威受奖，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弗兰西斯．塞耶斯泰德（Francis Sejersted）曾回顾历史上与之相同命运的其他三位获奖者：德国的奥西茨基、苏联的萨哈罗夫和波兰的华勒沙。其中，奥西茨基病逝于1938年，萨哈罗夫、华勒沙则看到了他们的祖国获得自由和民主。因此，塞耶斯泰德祝愿「昂山素姬也看到她的奋斗戴上胜利的花冠」。 民众受忠君爱国之毒蛊惑成帮凶 可喜的是，2015年11月，缅甸举行民主选举，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大胜。可悲的是，刘晓波至死既未能恢复自由之身，更看不到「胜利的花冠」。对于中国民运的失败，刘晓波深感「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道义巨人无私地牺牲」、「不能指望大众的集体良知，只能依靠伟大的个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众」，因此，他期望「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质」。 刘晓波虽有殉道的勇气、虽有宽恕敌人的仁慈，但所受迫害的野蛮、肆无忌惮仍让人出离愤怒。究其原因，一是中共这个独裁政权的邪恶、厚黑术法已超过当年的纳粹；二是中共的经济增长所画出的大饼，令西方国家的绥靖走向极致，正如网民所说，人民币买起了公义和真理；三是中共治下的民众深受忠君爱国之毒，易受中共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蛊惑，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帮凶。因此，刘晓波期望殉道者可以改民族的灵魂，但悲哀的是，殉道者已殉难，灵魂被扭曲的民族又怎么唤醒、怎么改变？ 来源；苹果日报 / 李平

1979年2月，邓小平调遣20万中共军队，入侵越南。一个月间，中国军人阵亡2万多人，伤者无数，惨败而还。而这场战争的起因是：由中共指使和纵容的柬共（红色高棉），屠杀了柬埔寨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也包括中国和越南侨民。越共以保护其侨民为由，挥兵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顺带将柬埔寨民众从地狱中拯救出来。中共出兵越南，意在报复越共，力挺柬共。 迄今，红色高棉早已土崩瓦解，余党正交由国际法庭审判。证明，由邓小平挑起的中越战争，不仅在军事上一败涂地，而且在政治上输得精光。 邓小平力主发兵越南，实际有其个人目的，通过调兵遣将，从华国峰手中夺得军权，为日后排挤华国峰大权独揽预先布局，这等声东击西，顺手牵羊的厚黑手段，古时并不罕见。 可惜华无从觉察，平白落入邓某的圈套，老而奸诈，邓小平酷似三国时代的司马懿，可怜见无数年轻生命白白充当了邓大人的炮灰，连改革开放后的花花世界还没有见识，就长眠异国。90年代之后，中共与越共重归于好，中国年轻军人的血等于白流。 1989年，时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调动共军主力的三分之一、总计30多万军队，开入北京，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火，血腥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在邓的极端命令下，共军不惜对民众以坦克碾压，用机关枪扫射，大量民众遭屠杀，血染广场，尸遍街头。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六四屠城”。 “杀20万人，保20年稳定。”这是八九期间，邓小平扔出的“名言”。这一“名言”表面上为了国家稳定，实际是为了政权稳定。而“名言”的另类含意，却事关邓小平自私的个人愿望：至少让他自己安度晚年。“任我生前荣华富贵。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邓某内心深处迷信的，仍然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那句经典“名言”。 学生们说：“小平你好”，邓大人则喜；听到学生说们：“小平下台”，邓大人则怒。手握权力宝剑，邓大人喜怒由己、生杀任意。邓大人安度了晚年，其代价，却是成百上千的学子头断血流，成千上万的精英被投入黑狱，千百万民众横遭迫害。做为“六四”屠城的元凶，邓小平被牢牢钉上历史耻辱柱。 “六四”前，1989年5月间，赵紫阳到邓小平处，提出要与学生对话，增加透明度。邓却回应：我现在感到很疲劳，脑子不够用，耳鸣的厉害，你讲的话我也听不清楚。邓小平这招厚黑术，重演三国时“司马懿诈病赚曹爽”那一节，装聋作哑，顾左右而言他，意在应付、麻痹赵紫阳。实际上倚靠武装起义起家，并经历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邓小平，一遭遇反对，首先想到的就是枪杆子。 早在1986年冬天的学潮后，邓就发话，我们不怕流血，而那场学潮是那般平和，且自动消退。邓流血之言，透出层层杀机，着实令人吃惊。 之后，凡闻学生上街，邓就私谋戒严或军管，下意识的把手搁在枪把上，一出“六四”屠城，就足以抹煞邓小平的一生。邓临死就只能吩咐，“不留骨灰，洒入大海”。邓此举是效法周恩来，同是惧怕鞭尸扬灰。周是惧怕毛泽东，邓则是惧怕老百姓。 “六四”后，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邓小平，还试图洗白自己，曾通过其女儿之口，说出：“人民啊，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的爱着你们。”脸皮之厚，无以复加。人们不禁要问：世上哪有儿子杀父母的道理？须知，杀害父母，不论古今，都是逆天大罪，其罪当诛。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只因自己曾有过倒楣经历，才全力否定文革，但借否定文革，邓竟通过修改宪法，取消民众的“四大自由”，并进而取消工人罢工权利。邓对文革的反思，就是干脆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这便不难理解，“六四”前后，邓动则把民主潮流与文革、动乱相提并论的混乱逻辑，是毛泽东发动破坏性文革，邓反其道而行。竟然将毛的罪责，反嫁到民众头上，要中国民众为共产党的胡作非为买单。 中共起家，宣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动辄发动罢工，对抗当时的国民政府，岂料，中共当政30多年后，竟“立法”取消工人罢工权利。这只能证明，中共政权，比从前的任何政权都更专制、更独裁、更反动。 有人一度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而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生前留下的录音中直言：邓小平谈民主，不过是空话。 有人评说：邓小平才是中国的末代皇帝。事实上，华国峰结束了毛式“一言堂”极端专制政治，开创了相对宽松的党内民主。但好景不常，数年间，邓小平以厚黑权术挤掉华国峰，悍然复辟毛式“一言堂”极端专制政治。邓自称，是继毛之后的第二代核心，从此一切由他说了算。 1992年春，88岁高龄的邓小平，突然效法毛泽东上演南巡骂戏，此时，他不满主政的江泽民、李鹏等人，认为他们太左，提出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巡视广东等地，一路走，一路骂，并放出重话：“谁不改革，谁就下台。” 知情人透露：当时邓小平或有意罢黜江、李，而重新启用赵紫阳；正如毛晚年重新启用邓本人一样。但江、李等人，防范甚紧，那时的邓也已身无公职，连军委主席都不是；再加上，邓南巡回京后，突感身体不适，健康不支，邓想干预政局，也有心无力。邓的左右或也担心，重新启用赵，可能上演毛死后，邓复出翻案的旧戏，因而，竭力劝止。   来源：看中国

中国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旗下的多只债券6月22日突然大跌，其中万达电影股价急跌超过 9.87%。据悉，王健林在早盘两小时身家缩水近40亿人民币。万达股泄缘由负债与受政治调查新闻，万达出面澄清并威胁司法追究。但随后关于万达的负债及受关注消息仍然在官方媒体出现。据经济学家夏叶良分析，中国官商勾结风险高，不排除吴小晖之后可能就是王健林受冲击。 据博讯新闻报道，客居美国的中国经济学家夏业良警告，在中国官商勾结风险高！吴小晖之后是不是王健林？值得关注。 报道说，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旗下的多只债券周四突然大跌，其中万达电影股价急跌逾 9.87%。据悉，王健林在早盘两小时身家缩水近40亿人民币。 在万达股价暴跌后，中国媒体《财新》随即刊载了一则题为“监管排查海外并购明星企业风险” 的文章。万达随即紧急发布消息称“今日网上有人恶意炒作建行等银行下发通知抛售万达债券一事，经了解建行等行从未下发此类通知，网上炒作属于谣言”。 据中国经济学家夏业良教授接受采访分析了万达集团股票、债券价格下跌的原因，并将王健林与安邦集团吴小晖、阿里巴巴集团马云进行比较，预测了王健林在当前中国政商勾结背景下的命运走向。 稍早法新社报道指，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协会对一些大举进行海外并购公司信贷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包括万达，复星等中国巨头公司榜上有名。万达周五在官方微博上证实了中国媒体财新网此前发布的银监会调查消息。 中国银监会要求各家银行对包括万达，海航，复星等这些在海外大举并购企业进行信贷调查。法新社还指出，万达在官方微博上发出会受到银监会 调查消息，也证实了中国媒体财新网此前发布的银监会要清查这些大型并购企业调查消息。 据万达公司表示，等待银监会调查，但是到目前为止调查还没有开始。 据维基百科介绍，夏叶良是中国经济学家，曾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兼任上海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来源：法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