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hk lee

郭文贵十六日的爆料，引起中共的一片恐慌，被揭的满地找牙，未揭的惊恐万状，因为郭文贵的爆料还仅仅是个开始。“环球时报”在慌乱中为主子拼凑出一篇评论：“因负罪而恐惧的郭文贵用谎言装胆。” 说郭文贵谎言装胆，首先要说出郭文贵的谎言，可是“环时”通篇不敢说出一句郭文贵的“谎言”，只说他讲了一些针对高层级的领导的离奇的故事，但故事如何离奇却不敢涉及半点，正好说明故事虽然离奇，却是有证有据，“环时”知道这些证据是千万不可拿出来的，一当证据拿出来，必然要拿出证据来反驳证据，所以只能以虚对实。这也从另一面证实了郭文贵爆料之实：王岐山妻子姚明珊的美国身份与在美的财富。 “环时”拿不出反驳郭文贵的爆料，只能指他是一个被国际通辑的犯罪分子与不法商人。但这一条他也自知站不住脚，地球人都知道即使郭文贵是一个不法分子，也不能因此证明他爆料之假。以“环时”的观点，所有罪犯都不可以揭发他人了。因此，“环时”又以郭文贵存在着严重的精神问题说事，如果郭文贵确实有精神问题，他的爆料自是有当别论，精神病人的话是不作数的。但说郭文贵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不能以社交媒体上的一二个贴子作依据，总要有精神病医生的诊断。“环时”又说治疗郭文贵这种病的良药就是法律，以法律治疗精神病也是前所未闻，只有中共这样的专制国家才做得出来。 “环时”对郭文贵作了以上的荒唐指控后又说，郭文贵害怕自己早晚成了赖昌星，一当成为中美之间的烫山芋，他就会戴上手铐送往中国的航班。首先，郭文贵与赖昌星不同，郭文贵手中的料要比赖昌星多着去了，郭文贵的勇气与胆略又是赖昌星所不能及，更重要的是赖昌星的时代，与郭文贵的时代已无法相比，现在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没有一种力量能压得住一种声音，更没有一种力量压得住对一种声音的呼应。“环视”看不到这一点真的是落伍了。 “环时”有一点比其它中共媒体值得“盛赞”，即它对海内外发生的敏感话题不装聋做哑，但却充满了谎言，对郭文贵的这篇评论，就是一篇充满谎言的评论。如果仅仅是谎言到也没有什么稀奇，“环时”从来没有说过一句真话，但这一篇的谎言有所不同，他知道大厦将倾，知道命将不远，因内心的极度恐惧而以谎言来为自己装胆，以“因负罪而恐惧的郭文贵用谎言装胆”为题，恰恰反映了他自身的心里。负罪的是他们，恐惧的是他们，用谎言装胆的也是他们。有一句歇后语：“吹口哨走夜路─装腔作势”说得正是时下的中共。 来源：博讯 / 陈维健

任何给恐怖杀人找理由洗地的都是比恐怖分子更恐怖的恐怖分子！ 三年前，环球时报发过文章，is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如今有两个中国人被IS杀掉，环球时报却说是韩国人忽悠这俩中国人去巴基斯坦的，故意将民众的仇恨引导到国人对韩国人的仇恨上面，并为IS恐怖分子洗地，请问环球时报：谁都知道恐怖分子是人类公敌，IS恐怖基地到底付了你们多少钱，你们这么忙着为他们洗地？如果他们没付钱给你环球时报，你们忙着为他们洗地又是为哪般？ ──转个网友的话：从评论可以看出，对韩国人的愤怒千百倍于杀人的恐怖分子。重要的不是逝去的两个中国人的生命，而是千方百计找到恐怖分子杀人理由后的喜悦和疯狂。 abyss_joke：环球这是什么态度，遇事就甩锅。为什么不谴责is的杀人残暴罪行，为国人争取利益，而把韩国扯上。居心何在。。。 松云之志：谴责与长期宣扬的巴铁以及一带一路大局观不符. seolsong京畿：刚在韩文网站搜索半天，只是说被害的两位中国人，是在韩国人开设的语言学校教授中文，没看到有关于传教的事。//肚饿回到家的：原来两个中国人死有余辜啊。懂了。在哪个国家传教也不至于把传教者杀了吧。哦！我想起来了。义和团！蛇鼠一窝。 侯虹斌：环球的意思是，错在韩国两个人自己，is只是误会了。。 Zjsych：一直在说让国人活的有尊严 今天终于看到了 原来国人在它们眼里 猪狗不如 还懒上别的国家。 来源：博谈网 / 金鸣

最近中国当局突然开始整肃网络娱乐。网信办约谈几大网络公司，分期公告，关闭了各大平台上粉丝众多、影响很大的众多娱乐社交媒体帐号。这当中既有号称第一狗仔的卓伟的个人微博，也有融得巨资估值三亿的毒舌电影公司帐号，甚至连拥有官方媒体执照的南都娱乐周刊的网络帐号，也不能幸免。为甚么？ 很多人上网就是为了娱乐放松，一直以来娱乐八卦新闻也是最安全的，它不仅远离政治，而且会降低、转移人们对政治、社会问题的关注。网民都想着上床享乐，就不会上街呼吁。风花雪月、歌舞升平正是当局想要的景象。大批从事娱乐新闻的媒体和记者也曾沾沾自喜，谈政治，提心吊胆，艰难困顿；谈八卦，安全又赚钱。现在怎么形势突变，强行关闭网络帐号，砸了他们的摇钱树呢？ 从时间节点来看，6月1日是此前官方出台的网络管控新规生效的日子。此次新规，除了继续对敏感的时政新闻的发布、评论的限制外，还有禁止泄露传播私隐，抵制「庸俗、低俗、媚俗」的所谓三俗信息，净化网络空气等内容。当次时刻，面对无数的网民不好下手，搞运动最常见的手法，就是杀一儆百。拿这些有影响的网络大号开刀问斩，既震慑了整个娱乐行业的参与者，当局也通过铁腕处置，发出了开始整肃的明确信号。 整肃网络娱乐，也是前几年禁网运动、抓大V的继续。那时的当务之急是消除政治上不同声音，重点是收拾公知，让人们不敢妄议时政。经过这几年越来越严的网络屏蔽、删贴封号，社交媒体上基本都是娱乐八卦、吃喝玩乐、商业营销了。但只要网络在，只要它存在开放多元的可能，不像党报官媒一样被当局完全掌控，就觉得不安全、不放心，要不断整顿。 在政治言论之后，自然就是娱乐新闻了。各种段子的流行，对体制、官员各种变相的调侃、取笑、嘲弄，对政治颠覆性、娱乐化的解构，其实逐渐在消除人们对政治的敬畏，对政客的尊崇，对权力的恐惧。从许多国家的社会转型来看，并没有发生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后极权往往不是被推翻的，而是被笑翻的。当政治说教、政客表演，像皇帝的新装一样让人发笑，就会有相应的不信、不满、不怕。变化因之而来。 整肃娱乐新闻，还有更大的意识形态需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正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苦行僧的生活方式，本来早已淡化不提，但是这几年随着政治的变化，似乎又在回归。官方重提共产主义理想、长征精神、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伴随着这些意识形态的联想，就是过去熟悉的艰苦奋斗、斗资批修，自己不□言笑，满脸阶级斗争，也不容许别人享乐放松，生怕丧失革命斗志，腐化变质。 对于娱乐八卦，会有不同的道德评判，但法律上它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生活中更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谁不喜欢可以不听不看，就像很多人从不看新闻联播一样。本来各行其道，现在强行干预，除了权力的蛮横，也很让人怀疑它的效果和持久性。全民娱乐的时代，官员也是人，哪个领导能幸免？在台上的不知道，落台的哪一个不是贪财好色、夜夜笙歌？ 也有人对当局整肃娱乐拍手称快，或事不关己看热闹。看看各国历史，反对不行，沉默也不行，沉默就是无声的抗议。娱乐也不行，娱乐就是对权力的不敬。只有称颂，称颂声音小的、姿势不优美的，也不行。先是迫害犹太人，最后事不关己的其他人，都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一部分人、一种权利被侵犯，其他人、其他权利能保乎？ 来源：东网 / 乔木 北京传媒学者

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早前被北京当局扣留的民进党前党工李明哲经审讯后，承认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活动”，被中国公安部门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新华社引述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发言人安峰山的话，指李明哲承认与身在中国的“有关人员”勾结，建立非法组织，并策划和实施企图“颠覆”中国国家政权的活动。 随即，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之一的搜狐网发表一篇题为《李明哲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依法逮捕，高调“救夫”的闹剧可以休矣》的评论文章，文章引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张文生的话说：“不管是大陆居民还是台湾居民，只要是触犯了刑法，只要是危害了国家安全，大陆都是一视同仁，违法必究。从2012年以来，李明哲就已经触犯了法律，这么长的时间大陆方面才处理，可以说大陆在涉及台湾居民案件方面，是比较慎重的。在掌握了充分的犯罪事实和犯罪证据的情况之下，才加以处理。”张文生还表示：“台湾方面有些人用人权当幌子躲避犯罪事实，给两岸关系施加压力，这种损害两岸关系的做法极不道德。”文章最后评论说：“曾几何时，台湾部分绿营人士和李明哲的妻子李净瑜上窜下跳，意图将水搅浑，煽起‘悲情’，让台湾民众的同情心转为对大陆方面的‘愤怒’，如今真相大白，李明哲案不但不是冤案，还是跑到大陆去试图颠覆政权，对李净瑜及其同伙，无异于当头棒喝，真相已经大白，还是消停点吧。” 在中国，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奴才往往比主子更心狠手辣。这篇评论文章即是如此，其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思路之混乱、用词之恶毒、对台湾的仇恨和对中共的谄媚，让人不忍卒读，如同一处粪坑，臭气扑面而来。这篇评论文章的作者知道自己在干一件脏活，不敢署上真名，只署上“今日海峡”之栏目名。搜狐网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最后特别加以声明：“本文由入驻搜狐公众平台的作者撰写，除搜狐官方账号外，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搜狐立场。”此举堪称“此地无银三百两”。搜狐网站知道，虽是奉命发表、无法抗拒，但发表此种人神共愤的文章，必然留下历史污点，所以要给自己留有余地，竭力表明“罪不在我”。 与搜狐的狡猾相比，作为受访者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张文生则愚蠢得多。他的有关评论，哪有一点学者和知识人的风范和风骨？他连普通人“不作恶”的道德伦理底线都不能坚守，为了获得共产党当局赏赐的一点残羹冷炙，不惜使用最邪恶的方式辱骂李明哲、李净渝夫妇以及关心此案的台湾民众。这是做稳了奴隶位置的奴隶对不愿做奴隶的台湾人的攻击与辱骂。他不是研究人员，而是警察部门的打手和宣传部门的应声虫。李净渝万里救夫，比起当年哭长城的孟姜女更加可歌可泣，她让两岸为独裁暴政背书的那些“须眉”颜面扫地，更得到全球范围内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们全力支持。“不道德”的，当然不是李净渝，而是共产党政权及其帮闲张文生之流。中共秘密绑架台湾公民，长达两个月不通知其家人，且阻止其家人及律师前往探视，此类行径跟绑架日本人作为肉票的北韩政权有什么差别呢？ 中共将李明哲冠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此罪名是昔日“反革命罪”的“升级版”。1949年中共政权建立以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镇压反革命”为名的大屠杀，数百万与国民党政权有关的人员以及地主、资本家遭到杀害。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该“条例”（即政府部门颁布的“规章制度”，未经全国人大批准，不具备法律的权威）虽无“法律”之名，却有法律之实，甚至凌驾于宪法之上。数十年来，在此“条例”的保驾护航之下，中共镇压机器得以“便宜行事”，杀人如草不闻声，宪法中保障的自由和权利成为一触就破的肥皂泡。 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陈云、彭真等在文革中受尽屈辱的元老重掌大权，认为不能像毛泽东治国那样“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要走向“法制化”。1979年，中共颁布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这部法律中，“反革命罪”列为分则第1章，包括20个罪名。其第90条对“反革命罪”具体定义如下：“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由此，中共镇压异己人士才算“有法可依”。比如，在六四屠杀之后的清算运动中，“反革命罪”被广泛使用，数万人成为“反革命分子”。其实，中共领导的“革命”，本身就是以颠覆中华民国为目标的暴力武装叛乱，中共自己才是颠覆国家政权的罪魁祸首。而当中共窃取政权之后，却制订严刑峻法，不允许他人“继续革命”，凡是对共产党政权有不满的人就是“反革命”。既然“革命”对共产党而言是天赋人权，为什么“反革命”就不能成为“天赋人权”呢？中共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更何况，中共的“革命”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反对中共政权的“反革命”才是一条通往自由之路。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革命”话语和以“革命”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日渐落伍于现实。江泽民执政时强调“与时俱进”，开始注重中国的国际形象。在1997年的刑法修订中，中共取消“反革命罪”，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取而代之。中国的御用学者对此大唱颂歌，说这是“一个观念和实践上的进步”，表明中国的法律体系“更符合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国际潮流”。然而，这条罪名的名称变了，实质却毫无改变，所谓“换汤不换药”也。1997年刑法第105条有两款规定：“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这就是让人谈虎色变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刘晓波、杨子立、胡石根、陈卫、刘贤斌、李和平等异见作家、人权活动人士、维权律师在法庭上都被冠以这两条罪名之一。近年来，中共迫害异议人士多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两条罪名为主，辅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等，甚至还用经济罪遮盖政治罪，以此形成一张密不透风的极权之网。 中共官员对外宣称，中国的监狱里早已没有“政治犯”或“良心犯”，但实际上每一个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的人都是“政治犯”和“良心犯”。这一“恶法”的存在，对中国建立“法治国家”的承诺形成了莫大的嘲讽。中国人权律师滕彪指出：“从中国的司法实践而不是刑法条文来看，绝大多数被安上这两个罪名的人仅仅是表达政治意见，‘颠覆国家政权罪’成为一种‘政治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为一种‘思想罪’，这显然违背中国宪法和国际人权条约。”中共既不尊重自己颁布的宪法，也不遵守自己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滕彪进而认为：“中国目前的体制仍保留很多明显的极权主义原型的特点，把一些人贴上‘颠覆政权’的标签仍是这种政治体制的一种需要。这个体制必须随时发现、界定、惩罚‘危险分子’或‘异议分子’，一切有独立人格、敢说真话、敢于改变奴役政治的人，都随时可能被认定为‘颠覆分子’。”难怪美国资深国会议员克瑞斯史密斯痛斥中共用最残酷的方式对待最优秀的中国公民。 随着中共“大国崛起”的自信日渐满满，“颠覆国家政权”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也开始使用到香港人和台湾人身上。这就是中共愿意赐予所谓“海外华人”的“国民待遇”──李明哲是第一个被冠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台湾公民，他不会是最后一人。这是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危险信号，蔡英文政府不可等闲视之、不可袖手旁观，而应当高声抗议和反击──这既是伸张台湾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地位，也是捍卫不可践踏的普世人权价值。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余杰

很快又是八九六四纪念日，28年来海外政治流亡者年复一年在抗议和游说，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造富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最近关于中共腐败的网络爆料为今年的六四纪念增添了新内容。目前在美国但受到中国通缉的富豪郭文贵在5月29日继续爆料，直指中共高层存在权力阴谋，令许多人认为即将到来的中共19大甚至会因此生变。 郭文贵爆料矛头直指王岐山（右），说他是有政治野心的盗国者 郭文贵在4月19日中断的美国之音采访中最早透露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同负责党内反腐最高官员王岐山之间有矛盾，现在又发出王岐山家族坐拥巨大财富和其他腐败的惊人指称。 在视频直播中，郭文贵直指王岐山是盗国者，并暗示王岐山一直在争取并联合国际势力，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为保持权力甚至取得最高政治权力作准备。郭文贵在直播视频中发问：为什么国际媒体一直对他所拥护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负面报道不断，而王岐山在西方媒体中俨然成了无瑕疵的圣人？郭文贵在暗示有人公器私用，利用中国大外宣的资源树立个人威信，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要挟”党和政府” 最近郭文贵爆料还受到更多英语主流媒体的关注。在财新媒体最近发表了关于郭文贵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关系的报道后，英国每日电讯报和泰晤士报也作了类似报道，说热衷于商业盈利活动的布莱尔的捐赠人是受到中国通缉的富豪郭文贵。 郭文贵爆料开始的时候坦言要”保命，保钱，复仇”。后来争取到妻女被放出国同他在美国重逢后，似乎形成了他一人在网络叫板和政府讨价还价，俨然是”一人敌一国”的局面。这种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爆料，赤裸裸地用手中的”黑材料”公开威胁”党和政府”的架势，似乎也成了史无前例的现象。不仅中国没有过，其他国家似乎也找不到类似的先例。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特工斯诺登爆料后遁走俄罗斯以求自保。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至今滞留伦敦厄瓜多尔使馆寻求庇护。这两个人都被许多美国政客视为国家威胁，欲除之而后快。但美国政府试图法办惩罚他们，似乎还不至于认为美国的根本制度和国家稳定受到这两位著名的解密爆料者的威胁。 反戈一击者 历史上流亡海外仍然被视作对国家政权构构成威胁的人物恐怕非托洛茨基莫属。在苏联早期拥有过权力的托洛茨基流亡后算是为真正的来自”营垒内部”的人，因此深受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忌惮，欲除之而后快。 列宁在1924年去世后，身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领导者和苏维埃国家缔造者之一的托洛茨基在权力斗争中落败，先被斯大林内部放逐到中亚，后来又在1929年被永久驱逐出境。 面对季诺维也夫，加米诺夫和斯大林的所谓的三驾马车的政治联盟，托洛茨基在权斗中无法取得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支持。另外他也不能左右国家宣传机器，没有直接争取苏联民众支持的途径。 尽管他是红军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在军中威望颇高，但那时候没有现在的互联网和自媒体，这种威望也难以被兑现成实际的支持。尽管如此，托洛茨基虽然远在墨西哥流亡，斯大林似乎不能睡踏实。 斯大林开始”大清洗”后，1936年莫斯科搞了对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主义者中心”的审判，其中托洛茨基受到缺席审判，被定了叛国罪。最终在1940年，托洛茨基死于一位西班牙共产主义者发起的冰镐袭击。一般认为那是斯大林指示的刺杀行动。 新合法性危机？ 托洛茨基这位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和演说家在流亡中继续从事写作和政治活动，甚至发起了同斯大林的第三国际并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这位来自营垒内部的重要人物终究没有能够撼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 郭文贵虽然来自商界，但其独特的政商合作背景，加上现在的中共已经完成了由意识形态挂帅的列宁主义政党向利益集团的转变，说郭文贵来自中共营垒内部也不离谱。来自营垒内部，加上互联网和自媒体，成就了郭文贵爆料的政治冲击力。 比较如今的中共和斯大林的苏联，内部意识形态自信和外部环境都不可同日而语。斯大林的铁腕统治和铁板一块的国家社会秩序，已经是如今中共可欲而不可求的事情。二战前欧洲和世界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方兴未艾，也和今天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败落不能相比。 郭文贵一人能通过互联网掀起舆论波澜和政治冲击，另外一个原因是他面对的不是过去那种具有个人魅力专制领袖铁腕统治下整齐划一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是缺乏舆论共识的多元化社会，引导控制舆论已经是当局维护秩序的主要问题。 28年前天安门抗议被镇压的时候，中共政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但二十多年来中共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强国的叙事令中共政权渡过了那场合法性危机。现在郭文贵爆料矛头直指1989后确立的新合法性，指出中共的新的国家发展叙事背后不过是更多贪腐和巧取豪夺。

「这20年香港最大的变化恰恰是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逐渐消退。」总部在美国的媒体《博讯》、博闻社创办人韦石接受《苹果》采访时说，这来自他在港出版杂志和政治书籍经历，他对香港的自由在大陆压力下一步步压缩感悲哀，担忧一旦香港失去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将面临更多灾难。 韦石原名孟维参，河北人，南开大学经济学毕业，第一次来港是1993年初，作为摩托罗拉员工来港培训3个月，「眼见香港很多人因1997年将临移民，我那时不大理解。但香港人的文明、友善，特别是香港新闻出版之丰富，人们言论之自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996年他赴美留学，在纽约工作，2000年开办中文博讯网，旨在离岸推动中国网络言论自由，很快成为知名中国禁闻「情报站」；韦石开始着眼纸媒，并选了香港作为出版地：「这几年我亲身经历了香港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但应验了97前香港人的忧虑，更使全世界为之侧目。」 中共黑手伸到美国　攻击网站 2013年初，专门报道中国时政新闻的杂志《博讯》月刊在香港问世，各大报纸档都有售，受到不少内地自由行游客青睐。但中共新领导人上台后，情况悄然发生变化。2014年，发行渠道表示有来自北京的压力。韦石说：「2014年六四前夕，发行商突然告知我们，停止《博讯》月刊的发行。」一些老牌发行渠道也表示不再接受新的政治类期刊发行，连财经类也受审查，「《亚洲财经》因刊登一篇李鹏家族腐败的报道，发行商警告要终止发行」。 2015年底的铜锣湾书店员工被失踪事件，把香港新闻出版业遭遇的打压公开化。韦石说北京为打压香港的政治出版物，杀一儆百，以至于香港印刷厂拒绝承印涉中国政治的书籍，「去年我们曾试图出版一本关于中国变局的书，找了3家合作过的印刷厂，全部拒绝印刷」。 他目睹20年来香港的新闻言论自由不断消减；街头书报摊从数千家减少到几百家，出售大陆时政书刊的摊点要么消失，要么不再出售此类书刊。他最近听说老牌期刊《前哨》，上月有两名员工受压力辞职，「有人警告指《前哨》将是铜锣湾书店第二。这实在令人噤若寒蝉」。 韦石指，中共压制新闻出版自由的黑手早已跨过太平洋伸到美国。他创办的博闻新闻网和博闻社，即使伺服器选择非常有技术实力的美国IT公司，仍每天遭受黑客攻击；中共对《博讯》在内地的作者记者抓捕判监，国安甚至在美国用金钱买黑手查找韦石住处并派人跟踪他。 「如果香港失去了新闻出版言论自由，更多灾难将会来临。」韦石寄语港人为了子孙后代的安全幸福，一定要坚守良知，捍卫新闻出版自由。 来源：苹果日报

什么是甘地式抗争？就是印度度反英独立运动精神领袖甘地开创的非暴力的反抗，包括：示威、游行、绝食和以不纳税、不当兵、不存款（抵制英国银行）、抵制英货为代表的“不合作运动”。 甘地式抗争绝对排斥暴力反抗，其著名的象征性行为就是绝食，因为根据甘地的理论，面对暴力不作反抗（如绝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之类）的自我牺牲精神，可以触动施暴者的良心，感化施暴者放弃作恶；而暴力反抗则会激怒施暴者，增强施暴者的恶念，会导致更加残暴的镇压、更加暴虐的暴政。 甘地的道路看上去很有吸引力，在中共国却根本行不通。“六四”学运的惨败，以及法轮功国内抗争的完全失败，证明了甘地式的抗争，对中共毫无用处。 1989年五月，在赵紫阳发表“五四”讲话，承诺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后，学运退潮，李鹏被动，政改派形势一片大好，柴玲等人却担心自己遭秋后算账，遂逆赵紫阳开明而动，发起“5.13”绝食，要逼赵紫阳立即废除邓小平的“四二六”社论，大局由是而逆转。柴玲在其自传《一心一意向自由》中，明确说：她发起广场绝食运动的灵感，来自甘地主义者张伯笠。之后，与市民划清界限、扭送余志坚等、刘晓波砸枪秀等等，都是典型的甘地主义标记。 那么，为什么能够瓦解英国的殖民统治的甘地式抗争，面对中共却以惨败收场呢？ 其根本原因，是中共当局与英国当局的本质不同： 英国当局承认“普世价值”；中共当局否定“普世价值”，且理直气壮地反对宪政民主，斥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 统治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类似于港英当局，是一个有宪政而无民主的半威权政府，其治下有相当程度的新闻出版、组党、结社、集会、游行自由，也就是说，有相当大的和平抗争（公民社会）空间，有着众多民间政党、社团组织，甘地、尼赫鲁等反对派领袖，长期可以公开活动； 而中共当局却是一个绝无宪政、绝无民主的极权政府，其治下无任何不受其控制的独立社团，更无反对党存在，整个社会呈散沙状，“六四”之前，中共的反对派──民主墙骨干分子被一网打尽，以致于“六四”学运爆发时，他们基本在狱。总之，在中共治下，中国公民社会的空间，几乎不存在。 由于以上根本的区别，英国当局就有底线，它以武力镇压和平示威时有很大的顾忌： 1919年，英国驻印度殖民军将军雷金纳德戴尔悍然下令以马克辛重机枪扫射阿姆利则示威民众达十分钟之久，当场打死一千多人，打伤一千五百人以上（印度数字），结果惨案引发英国国内舆论哗然，戴尔遭到英国下院传讯，被英国政府撤职并强迫退休，就连顽固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分子温斯顿丘吉尔都认为戴尔的行为，是英国的奇耻大辱。 因为英国人有底线，甘地一伙发起的绝食自残运动，就会引起英国统治者的良心不安，而且，对于有深厚贵族传统、且注重面子的英国人来说，这也是很不光彩的事情。 英国式宪政下的新闻出版自由，又使得殖民政府的不义，暴露在强大的社会舆论谴责压力之下，这是英国统治者长期以往难以承受之重。 莫罕达斯甘地之大智慧还在于：他很了解英国人吃软不吃硬的性格：你强硬，他比你更强硬（而以英帝国的强大武力，甘地一伙几无可能暴力革命成功）；你遵守规则、依照程序地叫板，他尽管很不情愿，一般也会规规矩矩地坐下来和你谈判。 而公开否定“普世价值”的中共，没有任何底线，根本不拿人命当一回事，对中共来说，死一个人，如同死了一条狗；死一群百姓，等于死一群蚂蚁。。试问柴玲等学运领袖，在中共眼中你们是反动分子，它本来就想杀了你，你绝食有什么用？它难道怕你死不成？非但如此，它还嫌你绝食死得太慢，要开坦克、装甲车、用冲锋枪、达姆弹来杀掉你！“519”戒严后，中共调集大军包围北京，已经在磨刀霍霍准备杀人了，柴玲等人还在一度坚持绝食，实在是时空错乱。 当年甘地深谙英国统治者的习性，柴玲、张伯笠、封从德、刘晓波等人对中共却是两眼一抹黑，以甘地对付英国人的手段去对付中共，如此东施效颦，若不失败倒是咄咄怪事。 英国人制造了阿姆利则惨案，尽管杀人要比“六四”屠杀少很多，但却引发了印度空前的反英浪潮，丘吉尔承认：英国失去印度殖民地的趋势，从此无可挽回了。中共“六四”屠民上万人，并没有引发类似的反抗高潮，中国社会反而平静了下来，其政权迄今仍不见崩溃的迹象，这到底是为什么？ 其根本原因，也在于中共当局与英国当局的本质区别。中共政权是极权政权，在其治下，决无新闻出版自由和公民运动的空间，因此，中共没有国内舆论的压力，极权下散沙社会的无组织反抗，对中共政权也形不成挑战。 什么是曼德拉式的抗争？就是以反对派领袖的长期坐牢，引发巨大的社会反抗的方式。曼德拉并不绝对排斥暴力反抗，甚至一度还向毛泽东求援，企图成立游击队而未遂；但是，其主要的反抗方式是非暴力，以长期坐牢的方式引发巨大的社会效应，这是他与甘地的主要区别。 其实，曼德拉之所以最终获胜，根本原因是南非白人殖民当局，是一个类似于印度英国殖民当局的政府，它虽然实行种族隔离，却有着宪政，有着相当的新闻出版、结社、集会、组党。自由，有相当大的和平抗争（公民社会）空间，有着众多民间政党、社团组织，许多反对派人物长期可以公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