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hk lee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是上世纪70年代有机会到访中国的少数几名西方人之一。87岁的他至今清楚地记得，1979年住在北京饭店第17层时，他的头顶上还有一个禁止宾客入内的第18层。 北京饭店神秘的18层 “那一层不接待客人，专门用来监听我们这些住在下面17层的客人，” 孔杰荣说，“每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些人到酒店来，坐电梯上去，每个人都拎着黑色的公文包。” 孔杰荣和他的西方同伴知道，在中国，他们的电话是被窃听的。那以后的日子里，他多次去中国，监控如影随形，于他已是稀疏平常。不止一次，刚和他在出租车里谈过话的朋友一下车就被当局有关人员盘查。 “但这些都是很初级的手段，” 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想要去任何地方、说任何话而不引起别人注意已经不可能了。” 老大哥在看着你 中国的13亿国民如今生活在全世界最大的视频监控网中。据美国咨询公司HIS Markit统计，这个庞大的监控网络由1.76亿台摄像头组成。到2020年，这个数字预计将增长到6.26亿。 中国官方的说法低于这个数字，但是当局并不讳言这些摄像头的存在，反而将其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项政绩来宣传。 9月，国营的中央电视台制作的《辉煌中国》节目说，拥有2000多万个摄像头的“中国天网”大数据工程改善了社会治安，是“守护百姓的眼睛”。 这个监控系统可以读取车牌，识别人脸、步态，判定年龄、性别、身高、族裔，甚至可以知道你的亲属是谁，你经常和什么人在一起。 英国广播公司驻华记者沙磊(John Sudworth)日前在贵阳亲身体验了“天网”的威力。作为测试，贵阳警方用手机拍下他的面部照片，存入当地数据库，标注为嫌犯。之后沙磊投入了这个人口350万城市的茫茫人海。七分钟后，他在长途汽车站“落网”。 奥威尔的时代来到了 “这些设备当然有遏制犯罪的价值，”有中国法律问题泰斗之称的孔杰荣教授说，“但是当你生活在一个连践行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都被列为犯罪的国家，思想交流、写作、出版……一切都被列入监控中，成为数据收集、分析的一部分。” “奥威尔的时代来到了，” 孔杰荣感叹说。

秋冬之初，老伴儿陪我回国治病，在大陆停留三个月。求医问药之余，参加了一个《中国精华游》，随同一帮美国退休老人，在北京、宜昌、重庆、西安、桂林、上海等地转了半个月。虽说走马观花，也有不少见闻，容当日后慢写。最匪夷所思的见闻，当数中共十九大期间的“半戒严”状态，和入冬之后的“煤改气”闹剧，值得首先记述，与《议报》读者分享。 旅游“巧逢”十九大， 一帮老人被“忽悠” 我们这个十三人团体游，早在四月份就和美国旅行社签约组成，原定九月底十月初，赶在天冷之前成行。但经理建议，最好避开“十一黄金周”，于是延后到十月中下旬，从北京入境始，上海离境终。那时候，虽然听说要开十九大，具体日期未定。 未料到，会期最后定在十月十八号，很晚才公布，正好跟我们的北京行程“不期而遇”。于是有人担心，我们的日程会不会被强行更改，甚至取消。经跟北京地接社询问，最初说不受影响，后来又改口，说十九大代表包租了我们原先预订的金枫酒店（位于朝阳区，进市内方便），我们只好“被让路”，重新安排到市区西南方，一家靠近房山的温泉酒店。这里离市中心很远，位于卢沟桥以南二十多公里，属于原河北省宛平县的一个小镇。 我过去在北京已经住腻，对市区游毫无兴趣，远离市中心少点污染，还乐得清静。对于首次中国游的美国客人来说，东西南北也无所谓，反正有专车接送，应该影响不大。不过事后证明，我的想法还是过于天真。 十五号下午四点多，全团到达，入境通关、安排晚饭。饭后上高速，直奔酒店。天短加雾霾，进入北四环天已擦黑，再加上车流密集，交通拥堵，走走停停，到酒店办理入住手续之后，已是晚上十点多。这帮美国老人，尚在时差折磨中，又经大巴颠簸，个个无精打采，昏昏欲睡。 第二天还好，没安排任何行程，专门在客房休息，养精蓄锐，准备第三天长途跋颐和园和故宫。当天下午睡醒之后，几个人兴致很高，想看看酒店外面的“北京市容”，结果大失所望。这里本是远郊小镇，没什么高层建筑，三五层的低矮建筑居多。街上空空荡荡，多数临街店铺都停业关门，难见人影。问公园里一位健身老者，为什么如此清冷。老人指指电杆上悬挂的彩色标语，不耐烦地说：“抬头看看就知道了，这还用问？” 老美问我标语上写些什么？我一一解释，都是宣传十九大的豪言壮语，什么“确保安全清洁，喜迎十九大”，“坚决拥护XX”，以及“中国梦”“核心价值观”等等，老美听得一头雾水。菲利普先生问：“开会就开会，商店为什么关门？是否全国放假？”我说“那不是放假，北京人还得上班，只是清理外地人口，把他们开的小店铺强行关闭，让他们回原籍，为的是强化治安，确保没人闹事吧”。老美一脸疑惑：“这么说来，也就是戒严啦！”我不知如何回答，只能尴尬地笑笑：“也不全是戒严，可以说半戒严吧。”这是十九大前北京郊区的情况。可见那时候，已经有驱赶农民工的先例，只不过，没像后来大兴区西红门闹得那么邪乎，也没有“低端人口”的歧视字眼。 第三天上午看颐和园，远离市中心，还算顺利。下午看故宫，麻烦就来了。因为天安门广场封锁，相邻的长安街局部戒严，故宫南门不许进出。所有旅游车必须绕道东华门，游客下车步行，从协和门与午门进入故宫。看完三宫六院，穿过御花园之后，再从北门出来上车。这么一绕，多走十几公里，去景山公园的时间就牺牲了，原本说好要给老美指点崇祯上吊的那棵古槐树，也只好作罢。 第四天十八号，中共十九大正式开幕，街头气氛更为萧杀。我们绕开城区，从外环奔八达岭，回程顺路看十三陵。那天运气不好，因为大雾和毛毛细雨，八达岭能见度很低，只爬了一小段长城，大家就败兴而归。下午略微放晴，众人在山下仰望长城，草草拍了几张合影，就打道回府。 第五天上午，旅行社有通知，说戒严程度有放松，可以带大家去看看人大会堂和天安门城楼，不过无法靠近，只能远望。旅游大巴绕来绕去，最终停在前门城楼东侧一条小街。众人怀着好奇心，跟随导游，在人潮簇拥下往前走，穿过弯弯曲曲几条小街，来到广场东大街人行道。通过电子安检手续之后，再沿封锁广场的铁栅栏，鱼贯北行。封锁线内，每三十米一个武警，制服笔挺，手套雪白，满脸严肃，面朝正在开会的人大会堂，目不斜视。封锁线外，则有游动武警，往来巡逻，目光炯炯，监视人行道上有无异常。有游客试图跟战士合影，都被严厉制止。 下午匆匆看完天坛公园，我们就离开北京，驱车去机场，转往宜昌去看长江三峡。路上，我问美国朋友，对北京印象如何，他们众口一词，说除了疲劳就是失望。抱怨住得离城太远，太多时间花在路上。景点和北京烤鸭固然不错，但没见过几个北京老百姓，更没机会跟他们近距离沟通。我只好解嘲：“等你们下次再来，千万要躲开敏感日期。争取住在市里的酒店，天天在街头小店吃饭，好跟北京市民聊聊天。” 天寒地冻“煤改气”，昏官庸吏瞎折腾 月底旅游结束，送走这群老美之后，我跟老伴儿折返河北农村，住在太行山下一个朋友家中，每天服用中草药。这里虽是乡下，但有公交车进城，去医院方便。进入十一月没几天，气温开始下降，夜里很冷。我问朋友为什么还不供暖，他告诉我如下匪夷所思的信息： 你们游山玩水的这半个月，我们这里遭了一劫，省市区连发命令，说说为了环保，要求城乡居民都必须“煤改气”，限期拆除供暖锅炉。从今以后，谁要胆敢再“买卖或燃烧煤炭，都要抓人严惩，决不宽恕”。命令下达没几天，政府就派推土机进村，见锅炉房就拆，见燃煤灶就砸，跟他妈暴力拆迁一个味儿。紧接着，天然气公司开始进驻，拆除使用多年的热气水管，家家换煤气管、安装气表，昼夜施工，闹得乌烟瘴气。因任务太急，人手不够，临时招聘培训大批新手，我都担心他们的安装质量是否合格，将来会不会有漏气、失火问题。你看咱们这个单元，墙上打的洞都没封好。外面冷风呼呼往里吹，哪能不冷？唉，晚上多加床被子吧。 我问：“哎，十五号不是法定供暖日吗？还剩不几天了，工程能完？” “说是保证如期供暖。官家的话哪有准头？我看够呛。” 第二天一早，院里又有敲打声。好奇心驱使下，我披上大衣，到院里看究竟。只见五六个农民工，在小区北边一栋楼施工，粗细铁管和工具摊下一地。我问带班的工头，十五号供暖有没有问题？小伙子很直率：“跟你说实话吧，大爷，我们施工任务都排到12月底了，你说11月中旬能全部供暖吗？连我自己都在发愁：孩子刚满月，不让家里烧煤取暖，这叫什么事儿？再说了，都改成烧气倒是干净，可哪有那么多气？有工程师计算过，要满足全省烧气，产气量少说还得发展五年才够用。再说了，就算有足够天然气，可价格比烧煤贵两倍，咱农户烧得起吗？煤改气光初装费就五千多，俺村多一半住户交不起，正跟政府要求分期付款，也不知道批不批。” 暴力施政成通病，社会和谐白日梦 后来证明，小工头的话没有说错。十五号没来气，二十号还没来气。我跟老伴儿从县城买回一台电热气，聊以御寒。有邻居窗户挂上毛毯，阻挡冷风。人们见面没别的话，都就是打听何时供暖。我们启程回美的前一天（24号），小区终于开始送气，但压力不足，暖气管不烫手，还得靠电热器。附近的小学还在敲敲打打，无法供暖，孩子们冻得在操场上跑步取暖。有的单位收到正式通知，说因天然气供应缺口，需要轮流停气，或者减少供气量，刚刚装好的壁挂炉，只能低温运转。再往后，我们已经回加州，不必再忍受低温烦恼。

最近有五毛大放厥词，说海外民运一事无成。所以今天我就来大致上说说，海外民运到底都做了些什么，起到了什么作用。之所以是大致，因为事情太多，一言难尽。而且很多事情可以做，不可以说，以免提醒了敌人，给我们的朋友找麻烦。 国际政界和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中国现代民主运动从一九七八年的民主墙运动开始；中国的海外民主运动，从一九八三年在美国建立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开始。相隔只有五年的时间。 大陆的民主墙运动和随后的校园民主运动，以及十年后的1989天安门民主运动，很快都被镇压下去了。海外的民主运动，反而在大陆遭受镇压和海外掀起反共高潮的环境下，迅速发展壮大。一度人员众多，派系纷繁，形成了气候。也因此而成为共产党的眼中钉，肉中刺，为此下了大功夫必欲除之而后快。 海外民运在海外，中共的专政工具够不到。但是中共在过去的艰苦斗争中练就的特务工作经验，可谓是炉火纯青。而当年的海外民运领袖们却没有足够的斗争经验，放任特务们挑拨离间，肆意引导内斗。因此放松了对最重要工作的关注，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内部纷争上。这一时期虽然也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比如动员各国政府制裁中共，保护反共留学生的六四绿卡，以及在抗议现场和日内瓦人权大会上，和中共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等等。至今在法国里昂还有一条魏京生道，记录着海外民运斗争的影响，功不可没。说什么都没做，那是特务和五毛们的舆论误导，是中共制造出来的谣言。没根没据，不可相信。 进入本世纪以来，一方面由于特务们的破坏活动；一方面由于江泽民争取到了全世界资本家们的支持，开放了单方面的自由贸易，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因此既缓和了国内的社会矛盾，也消减以至于消灭了国际社会的压力，使海内外民主运动进入了低潮期。 西方政界在大企业游说的压力下，几乎断绝了对海外民运的财政和舆论支持。九十年代初的那种轰轰烈烈的场面不可能维持了。大量的基本群众去过自己的小日子了。这很正常，也无可厚非。 剩下的最坚定的民运人士们，依靠自己人的少量捐款和业余时间，继续着力所能及的工作，维持着西方人民和政界对中国民主的关注，和对受迫害的弱势群体的关注。没有这种关注和国际压力，前几年国内的异议分子和维权活动，能够有那种相对宽松的空间吗？难道只有习近平懂得如何镇压老百姓？ 由于信息封锁，也由于心情急躁，有人以为艰难困苦的民主大业可以一蹴而就。所以一些人对海外民运没有能够包办，并且一蹴而就民主大业有些不满。这很好理解，也是我们海外民运的动力。但是有些弱智的愤青愤老们跟着五毛跳着脚诬蔑痛骂海外民运，这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老几的煞笔行为了。 有人说：我没拿共产党的好处，甚至我也是受迫害的一分子。那就只能说你是个自带干粮的五毛，比为了好处帮坏蛋的五毛还下贱。这是已经物我两忘的一塌糊涂，彻底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最近共产党特务和五毛们为什么加大了对海外民运的舆论战呢？一方面因为习近平自以为足够强大，可以不在乎国际社会的压力，可以开始争夺霸权了。另一方面因为西方资本家们在单边自由贸易中越来越吃亏，帮中共影响政治的热情迅速下降，曾经被放松的紧箍咒又在逐渐收紧。 专制灭亡，建立民主法制的机会再一次到来。咱们大家可要擦亮眼睛，不要被特务和五毛再一次忽悠了，更不要跟着煞笔自干五上当。

这是一群不会独立思考的人，他们自以为是爱国者，实际上却是一群疯狂的暴徒，被利欲熏心者洗脑而利用的人枪肉弹。他们不懂得契约精神，不懂得求同存异。他们只会把一己之好恶强加给别人。 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他们是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 六人中，牺牲最为悲壮的当属谭嗣同。他毅然放弃了逃生的机会，慷慨赴死，并且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言壮语（一说是“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虽然现在谭嗣同等人是公认的民族英雄，但在当时清朝民众的眼里却是“清奸”、卖国贼。在押赴刑场的路上，他们饱受凌辱，愤怒的群众向他们投掷烂菜叶、臭鸡蛋…… 谭嗣同的死是悲壮的，也是不朽的。在一大批像谭嗣同一样的仁人志士的前赴后继下，中国结束了几千年的帝制，迎来了共和的曙光，人民“翻身做主人”。然而，可悲的是，中华历史五千年，却从不缺乏那些扔菜叶的群众，至今依然没有改变。明朝时他们吃过袁崇焕的肉、清朝时他们饮过革命党的血、民国时他们整死过抗日名将……后来，他们不惜与自己的父母亲人划清界限，像疯狗一样狂咬无辜者以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与忠君爱国。而如今，在打砸抢烧日系车（车主）的群众中，在污蔑正义人士的行列中依然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 这是一群不会独立思考的人，他们自以为是爱国者，实际上却是一群疯狂的暴徒，被利欲熏心者洗脑而利用的人枪肉弹。他们不懂得契约精神，不懂得求同存异。他们只会把一己之好恶强加给别人。更有甚者，他们为了苟且之生存而趋炎附势、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沦为邪恶的打手。他们自诩为社会的正能量，实际却是社会的痼疾。他们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不但心安理得地接受着自己的堕落，还讥笑嘲讽着正义和为之奋斗的战士。于是，世故讥讽着淳朴，庸俗践踏着高尚，虚伪欺凌着真诚，我们不得不承认，邪恶在高歌猛进，而良心在节节败退。 曼德拉曾经说过：“如果天空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存；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的，那就蜷伏于墙角。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热情的人们。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 那些扔菜叶的人们，请你们睁大眼睛，让良心唤回你们的正义和勇气，醒来吧！莫做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当谭嗣同等六位改革志士人头落地时 换来的却是围观者的一片叫好声 袁崇焕，是一位在明朝做出丰功伟绩、杰出的军事家，国难当头，挺身而出救国家于水火的民族英雄，如岳飞一样，当年被冠以莫须有罪名被陷害。 崇祯皇帝下令对袁崇焕用最残酷的刑罰：3543刀凌迟处死。处刑那天，剐下来的肉被围观者争抢着用嘴咬，有的花钱买他的肉，鲜血从齿颊之间流下，还唾骂不已。袁崇焕，一个为大明王朝拼杀一生，另清军丧胆的明朝英雄，却落了如此下场… 其实，黑与白，都是皇上描出来的，如果没有独立思考，只有人云亦云，哪有什么公平、正义和真理? 张自忠，是二战中阵亡的同盟国方面最高级的将领。张自忠当初因为奉命与日人商谈华北事宜，遭举国痛骂，指责其为汉奸。台儿庄战役开始，身负“汉奸”骂名的张自忠率部急行军180里抢渡沂河，以劣势装备强攻板垣师团，激战5昼夜将其击溃。战后面对记者团，张自忠一言不发，放声大哭。 两年后，准确的说是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在南瓜店残酷激战中壮烈殉国。据张自忠部下说，他本身中数弹，前胸后背被鲜血染红…牺牲后，蒋介石亲自为他抬棺，他的夫人为他绝食七日而亡！ 其实，张自忠的牺牲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因为他一直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就是为了洗刷自己“汉奸”的罪名来证明清白。一个人被老百姓误解到这种地步，心中苦闷可想而知，似乎除了以死明鉴别无他法。一句话，被逼的。 谭嗣同，1898年9月28日，北京菜市口刑场人山人海，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囚车碌碌地在街板上碾过，白菜帮子烂菜叶横飞…… 当被带至菜市口侯斩，谭嗣同走下囚车时质问监斩官：“革新变法有何罪过？为什么不审而斩？”监斩官一声大喝，尔等乱臣贼子，还用辩解吗？死有余辜！然后用力投去杀头的令箭，刽子手们持刀急忙上前。当六位改革志士人头落地时，换来的却是围观者的一片叫好声。 鲁迅感叹:“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人格外凶。 来源：搜狐网

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受到北京市政府强力驱逐的逾千名在北京的外地人，上午在朝阳区崔各庄乡举行游行示威。这些被驱逐的外地人，打出了”侵犯人权”的标语，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11月18日晚，大兴区 西红门镇 新建二村发生重大火灾事故。火灾发生后，20日起，北京市部署了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 目前北京的气温已在零度以下，但北京市政府却采取“一刀切”、“暴力清退”，强迫外来租户在数天内搬走，更以停电、停水相威胁。 国内公共知识分子对北京市政府的野蛮行为提出了抗议，认为这是一起违法违宪及严重践踏人权的恶性事件，应坚决制止和纠正。 其实，全国每年都有大量群体性事件发生。但为什么这些群体事件没有对中共政权形成冲击力？ 张杰博士认为，它们的发生基本上是自发性的，但基本上没有为公共利益，如民主法治、言论自由等而抗争的。但这种自发性抗争是有意义的，因为自发性群体抗议事件会产生管涌效应。中共会如何走向崩溃？ 署名弧度度的网友认为中共极权主义政权崩溃有五个步骤：一、谎言欺骗，洗脑宣传，忽悠不明真相的群众。第二、经济下行，矛盾丛生，社会急剧动荡不安。第三、修建互联网高墙，暴力维稳，矛盾进一步激化。第四、底层互害，高层互斗，人人都深怀恐惧。第五、洗脑失败，暴力失效，陷于塔西佗陷阱而无法自拔。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的日益普及，洗脑欺骗越来越困难了；随着经济的下行、失业人口的增多，暴力维稳、杀鸡骇猴也失去其应有的威慑力，以反强拆反驱赶外来人口为标志，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会站出来奋身抗争！此时，极权主义中共就命中注定、无可救药地走向了崩溃。   来源：博闻社  

「中国特色的人权」提出生存权就是基本人权，这是只强调人权中的「生物学的意义」，但人之所以为人，有超越生物学意义的自由、平等、政治权利、公民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的权利，这才是全面的人权。 但就以生物学意义的生存权来审视，大陆是怎样状况呢？ 人权日当天，大陆网页流传一张照片：一个老人吊在屋梁上，一个妇女在地上嚎哭。说明指老人自杀是因为自己患了绝症，不想给儿女增加经济压力而选择轻生。 这是不是个别事件？《中国青年报》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报道《农村老人自杀的平静与惨烈》，文中指出，2008年起，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刘燕舞的研究团队在湖北省京山县进行田野调查，当问到农村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时，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我们这里没有老年人是正常死亡的。」没有。即全部非正常死亡。这回答让人震惊！ 随后，刘燕舞去了湖北、山西、河南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他在6年里驻村400多天，得出结论是：从1990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诡异的是，农村中几乎所有人都把老人自杀当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回应这问题「都平静得不可思议，让人不寒而栗。老年人中甚至流传，比起亲儿子，药儿子（喝农药死）、绳儿子（上吊死）、水儿子（投水死）更可靠。而不管是村民还是乡村医生，都把老年人自杀看作正常化的死亡。」 为什么会这样？网上一篇帖文说：主要原因就是疾病和贫困。农村老人选择自杀往往都是为子女着想，不想变成子女的累赘，不想让自己的疾病使得本来就穷困的家庭雪上加霜。没有养老金和老人福利，医疗费又昂贵，农村老年人生活在生不如死的焦虑中。一旦有病而负担不起医药费，寻死就是正常的人生途径了。 这篇题为《不是楢山胜似楢山》的网文，提到日本电影《楢山节考》中的老人寻死正常化，这部电影讲古代日本一个贫困的山村，由于粮食短缺，男人一到70岁，女人一到60岁，就要由儿子背到村后的楢山上去，任其在风雪中、苍鹰环伺下自行消灭。这部悲剧电影，反映了在环境恶劣、食物短缺下的残酷生存法则。电影中我们看不到有什么人的邪恶，只有无奈、悲凉和不舍。 网文称中国大陆农村老人视自杀为正常「不是楢山胜似楢山」，原因是今日大陆农村老人的这种自我毁灭的「正常化」，不是自然环境的恶劣造成的，而是权贵资本主义的特权阶层的大奸大恶、对农民的盘剥压榨和缺乏社会保障造成的。大陆农村老人没有生存权，只有不生存权。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说，「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对实现这目标毋须怀疑，正如解决城市贫穷人口的住房问题，就是把穷人驱赶出城一样，农村的脱贫就是让贫穷老人「胜似楢山」。   来源：苹果日报 / 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