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hk lee

深圳工人罢工，全国各地声援不断，左右派不分地顶着镇压到现场声援。这说明国内各界有识之士对工人权利的认识，有了本质的飞跃。这是中国社会不断觉醒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工人运动和各种维权活动的态度，基本维持在苏俄共产党和西方资本家的态度上。虽然共产党和资本家有各种不同之处，但在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上，却是一样的。这就是把工人运动看作是对社会稳定的破坏。 有人说不对呀，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从工人运动开始的呀。不错，但是在西欧和俄国的理解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欧洲社会主义认为，工人有权利结成团体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从人权出发，这是弱势群体相对于强势的权钱阶级，有效进行集体谈判的途径。从社会出发，这是平衡社会分配，补充市场经济不足的手段。所以被叫做社会主义。这个翻译名称相当准确。 苏俄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则仅仅把工人运动当作了破坏社会稳定的工具。当然，这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由于苏联成功夺取了政权，被全球的布尔什维克当作了社会主义的圣经，奉为圭臬。中国人则由于共产党成功夺取了政权，也认为工人运动就是一股破坏力量。在台下时加以利用，在台上时严厉打击。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二次大战以后发达国家都在开放工人运动。其工会组织蓬勃发展的同时，社会经济也在快速发展，而且社会相对稳定。不像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落后，社会动荡不停。这是为什么呢？ 西方民主除了继续发展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之外，最重要而被忽略的原因，就是推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结果是既保障了快速发展经济的市场制度，又制约了它造成分配不平均的缺点。这是发达国家成功的另一面。若只有市场经济的一面，结果就是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越来越不稳定，造成世界大战。这是早期资本主义的教训。 有一次一位重量级的美国议员对我说：不要老去欧洲，那里都是社会主义，是共产党。我说我觉得美国的社会主义比共产党多，美国更像欧洲，都不像共产党。他说是的，因为我们都有民主。我说你们还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他说没错，因为我们有工会，老板必须和工人分享利润。 我说；除了分享利润，造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也创造了庞大的消费市场，这是你们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他说；这就是现代国家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地方，说我们是资本主义国家那是错误的，我们的政府不是为资本家赚钱的，是为全社会服务的。 我想，近些年来批评美国和西方正在衰落的舆论，最多的不正是批评贫富差距在拉大，中产阶级在缩小，大的跨国集团话语权增加，民主被侵蚀吗。可见，少数人富裕不是国家之福，毛泽东、斯大林的平均主义也不是国家之福。正如孔夫子所说；过犹不及。 很多年来，中共用低人权优势快速发展了经济。但很多人却没看到，这同时也侵蚀了美国的市场，向美国输出了低人权优势，其中没有工会运动是重要的原因。这是必然发生贸易战的根本原因。 中国不发展自己的市场，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持续。中国没有工人权利，就不可能产生庞大的中产阶级，也就没有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只有奴隶和富翁的国家，能叫做现代化国家吗？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来源：自由亚洲

所谓明斯基时刻，是指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所描述的资产价值崩溃的时刻。明斯基认定的两个主要标志性现象，比如债务增加、杠杆比率上升，中国都很严重。他说的进而从内部滋生爆发金融危机和陷入漫长去杠杆化周期的风险，中国也毫无疑义地进入了这个阶段。从这意义上来说，经济学界有人判定中国进入明斯基时刻，确有判断的事实基础。 中国能延缓明斯基时刻的制度因素 西方概念用于观察中国问题时，往往忽略了最重要的制度因素。明斯基的观察对象是美国等民主政治体制下的市场经济，而中国却是专制极权政治强管制下的不完全市场经济。这两种经济体制有几大不同： 1. 美国的市场经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政府只是规则的制订者与市场的守夜者，政府不掌管石油、土地等各种资源，也不是跨国企业的所有者，只能出台经济政策鼓励或者限制某一领域的发展，比如川普减税以吸引资本回流美国。但政府不能自己参赛。 中国政府不同，中国经济是公有制为主导，政府垄断土地、森林、矿产等一切资源，是全国所有国企的所有者，以及全国土地的最终所有人，政府不但制订规则，还自组团队参赛并充当裁判。 2. 西方国家的央行独立于政府，可以独立制订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任务都由央行完成。美国政府除了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要求美联储配合政府工作，一般情况下不能干预美联储的日常工作。美联储对经济的调控主要通过利率升降来控制。而中国的央行没有独立性，完全听命于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 《华尔街日报》2011年6月2日的报导（《中国货币政策谁说了算？》）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各官僚机构、各种神秘莫测的委员会以及影响力隐蔽但却无处不在的共产党相互之间较量妥协的结果。没有哪个官员可以在这方面一人说了算，这使得其它主要国家几乎不可能与中国协调经济政策。周小川做了三任央行行长，据说因资格限制，经常不能参加政治局常委讨论货币政策的会议。 有了这本质的不同，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操控干预能力之强，远非西方国家的政府能够相比。它的坏处显而易见，如今金融系统的诸多定时炸弹，比如中国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包含银行巨额坏帐（其中的房地产业贷款与国企贷款风险最大）、巨额地方债务（媒体前些时候称今年22万亿地方债或爆发违约潮）、影子银行系统的各种金融平台的违约风险，都是政府持续不断推出各种货币工具对冲风险埋下的；它的抗打击能力也因此远比西方国家强，比如它可以在旧的货币工具出问题之后，不断推出新的货币工具，对冲各种风险。 近年来，由于依傍国际大舞台，中国政府还采用“以空间换时间”（一带一路、在非洲开辟中美贸易战第二战场，重新对自己的经济进行战略定位），以及“以时间换空间”（拖延战术，比如定向引爆P2P等，延缓地方债危机到来），不断腾挪，只是腾挪余地越来越小。 经济下行时，中国如何对冲风险？ 这样一个全能政府，也就扛起了全能之责。比如现在中国金融危机有几个随时可能引爆的大炸弹，比如60万亿的地方债务、史无前例的巨大房地产泡沫、涉及数百万投资者的P2P平台的支付危机，全部捂住肯定不行了，必须定向爆破。 这在美国，政府没办法选择让哪个先爆——当然美国如果面临这么多经济领域的危机，也早就控制不住了，只能在爆发后再行修补。但中国政府凭借自己近乎于蛮干的超级控制能力，可以左右权衡，挑出对全局影响最小的P2P，先释放金融系统面临的一些压力。 这两天传出因为P2P爆雷而自杀的有好几位金融难民，网上骂声一片。但政府对此早有风险估算。6月中旬，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在陆家嘴金融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的化解金融风险方法可用12字概括：金融拆弹，定向爆破，压力测试；并对P2P特别提出警示：理财产品收益率超过10%，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道理也简单：炸弹这么多，拆解得逐项来。 P2P被选中做第一个定向爆破点，政府应该是出于两重考量：一是总量小，1.3万亿人民币总规模的中国P2P行业，相对于中国252万亿元的银行业总资产而言，仅占千分之五的比例，于大局影响较小。二是这个借贷平台造成的“金融难民”数量虽多达数百万甚至逾千万，但受损失程度大都没有严重到要与政府死嗑的程度。 中国政府这样干，不是第一次，而是多次。比如处理银行坏帐，朱镕基时期可以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坏帐，并将其打包出售给亟欲进入中国市场因而想了解金融系统运作的外资投行；温家宝时期，可以通过吸引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重组坏帐累累的中国各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资产重组上市，两次都成功地将银行危机化险为夷。自2009年政府注资4万亿救市、成为全球第一大印钞机后，中国政府就通过股市与房地产这两个“货币蓄水池”，轮番对冲滥发货币的风险：2015年股市5.28暴跌，市值蒸发4万亿；今年6月19日，中国股市千股跌停，市值蒸发超2万亿。从200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下行风险，完全是通过政府对银行贷款的控制，对房地产实行一轮又一轮的炒作后，将前期发展积累的杠杆大部分转嫁到了房地产购买者的头上。结果是：长达数年的“房地产去库存”后，终于将全国房产拥有者与政府变成了一个奇特的利益共同体：房价下跌，政府面对巨额银行坏帐（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房产购买者都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借贷主体），而房产拥有者则担心财富缩水而会支持政府维持房地产泡沫的政策。比如今年全国各地政府出台政策，规定拿到房产证后两年内不得交易，锁定房地产流动性，央行得以再次增发人民币。 正因为美国与中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制，美国的雷曼时刻成了明斯基时刻；中国眼看着所有条件都成熟了，但中国政府却通过所谓的“创新货币工具”定向定量地让中国经济保持一边通胀一边紧缩的奇观，得不到定向贷款支持的领域陆续被“去产能”，例如火电、电解铝、建材、粗钢、煤炭等行业。某些无关全局的金融肿瘤会被挤破，如P2P。也因此，中国暂时不会进入“明斯基时刻”。但欠下的债最后总是要还，这一时刻到来的危险始终存在。 来源：大纪元

目前中国不仅房价高企，房租也越来越高快要租不起。有媒体人士表示，这意味着通胀开始肆虐民生了。中国居民不得不节衣缩食，选择消费降级。 通胀已经肆虐民生 资深财经媒体人赵云帆8月24日撰文表示，通胀已经在民生领域肆虐。 文章引述21世纪研究院数据表示，今年7月，全国11城房租同比增幅高达20%。 其中几个重点净流入城市——广州、深圳与成都分别同比涨价30.7%、30.5%和31%。传统人口大城北京、上海增速则达到20.3与19.2%。 此外，文章认为，一系列通胀因素开始出现共振： 今年7月，夏粮征收在巡视组普查，各地粮仓不断“突发火灾”，根据海通证券测算，国内主产区小麦征收同比减少1841万吨，超过7月底整体征收规模的近一半。而河南、安徽小麦收购同比分别减少965万吨和415万吨。 同在7月，国际油价高位上涨，二季度油价同比涨幅高达50-60%；交通燃料分项同比7月升至22%；此外，钢价措施带来的供给收缩，也使得钢价维持在高位。 文章认为，这些价涨因素，最后都会一股脑传达到民生价格之上。 中国居民和企业开始“节衣缩食” 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林8月24日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文章首先对比了两个数据： 2018年7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一路下降到8.8%，这意味着近年来居民的收入增加相对有限；而2018年前7个月，居民个人所得税总额为9225亿元，同比增长20.6%，这又意味着居民的收入增加幅度较大。 文章表示，这两个数据指向截然相反，最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快速拉大。 文章认为，消费降级被如实反映在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下降上。衣食住行是居民和企业的基本生活支出，随着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消费总额数据的增速是宏观经济当中相对稳定的指标。这个宏观指标的趋势性下降，说明除了居民之外，还有很多的企业也正在节衣缩食、开源节流，为之工作的员工也不得不随之选择消费降级。 文章表示，中国社会存在三个痛处：穷人在主流经济进步当中逐渐边缘化，富人面临着资产消弭的巨大不确定性，夹心层则被夹在中间进退维谷。三条支流相互交织，表现为经济增长的乏力和金融乱象的增多，进而引发很多社会性问题。 文章表示，缓释贫富差距的恶化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最好的思路依然最大限度地增加低收入群体经济增长的机会，同时避免劫富济贫的过度发生。但是，中国经济本身正在经历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阵痛，依靠收入提高的快慢差来拉近贫富差距变得更加艰难。 中国中产“降级消费” 《纽约时报》中文网8月23日报道，如今，中国的经济正在放缓，股市暴跌，人民币贬值，消费也随之降温。 报道说，中国的消费文化不再是“消费升级”，在街头和中国的互联网上，人们谈论的是从大大小小各个方面减少开支。 上周末，博主麻宁一篇题为《这届年轻人，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吧》的文章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收到了超过30万条评论。她说：“消费降级时代，也随之轰然而来。”

引言：本文以陈祖沛、荣毅仁、卢作孚、康心如等几个民族资本家为例子，从发家，到上共产党贼船；以大量事实证明从军事接管、土改、镇反、三五反、扼杀私人资本的新税制、强迫捐献飞机大炮、强迫买公债，以及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民族资本家资产在不断被折腾、被压缩、被掠夺；最后在毫无专业知识、而有强烈仇恨意识的工人群众监督下，全国私营企业资产被评为24.1864亿元，不及实际的十分之一。 （一）从陈祖沛看民族资本家是怎样发财？ 陈祖沛1916年出生于广东省江门市，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就被老父叫去香港南北行当学徒。一个偶然的机会，让15岁的陈祖沛战胜众多竞争对手，做成一笔大生意；从此有了善于做买卖的美名，在商场上崭露头角。虽然如此，从1929年到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仍数度失业。 1935年世界经济复苏，陈祖沛为在广州的四家商号：威海日盛德、青海丰泰仁、大连泰和兴、天津德和永当代理人；兼有安米行、飞腾汽车公司营业主任；再兼光成行业务主任。陈祖沛把几家公司生意都做得有声有色，如光成行大半年时间竟赚了两万多元，相当于开张时投入资金9,000元的两倍多。 1938年，广州沦陷，陈祖沛只身逃回香港。在港失业期间，到实用会计学校学习了两个月会计课程后，再回广州。陈祖沛看准广州市场特别需要粮食，便以小洋600元作为股本在广州创办大成行。一炮打响，开业半年，本利赚四五倍。接着，把生意扩展到海外东南业一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所有工商企业都陷入困境时，陈祖沛把家乡新会著名土特产葵扇运到上海，获利过倍。大成行的资产，一下子从折值港币10多万元增加到30万元。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陈祖沛马上在香港设立大成分行，随即把总行从广州迁到香港，从此鸿图大展。资本家赚钱，除了本身聪敏、勤奋之外，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岂是共产党的“剥削”二字所能尽道。 （二）资本家做了共产党私家金库 陈祖沛因爱读《世界知识》杂志，而与其作者之一刘思慕相识，而刘思慕恰巧又是陈祖沛的远房亲戚；刘思慕早年留学过苏联、德国和奥地利，受共产国际派遣潜入国民政府军事要害部门做地下工作。陈祖沛通过刘思慕又认识了许涤新、黄炎培、章乃器、胡愈之、章汉夫、黄长水、费彝民、陈君冷等所谓民主人士、学者、工商界人士，并结为好友。 《华商报》复刊之后，成了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喉舌；《华商报》的复刊经费，原是由周恩来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张执一负责，但有很大困难；在刘思慕动员下，陈祖沛立刻认捐港币500元，又替大成行捐1,000元，还动员有关系的商户不具名捐100元，又用订报的办法支持《华商报》。 为配合共军攻势，沈钧儒准备复办《新生周刊》；陈祖沛捐助开办费1万港元，另外每年再拨给经费5,000元。陈祖沛还先后捐款给《文汇报》、《周末报》、凤凰电影厂、千家驹主办的《经济通讯》、新中中学、六一幼儿园以及慰劳南下共军等等。1946至1951年，陈祖沛捐献给中共的款项达10万多港元。 （三）上了贼船，好心没好报 1948年10月，平津战役面临决战阶段，陈祖沛毅然派出胞弟陈祖瀛赴天津，动员职工做好迎接共军接管天津和华北地区的准备工作。陈祖沛为开辟对天津和华北地区的贸易，组织了一大批紧缺物资如汽油、柴油、卡车、轮胎、橡胶和西药等，包租了三千吨级的英国轮船运往天津港并亲自押运。为中共解了物资非常缺乏，土特产销售不出之经济困境。 香港《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世界知识》杂志创办人、《星岛日报》总编辑金仲华，音乐家马思聪，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等一百多位文化人，就是混在陈祖沛满载货物货轮上，秘密地回到中国去参加中共政治协商会议的；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说：“你们上了我们共产党的贼船了。”千家驹后来在《自撰年谱》中写道，他经常听毛泽东这样说：“看起来，这不是一句笑话，而是认真的了。”   上了贼船，又跳出贼船；其中最具传奇的莫如马思聪。1966年8月，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被贼们打得遍体鳞伤、满脸鲜血，妻子儿女也受尽侮辱，愤然决定全家逃往香港。为此，几家受牵连，二哥马思武于1969年被迫从三楼跳下自杀身亡；二嫂(法国人)于1976年忧郁而死；大哥马思齐和大嫂都受到隔离审查；马思齐的女儿马迪华，患严重心脏病，死于拘留所，她才30岁；马思齐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判12年徒刑、一个被判7年；妻子王慕理的胞弟王恒、王友刚，王友刚之妻何琼也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管制……(《马思聪的一生》)   把这一班人送上贼船的陈祖沛，最后也自投罗网。1950年，陈祖沛随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组织的香港澳门工商界参观团回东北观光，走马看花、匆匆一瞥便相信“共产党把工商界当成真朋友，我们只要好好地跟着共产党干，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之后，把资金搬回内地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但后来名声很大的马万祺当时任副团长，便不上这个当，于是天壤立判、成败殊途矣。 噩梦开始了。1952年五反运动一展开，在未经查账核实的情况下，大成行被要求交付“补税款”旧人民币200亿元；即使倾其国内各分行的现金，也不足此数。陈祖沛被广州市公安局扣押一个多月，最后由香港分行汇100万港元回来凑足200亿元，才得脱身。 此外汉口的大成分行也是当地重点打击对象；五反运动中的残忍做法，让陈祖沛受到第一次严重打击。但陈祖沛对市场经济、国际贸易仍有信心；不料到1957年，当时任广东省工商联专职副主任的陈祖沛，又被戴上“工商界右派集团总头目”的帽子，划为右派分子；随即革去广东省工商联副主任职务，在七斗八斗之后跳楼自杀，虽未死却跌跛了一条腿；由于当局仍着眼于香港、海外的大资本家，未再穷追狠打，保留“政协委员”资格。直到1979年才得改正和恢复全部职务。 1982年，陈祖沛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廖承志紧握着他的手说：“你受的委屈太多了，党对不起你。”陈祖沛竟感动得热泪盈眶，喉咙哽咽，说不出话来。一句轻轻巧巧的、一文钱不值的话，便赚得陈祖沛一腔眼泪，把几十年的寃屈、羞辱、苦难，还有被剥夺掉的、数以千万计的巨额财产，都烟消云散，一笔勾消，还说党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陈乃良：《商界奇人陈祖沛》、金陵：《陈祖沛同志生平》等)

中国近日引爆网民热议的恶性事件频生，山东寿光泄洪造成16人死亡、失踪，在读博士生高铁霸座位，滴滴顺风车司机奸杀女乘客，黑龙江哈尔滨北龙酒店火灾造成20人死亡。但官媒把焦点瞄准高铁渣男、滴滴司机，配合官博、官微深挖其背景，引导义愤填膺的网民发泄对人性之恶、私企之恶的怒气，避免民众质疑、批判当局的责任，以人性之恶掩盖制度之恶。 转移社会矛盾的标准操作 维稳一向是中国官媒与五毛的首要任务。网上流传的维稳培训课程提纲列明转移社会矛盾的方法，包括遇到关注腐败的，就把责任推给贪官污吏，遇到关注民生的，比如医疗就推给医院，养老就推给老百姓，房价就推给开发商，环境污染就推给企业和有关单位失职，暴力执法就推给警察和城管，“要让民众相信党的政策是好的，只是某些官员没把中央的政策执行好，避免将问题引向党、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 官媒、官网近日对恶性事件的报道、评论，就是标准的维稳和转移社会矛盾的操作。高铁渣男、滴滴司机固然可憎可恨，但纵容他们的制度、执法人员不也是可憎可恨吗？济南铁路公安处后来决定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高铁渣男罚款200元，但当时在火车上当值的警察做了什么？竟然要乘客退让到餐车？滴滴顺风车受害女子的亲友报警时，警察竟是以报案者手机联络滴滴客服，而不是有效表明身份，岂能全怪对方不即时提供司机讯息？ 如果说，这些让人性之恶发作的制度之恶是隐性的，那么，山东水灾、黑龙江火灾暴露出来的制度之恶就是对公义的公然践踏。寿光水库8月19日泄洪被质疑是无预警的人祸，但官方强调有组织村民疏散，“转移过程中无人死亡”，不只不提16人死亡、失踪的原因，更把倒塌房屋数量定为9,999间，刚好少于须由国家预警、救助的1万间。 制度草菅人命滋长人之恶 尤为可耻的是，寿光两名女子在微信亲友群发文提醒“少吃猪肉，家里多用点84消毒液”，就被警方以“散布谣言罪”拘捕。面对塞满街道、河道的过万头死猪，居民连相互提醒以保健康都有罪？反而，面对非洲猪瘟开始由北方延伸到浙江等地，官媒还在头条报道〈非洲猪瘟病毒不会感染人，猪肉可以放心吃〉。 至于黑龙江北龙酒店，不只违规建在国家5A级旅游景区，还多次在消防检查中被列为不合格及下令整改，但竟然能继续营业，以致酿出惨祸。这样的劣迹在中国并不少见，原因无非都是官商勾结，近年在江西南昌、湖北襄樊、吉林通化、山西吕梁等地的酒店都发生过。 一个草菅人命的制度，养着一班草菅人命的官员、一批草菅人命的媒体，也必然养出草菅人命的凶徒，让人性之恶滋长。稍令人意外的是，对连串恶性事件，甚至是火灾、水灾，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未表态，习近平、李克强也没有一如既往批示要彻查、交代，而《人民日报》自8月20日至今，更是天天都以习近平讲话或学习习近平讲话为头条，各新闻版对四宗恶性事件都只字未提，与网络上沸反盈天完全是两个世界。 台湾总统蔡英文搭乘装甲车到嘉义县勘察水灾时，被民众高叫“总统下来走”。中国官媒如获至宝，借网民之口大骂蔡英文作骚。但是，中国的民众有机会当面向习近平呛声吗？一个女子向习近平画像泼墨就被关进精神病院，一个网民发帖批评“习包子”就被拘押七天。这不也正是制度之恶吗？还有脸笑人？ 来源：苹果日报

2018年3月11日，中国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今天下午以2958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修宪删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从此习近平可以不受任期限制做到死为止，当时世人称之为“称帝”，可说是习近平表面上的权势达到顶峰之时，当时民运人士魏京生批评“称帝”只会加速中共灭亡，在习如日中天的时候，魏京生的评论听起来像是笑话。 才没过几个月，中国外面临美国贸易战强压，《厉害了，我的国》不得不全面下架，货币问题极其严重，限汇措施前所未有严格，表面规定限汇5万美元以内，实际上要领出2000块美元都很困难，中国内部问题丛生，过去吹嘘上天的P2P网贷泡沫崩溃，网贷受害人进京抗议，北京公安竟得在地铁站拦路检查民众手机；在贸易战威胁下面临股汇市双双需要护盘，老本公募养老金也填进去；各地粮食全面短收，因为大量资金囤积炒作粮食，而就在这个节骨眼，各地粮仓巧合的连续失火，中国网民称“精准失火”。 众多严峻情势，最大的象征，就是习近平本人在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六稳”，也就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明眼人都知道，提出六稳，就表示现况是六大不稳，即“就业不稳、金融不稳、外贸不稳、外资不稳、投资不稳、预期不稳”。 称帝时光鲜亮丽，怎么才几个月就六大不稳？其实魏京生在批评时“泄露天机”，拿习近平与历史上的袁世凯相比较，百年前后，在某些方面有惊人的相似性，那就是试图集权到极致反而崩溃，这并非巧合，事实上，习近平之所以“称帝”，与袁世凯所以称帝，固然有个人野心的成分，但其中有部分关键原因，都是因为执政面临严重困难，所以直觉的认为需要更加中央集权来加强控制。 一般我们想象中央集权就是所有人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彻底贯彻，但人类并非机器人，永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更加集权之后的结果，往往是反动力大增，就好比水库无法泄洪，压力持续累积，最后只会猛烈溃坝。 袁世凯的教训就在他眼前 比起习近平，袁世凯可说更该检讨，因为习近平的历史教训还在百年前，而袁世凯的教训就在他眼前，事实上，袁世凯就是因为满清犯下同样的错误才上台的。 满清自《辛丑合约》后面临巨额赔款的财政危机，想方设法要找钱出来，然而就像现在的中国，只要每当政府要从哪边动手脚，地方与民间一定借机蚁附炒作，一开始办彩券“善后筹款”，办到泛滥成灾，1910年连忙剎车全面喊停；清末刚好引进压铸铜圆的机台技术，各省狂铸铜圆来补贴财政，造成严重通货膨胀，结果也于1908年勒令限铸，即使如此也无法阻止通货膨胀造成炒作民生物资，尤其是粮食，引发各地闹漕、抢米运动的大骚乱。 屋漏偏逢连夜雨，1910年满清又面临橡皮金融风暴，以上海为中心炒作橡胶股票的泡沫崩溃，风暴蔓延导致全国钱庄体系连环大崩溃，就在同时，满清也正陷入铁路民营炒作乱象，铁路建设严重人谋不臧，有全面失败的危机，为了解决财政与铁路两大危机，第一官商盛宣怀想到了天纵英明的方案，那就是将铁路国有化以后，可作为新的抵押品向外国借贷，贷来的款项可用来作为货币重整的资金。 唯一的问题是，那民股股东怎么办呢？“保路运动”就此爆发，其中大多数地方退钱了事，但四川的川汉铁路有巨款在橡皮金融风暴中投资损失，满清政府不愿赔这笔钱，四川偏偏又采取强迫人人以税费入股的强迫中奖方式募集资金，于是四川“保路运动”也就有如P2P上访一样越演越烈，之后因为清廷下令镇压，引爆全川大暴动，满清因而调度武昌兵力，导致诱发武昌起义。 地方仕绅离心离德 武昌起义本身就是个意外的成功，即使成立临时的军政府之后，其军力规模，以满清的兵力，原本也可轻易镇压，却为何会落到满清垮台的下场？其关键，孙文曾证言“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那么各省响应又是怎么回事呢？综观各省宣布独立的过程，大多都是原本的立宪派仕绅在背后运筹帷幄，革命党或新军在多数省分只起了跑龙套的作用，极少数真正由革命党掌握的省份，如陕西省，则陷入义和团式的大动乱危机，自顾不暇，对满清的垮台影响有限。 这些仕绅为何在关键时刻一致选择背叛满清，原因正出于清廷的集权。清廷受到地方不断督促立宪、召开国会的压力，宣布提早立宪期程，将原本传统的军机处改制为设立西式内阁，本来这个政治改革深受各地仕绅的期待，不料满清皇族认为，国家问题重重，就是因为权力不够集中，于是在组建内阁的时候，把这当成集中皇权的机会。 名单公布后，内阁中有七人为皇族，竟占了一半，仕绅失望批评为“皇族内阁”，满清皇族自以为在政府体制上集中了权力，但地方仕绅却离心离德，随时准备推翻满清，武昌革命一起，各地不约而同宣布独立脱离，袁世凯配合在中央从中操弄，满清就此一命呜呼。 袁世凯靠着满清集权的反动取得权力，但是，袁世凯很快就犯下同样的错误，袁世凯执政也面临财政困难、各地形同独立无法管制，国家分崩离析的情况，在财政方面藉由向五国“善后大借款”解燃眉之急，在整合地方方面，在孙文发动二次革命的“帮助”下，战后重新恢复了控制力，但袁世凯仍然认为，国家的一切问题，需要集中的权力才能解决，忘记满清的前车之鉴。 各省北洋军阀也各怀鬼胎了 袁世凯的第一阶段集权方式，是硬生生解散由各地仕绅组成的国会，此举比“皇族内阁”更激怒地方仕绅，在北洋军事领袖们分占各地的情势下，仕绅们也还敢怒而不敢言，但当袁世凯追求更进一步的提升权力，也就是想要称帝时，问题就发生了，因为北洋军事领袖可以接受听袁世凯的号令，等袁世凯退休之后彼此争位子看谁接班，但袁世凯称帝后，要等他当到死不说，之后还要看袁世凯儿子的脸色，那谁受得了。 于是不只各省仕绅离心离德，各省北洋军事领袖也各怀鬼胎了，当仕绅与军事领袖结合在一起，袁世凯想提升权力的计划，就与先前的满清一样，反而造成权力崩溃，倒台的方式也很类似，蔡鄂的护国军，其兵力比起北洋势力少得可怜，根本不可能撼动袁世凯的江山，但是，冯国璋带头反对帝制，各地也暗中呼应，有如“各省响应”的翻版，袁世凯的大北洋不听使唤，“六军不发无奈何”，只得取消帝制，而再也无人能制住的各地军头，就开始了军阀化。 此后中国经过无数动荡，至今，却又宿命的重复历史，习近平一上台，面临中国经济不仅长期结构严重扭曲，还加上2008年为了缓和全球金融风暴冲击，估计约超发40%人民币，虽然一时稳住，此后许多问题都围绕着这个超发通货带来的严重后果之上，同时又面临军事改革已刻不容缓，环境污染也已经到了人民无可忍受的地步，美国对中国的大包围态度则越来越明确，习近平面对内忧外患，直觉的想法就是必须提升中央集权，认为用更强的权威才能解决问题。 于是习近平甘冒大不韪，大费周章铲除政敌，藉由军事改革强化控制军权，最后达到废除任期制的目标，当时踌躇满志，不可一世，但习近平却不知不觉重蹈了满清与袁世凯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