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忠 :警钟长鸣:防范“文革”恶梦重演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权后,中国的新闻业便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党控制下的新闻媒体丧失了自由度。1966年6月,《人民日报》一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潮。文革十年,中国的新闻媒体几近名存实亡,成为名副其实的宣传工具。旅居德国的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潘永忠先生在其所著《走进中国新闻出版审查禁地》一书中,对中国新闻媒体在此一时期的地位以及中国文化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的遭遇进行了详尽地描述。 法广:文革至今,已半世纪有余,以今天的眼界看文革,您认为当年的这场“革命”能否避免? 潘永忠: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简单地回顾一下“文革”爆发的当时背景与体制因素。 一、背景环境: 1、1957年中共发动了“反右运动”,中国整个知识精英阶层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打击和惩治,全国遭受迫害的知识精英,官方数据已达55万人,彻底杜绝与阻塞了中国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管道。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建政后的数年内,私营的新闻媒体、通讯社、出版社,均被合并、合营与关闭,但中共建政前旧新闻媒体、出版界等的人才们,被国营媒体吸纳,并担任各国营媒体机构的领导职务,这对当时媒体管理方法上,还是保存了相应的自由空间,“反右运动”后,言论自由已不复存在。 2、盲目发动“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大搞违背自然规律的野蛮、盲目、“放卫星”似的经济建设,导致全国1959年至1961年的3年大饥荒,举国疮痍满目,民生凋敝,有些地方还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 3、中共党内斗争尖锐化。 首先,中共不检讨自身的领导错误,推诿责任,说是“自然灾害”;其次,中共高层领导权争夺,毛泽东退居二线,从事理论研究,刘少奇承担一线的主持中央工作。 “反右运动”的错误,发动“大跃进”的错误,不但没有得到反思,追究责任,纠正错误;反而是助长了谬误的萌芽继续发酵,在中共领导机构上的安排,为更大的灾难积蓄机会。 4、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理论,为举国更大灾难“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中共体制因素: 1、中共内部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 2、搞个人崇拜,权力集中于一人,毛泽东成了中共新君 皇帝; 3、毛泽东全面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理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再回头来回答,“以今天的眼界看‘文革’,当年的这场‘革命’能否避免?”我想我不说,大家都会明白无误找到答案,中国这个专制体制的主导思想和结构没有改变,习近平政府又祭出偶像崇拜、一言堂的模式,社会上沒有任何讨论公众事务的言论空间,原本可以扮演缓解民怨民愤压力的阀门功能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都被封杀,社会的不滿有如充滿了气的高压锅,随时会爆炸,滋生当年那场‘革命’的温床正在发酵,我的答案是:不仅避免不了,很有可能重复“文革”那段历史,当然表现形式可能有所改变。我自以为,这应该不是耸人听闻的看法。 法广:作为文革的导火索,《海瑞罢官》如何沦为政治工具? 潘永忠:历史的悲剧总是从文化领域开始。封建皇权时代多少次的“文字狱”都是例子,“五七反右”是一个现代例子。 吴晗的一部《海瑞罢官》京剧,毛泽东看后很高兴,还在家里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唱海瑞,并说:“戏好,海瑞是好人。”还称赞剧本写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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