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hk lee

问题在于，党的领导究竟是什么东西？ 说来话长，它有个发展过程，或者说，有个变化（或异化）的过程。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写了一段漂漂亮亮的话：“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写得好！这应该是标准答案了吧。其内容，大体相当于一般意义上的政党活动。如果毛泽东这个定义是算数的而不是骗人的，那么，“党的领导”不外乎提出建议。这种建议没有法律效力，人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这种“党的领导”，显然对一切政党都适用。不管什么党，此时此刻，如果政策正确，又做了模范的工作，赢得许多人愿意接受它的建议，这个党就能在此时此刻对许多人起领导作用。否则，你起不了领导作用，怨不了别人，只能怨自己。 毛不是个守信用的人。政权尚未到手，他说软话；打下江山以后，嗓门粗了，概念随之而变，水落石出了。他的石头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好家伙，厉害了，党的领导！全民被党指挥，全国顿成兵营，政策不必正确，工作不必模范，建议就是命令，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人人必须服从我的党。吃饭必须进公共食堂。工会不得自行组织。工厂和商店不得私有。知识分子说得或想得跟共产党不一样的，叫做右派。抗日将士（除八路军新四军外）叫做反革命。全面探讨共产党成败得失的课，不准开。共产党不批准的书，不准写，不准出。共产党不喜欢的消息，不准发。共产党不同意的事，不准做。——如此等等，过去非不想也，是不能也；如今条件成熟，毛就大讲特讲，阳讲阴讲，除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更要紧的是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抓什么？官话叫做“坚持党的领导”；俗话就是所谓“坐江山”。不是有个载歌载舞的寓教育于娱乐的流行节目麽，翻来覆去向观众灌输的，就是“打江山”者有权“坐江山”这个千年真理。 刘邦就精通此理。他当草根时，老父要他向二哥学习，创点家业。他不屑一顾。打下江山，当上皇帝，他得意忘形，忍不住诘问老爸：“某业所就，孰与仲多？”（ “俺创下的家业，老二比得上吗？”）那还用说，赢家当然是掌握了“打江山坐江山”真理的他。是他，占有了“天下”这个战利品。他二哥，连同他爸，以及汉朝的全体臣民，都输了。 但是，中共的“打江山坐江山”，和汉高祖的“打江山坐江山”，毕竟是不允许相提并论的。两者的区别大得很！汉高祖的“坐江山”，是明码标价的“帝有帝治帝享”；而中共的“坐江山”即“党的领导”，乃是以“民有民治民享”面目出现的“党有党治党享”。所以，前者被称为以暴易暴和成王败寇的山大王；后者则机灵地自封为能够跳出腐化周期律的大救星。怎么可以把两者混为一谈呢？ 挂“民有民治民享”的羊头，卖“党有党治党享”的狗肉，确实是一门很深奥的大学问。毛和他的接班人出神入化的绝技，令人不能不叹为观止。 开政协，搞了共同纲领；一眨眼，被党撕毁了。斗地主，说土地给农民；一眨眼，被党用国家的名义拿走了。选票，说是属于选民；但必须选党喜欢的人。公民权，宪法说属于公民；不过未经党批准，公民什么都没有——没有信仰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不得集会结社，不得游行示威。宪法大，还是党大？谁还敢问！ 连长江三峡，南水北调，这种改变整个东亚自然生态的大事，生于斯长于斯的老百姓不得开口，成了党的家务事，跟小孩子“过家家”似的，党已拍了脑袋，必须一意孤行，追随罗马皇帝尼禄前进：“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网上新闻：中国公民问外交部，“中苏（俄）是否就唐努乌梁海地区归属问题签约、中蒙是否就唐努乌梁海地区划定边界”，外交部居然以“你申请的信息涉密”为由，拒绝答复。唐努乌梁海是不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公民无权知道！奇怪吗？不奇怪。从1949年起，中国就归中共一党所有，予取予夺，禁止公民操心了。 何况国家和党正在合成一体。如干脆改国名为“党国”，岂不万事大吉？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下简称“中特社”）非同小可。中国人，凡是不服从“中特社”规矩的，就会落到生没有户口，死没有葬地。外国人要和中国打交道，凡是不懂“中特社”奥秘的，难免两眼漆黑，处处碰壁。 “中特社”曾经是个谜。除了中国精英中的精英，局外人有几个懂得它的真谛？ 现在好了！2018修宪，终于把“中特社”的本质公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这个定义是准确的。这个社会中各种重大的常见的特色，的确都可以从党的领导中得到说明。 比如，为什么这个国家在1959-1961三年中饿死了几千万农民？因为党的领导需要夺走农民的粮食去开辟当年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的大炼钢铁战线。为什么党的领导必须大炼钢铁？因为它非要超英赶美不可。为什么必须超英赶美？因为中共领导非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不可。为什么在出现大量饿殍之后，党的领导泰然见死不救？因为党的领导认定，同争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相比，饿死几千万农民无非是“鸡毛蒜皮”……。 再如，“中特社”名为社会主义，却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高的效率，造出世界上最触目惊心的贫富鸿沟，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杨改兰累死累活，只落得全家挨饿，不得不自杀以了此生？而有的人（好像姓江），年纪轻轻，就已经拥有数千亿美元财产？不就因为党的领导对低端人口不感兴趣，却对“有条件先富起来”情有独钟吗？而“有条件先富起来”的人，不就是那些有条件跟党的领导多亲多近常亲常近的幸运儿吗！ 再如，为什么中国不能全面地只能有选择地打老虎拍苍蝇？因为“中特社”头上长疮脚底流脓，老虎和苍蝇无处不在。这又是为什么？因为“中特社”的一切经济活动，跟其它社会活动一样，必须由党的领导审批，也就是必须向党的领导寻租。从摆个小摊到股票上市，从办个营业执照到申请贷款集资，从征地到招工，从供产销到运输到检验到诉讼，每道关口，都有一大堆审批，非寻租不可，反正这里到处都是党的领导的乐园，是他们进行勒索和宰割的屠场。从乡里村里的小干部，到国级副国级的大领导，想必有洁身自好的，但染缸和榜样的力量更是无处不在无穷无尽的。如果全面‪揭开遮羞布，请问，哪里存在着一寸干净土，伟光正的神龛该往哪里搁？难怪对巴拿马文件和郭文贵爆料，党的领导至今只是装聋作哑，假装不知道。 腐败当然不限于经济领域。有党的领导就有寻租。到处都存在着密密麻麻的吸血管和血吸虫。经济以外的其他一切社会活动，诸如出生，进城，升学，就业，就医，直到不期而遇飞来横祸，上诉申诉，同不存在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一样，哪里有什么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事事靠审批，处处得寻租。连党政军的干部和上将少校的升迁也纳入了明码标价买官卖官的规矩，中国的腐败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应该由此可知。 的确，从当年一举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史，直到当前社会断裂和举国腐败的黑幕，统统都能用党的领导的既全面又深刻的本质来解释。 所以，尽管六种思想入宪和取消元首任期限制使人莫名其妙，我仍然认为，用党的领导来解释“中特社”的本质，是正确的，值得肯定。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长期以来，像马丁·雅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问题研究所所长）之类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着眼于中共统治下的后极权世界表象高谈阔论，不知道他们是缺乏洞察事物本质的历史眼光，甚或在出卖自己的良心，或者他们本来只是中共大外宣结构中的分一杯羹者，罔顾中国只是一片文明的废墟，一味为他们所可见的物质现象大唱颂歌，对隐藏在歌舞升平之后的苦难与羞辱全然无感，可谓其心可诛，寡廉鲜耻。根据现代学术研究之一般原则，在表象之下所推出的必然性诅咒，正是他们有意忽视的学术良知及知识伦理所在，鉴于此，他们也许是在领人民币的吧。 必然性的诅咒指的是什么？在任一根本制度之下，制度惯性所生产的痼疾将是必然的，而且理当为一个理性学者所鉴察，纵然出于一种策士的视角，歌功颂德之余应该知道自己所犯下的罪。讨论中国问题首先必须叩问的是，中国所操持的是一种什么政治制度前提？“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想必这两位养尊处优的“学者”对此耳熟能详。当“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一论述出现，理由何在？否则人可对他人说，“坚持我是你爹”，一个强奸犯更加可以理直气壮对所有的人如此宣布。从这一大前提出发，一块东方土地上的文明废墟，一个强奸犯的世界，正在被剥掉内裤，一丝不挂的呈现在世界面前。 全球化新领袖在此呼之欲出，但它的伦理正当性何在？市场经济体必须基于市场伦理的治理，它们的市场伦理是什么？两个字：垄断。垄断了所有关乎国计民生的要素资源之后，在此一资源垄断之上传导垄断效应，它所摧毁的，是自由经济的活力。中小型企业的创业为垄断成本所压垮，如土地成本，行政关系成本，物流成本，能源电力成本，税负成本。无数成熟的优良企业，遭受不受法律限制的行政滥权被逼破产倒闭，权力寻租与裙带关系就是这里的市场关系，权力干预比绝对垄断更加凶险，将私有财产视为可以随时强奸的对象，让你自动的去适应权力逻辑接受强奸进而通奸。你不与权力通奸就无法生存。 然后是权力收购。哪一个位高权重的政客背后不站着几位大金主，作为他们的家奴仆从，从事权钱交易利益结盟？利益共同体生产渗透性的生产性的互为等级父子乱伦的裙带关系，裙带关系所创造的骄奢淫逸又反过来腐蚀社会肌体，在这个屠场之上，什么都是可以出卖的对象。最高的尊严是权力的尊严，寡头下面是家臣，家臣下面是附庸，附庸下面是打手，打手下面才是亿万劳动阶层的有限生存，随时受到打手们无法无天的侵犯，寡头们坐领金融帝国，郭公子所爆料之眼见，不过区区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而已。 国际游戏规则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帝国而言不过是纸上谈兵的游戏而已，他们对此无动于衷，契约只对骑士有效，对流氓来说只是玩弄对手的一种工具。极权政体经常鼓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在暴秦商鞅军国一体制的总体战设计中已经集中过办过了，办了大事又如何？迎来了强盗土匪的世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自然人所要求的不过有自己的生活，当一个国家的单一霸权集团以横征暴敛劳民伤财来证明自身的存在合法性，剥夺人的主体性作为集体附庸时，国家就是一个犯罪组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就是这一行为模式的发展。国家之手越过它的服务功能界限，将藏富于民颠倒为藏富于国时，它不仅要侵犯本国的国民，而且要侵犯全球化时代的整个地球，以国家之手海外并购，进行战略资产战略资源的掠夺，破坏知识产权原则，它无能提供自由的知识创新环境，因为这将威胁他们的政权安全，故只能从事知识剽窃，它留不住人才，故只能向外采取间谍行为弥补人才流失的损失，一个不遵守文明规则的竞争体，对全球市场终将是一场灾难。 对知识尊严的践踏和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如出一辙，以此维护极权政党腐朽败坏的历史遗产。去年1月，山东建筑学院教授邓相超因在网络上批评毛而遭处分；去年8月初，山东工商学院政治系主任、副教授李默海在微博发表批评公有制等政治概念的虚假遭解聘，去年8月，北师大副教授史杰鹏被当局指控长期在网络上发表错误言论及逾越意识形态管理红线而遭解雇。对鼓吹中国模式之流的瞎子聋子，这算什么？这背后隐藏的权力逻辑在于，权力要领导一切，它从无节制，不知道权力必须选择中立，知识才成其为知识，当权力指导科学指导性生活，指导如何拉屎之前先喊万岁，权力要求的知识产品将是荒谬的人类笑话。牺牲了知识尊严和历史真相以后，权力的威风也有了，但人却已经变成了权力的副产品，这就是中国模式的教育政策。是的，这里确实高楼大厦一日千里，但背后满布了强拆血拆的泪水，这里确实产品丰富，轰隆隆的车间像一个个巨大的蚂蚁窝，工人在有条不紊按部就班的加班加点，他们被置于工具世界，同先进国家工人的社会保障，工作环境不可同日而语。然后，他们的大国领袖屁股撅起了，就这样一个反人类反文明的中国模式，西方世界的鼓吹者在养虎成患引狼入室，自食其果！ 再来看看中国模式的法律。家庭教会受到空前逼迫，在扫黑除恶的恐怖威慑之下，对基督徒敬拜聚会实行登记，排查，警告，举报，骚扰，传唤，公民的宗教信仰生活受到大规模的恐吓，逼迫，羞辱，拆十字架，抓教牧人员，炸教堂，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神职人员。若然基督徒敬拜的是有形的俗世统治者，那就是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了，流氓需要最多的人来爱他，显示权力的淫威，但我们敬拜无形的上帝，却令统治者嫉妒得要发狂，因为《圣经》教导人要顺服神，不要顺服和我们一样必朽的人。是的，这就是共产党的法，任何个体或社会组织试图逃脱它无所不管的魔掌，你就触犯了它的法，但它们自己却无时无刻不在侵犯纳税人的法。 公民的信仰聚会犯了它们的法，它们天天开会在犯谁的法？对纳税人来说，政府职能为提供公共服务，共产党提供什么服务？它们提供开不完的会，就是不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这不是非法聚会是什么？纳税人供养它们就是让它们天天开会无所事事扰民害民的？显然，只有共产党的法才是法，纳税人的法不是法，反客为主的共产党，除了侵犯纳税人的法律主权，就剩下一件事，维护它们僭主乱伦的非法法权。看起来它们五脏俱全，建制堂堂皇皇，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公权机器，背后的逻辑却是，公权机器是党的利益派出机构，党垄断一切掌管一切，党权就是法权，人就是它们的附属品，是它们榨取利益的奴役对象。 文明世界的法律首先要治理的对象是行政主体，好一个中国模式，后极权统治要说的是：共产党就是法律，这一法律现在欺骗奴役的还只是中国人，但它已经做好了奴役全人类的准备，它的扩张性依靠国家垄断可以征用最大的财政资源，全球市场只是它要奴役的一个外部对象。中国模式的统治模型是暴力——汲取——再暴力，在它尚未有能力侵犯外部世界时，已经表现出了毫不掩饰的勃勃野心，文明世界的规则对它不适应，因为它靠谎言与暴力起家，靠坑蒙拐骗实施统治，靠侵犯财产权，低人权发展优势来展示肌肉，靠腐蚀人类数千年来的普遍伦理来腐化人，这是一个强盗的市场，抢劫犯的市场，是纵火犯与强奸犯意志的结合体，权力就是它的上帝。它正怀抱着对近代殖民体系的刻骨仇恨，试图报复全人类。 面对这一片文明的废墟，自由市场伦理的同化战略已然失效，反而让它们把握了历史发展的黄金机遇期，构建了反人类的全球扩张模式，这不是中国威胁论，而是中共威胁论，中共不死，大盗不止，西方世界是时候改弦更张，遏制它的狂妄野心了。 来源：民主中国/彭佩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