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企业家万润南：选择性反腐　中共烂透　和平政改失契机

八九民运导火线是人民对中共清官胡耀邦逝世的锥心悼念，但真正火药库却是一党专政权钱勾结下的民怨怒火。中共红二代以权谋私倒卖物资是为「官倒」。

八九学子提出政治改革，要求推出《阳光法案》，将领导人私产大白于天下，杜绝中共权钱勾结的黑路。六四枪声扼杀中国和平转型的机会，红二代现在不搞官倒，但一样用权力垄断中国经济，是为中共权贵资本主义。

《苹果》特约记者蒋真前赴巴黎，专访八九时北京最大民营企业家万润南。因支持民运力挺学生被迫流亡海外三十年的万润南不悔也不疚，肯定八九学生反官倒、反腐败、反红色家族肆意敛财的诉求，炮轰中共是门阀政治，狠批习近平选择性反腐。

后独裁政治下人民怒火看似熄灭，但72岁的万老预言，和平的政改已经没有可能。

巴黎下了一场很彻底的春雨后，阳光明媚。身着夹克、头发剪得很短的万润南含笑出现在他的别墅门前，面色红润，一点看不出有严重到「医生禁止乘坐飞机」的心脏问题。拾级而上的台阶一侧，如梯田般种满了一些花草蔬菜。「现在我每天就是养花种草。这个比较小，后面有一个花园，还刚养了两只鸡」，万先生指着房子的背面，看上去心满意足。

进入客厅，万开始动手整理茶几上的一些东西，「有点乱，李玉昨天刚从国内回来」。李玉是万的太太，几日前回国奔丧。万所牵挂的母亲三年前去世时，他被北京剥夺了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机会。在人道主义上，万所出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他所生活养老的资本主义法国，是天地之别。

「30年了，他们还是不让我回去」，他很平静地说出这句话。若是万愿意表示内疚，在中共通缉名单上的他依然可以回去。「我说，杀人的不内疚，反对杀人的要内疚。这道理怎么讲？」万坦言，到了他这个岁数，已经不想说违心的话了。

「中国的政治实际上就是一个『门阀政治』，而这一官场陋规，到今天为止的中国改革，始终没有脱离权贵的天下。」

30年前的6月8日，即天安门大屠杀的四天之后，时任中国最令人瞩目的私营企业–四通公司董事长的万润南从深圳蛇口乘船进入香港。北京政府密锣紧鼓追捕六四学生运动重要人物的最疯狂时刻，多个匿名来电警告他随时有危险，要他尽快离开。「很可能就是被要求抓捕我的人。我觉得这些人是出于良知，或不希望在自己手来做这个事情」。万润南不会忘记1989年6月6日。这一天，他从北京乘机前往广州。「机场工作人员看到我的机票，马上就议论，但还是让我走。可见他们已经知情」。出于对帮助他的工作人员的安全顾虑，过去的30年中，他没有公开提起。

这个使万润南的生活轨迹完全改道的事件，北京政府以「反革命动乱」来定性，而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这是政权的屠杀和镇压。30年后，万润南并不认同外界给与他的八九运动「指挥部」、「参谋部」称号，「连后勤部都不是」。万润南说当时北京的所有企业都支持学生，没有例外。「我们做得非常有分寸，只是在人道上的医药、水、食品，给学生一些支持。因为四通是通讯设备的，所以广场上的一些广播设备也是我们支持的」。

万润南和四通的同事们，尤其是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负责人曹思源，主要做了两件事：劝说学生离开广场；建议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他在5月23日起草的《倡议书》上写道：取消戒严，军队回去，学生撤离，恢复秩序。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希望学生就此撤离。万润南的《倡议书》被禁止刊发，他说「是（总理）李鹏不让发！因为学生走了，他就没有镇压的理由了。李鹏就是希望将这件事闹大到让（总书记）赵紫阳无法收拾」。6月3日，曹思源在北京自家门口被秘密绑架。这意味着万润南所有的「灭火」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除了当局应该负最主要责任的同时，万也感受到八九运动如其他群众运动一样，学生们「被某种激进的情绪所控制」。「如果当时不这么采取激进的办法」，或许这是30年以来萦绕在万润南脑子的一个问题。「当时，赵紫阳及阎明复（统战部部长）和学生直接对话，几乎是留着眼泪说：你们要给改革派一些时间」。

反对学生中的激进情绪，但万润南坚定认为他们的诉求没有错。「反腐、要政治改革，这些都是非常理性的诉求，学生的立场是拥护共产党，反官倒，反腐败」。当年站到广场上的运动参与者，没有任何人可以预料到，他们包含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媒体自由在内的一系列诉求，在三十年后，没有任何一项在中国内地落实。

在社会一片打官倒的呼声中，权贵子弟云集的康华发展总公司终究在邓小平一句「先从我们家开刀」中崩塌。这家被视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官倒企业，是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之子邓朴方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义出资，于1984年9月成立的，邓朴方自任董事长。而八九民运最重要的一项诉求，即是针对「红色家族」肆意敛财的反官倒。

在反官倒问题上，万认为「学生反对是有道理的，权力和资本结合，一定是最坏的结果」。一些政治人物组成了康华的领导班子：董事长唐克是原石油工业部部长，原煤炭部部长高扬文任职副董事长。时任北京常务副市长的韩伯平出任总裁。「大康华实际上就是一个超级部委，各个部委的很多职能它都具备」。万说，以邓家为首的大康华，也试图将四通公司纳入旗下，但遭万婉拒。他向唐克解释国企和民营企业的不同后说，「你们共产党也应该是泥饭碗，你们做得好就继续领导，搞得不好，就下台。这样才能搞得好」。

这场震动一时的反官倒运动，也同样未能够进行到底。相反，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红二代」和中央领导人家族利用特权和政策优势致富的报道，经《纽约时报》这样的全球影响力媒体而「享誉全球」。

从万润南的观察来看，中国的政治实际上就是一个「门阀政治」。「几个大家族，李鹏家出个谁，邓家出个谁，陈云家出个谁。而且每位退位的时候有所谓的推荐权」，而这一官场陋规，在民间也一度以父母退休、孩子顶替接班的形式存在。到今天为止的中国改革，始终没有脱离权贵的天下。「1911年辛亥革命，把封建帝王，帝王专政，一家一姓的家天下改了。但并没有变成民天下，而是变成党天下。到现在100多年了，还是没有走出，不断回潮」。

「邓除了八九镇压之外，其他都很好」，万润南对邓小平的评价泾渭分明，也是他的「开枪」导致了「中国社会三十年来的每况愈下」。这是因为，「八九这么一个重要的节点上，他采取扼杀的态度，实际上就是扼杀了中国良性的和平转型机会」。

1989年8月22日的《华尔街日报》，万曾做出「六年内，李鹏政府将垮台」极其大胆的预言。但事与愿违，北京政权在经历西方封锁期后，经济上得到举世瞩目发展。万认为，「中国与世界接轨，接受了经济上的普世价值。但在政治上，北京与世界格格不入」。

尽管万润南说基于身体的原因，已经退出江湖，但对中国政治局势的关注和分析，自流亡以来，并未有消退。他认为以目前中国的局势，「和平的政改已经没有可能，但极权体制也不是没有纠错机制」。他以中国历史事件分析，在每一轮社会重要转折前，都经历社会压力的最高限度。「为甚么八十年代，从78年到89年，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十年？关键是十年文革，将中国经济弄到了破产的边缘，天怒人怨。你到了极端了，反过来，有了十年改革。」万润南认为，极权体制的纠错机制，是政变、局部战争、革命。「整个中国历史就这样写的。」万润南说。

「北京至今不敢面对『阳光法案』，说明政权已烂到极点。公开不公布财产，就是公开不要脸，就是摆明『我们都贪了』。」

从万润南在2012年到2014年的谈话内容，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上台充满了希望。万多次提到「习近平最有条件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万润南也曾对平反六四寄予厚望，认为「平反六四是中国的政治资源，而不是包袱」。

数年之后，万润南坦言极其失望。以他的说法，贪官是抓了一批又一批，但屡禁不绝，其根本依旧是「就是因为权力和资本的勾结」。万润南指习施行「选择性反腐」的一个理由是，北京至今不敢面对「阳光法案」（编注：「阳光法案」旨在公开领导人财产，防止官员贪腐）。「这说明政权已经烂到了极点，已经见不得人了。公开的不公布财产，就是公开不要脸了。就是摆明了：我们都贪了」。

习近平修改主席任期制，万润南同样将其视为是中国社会的一大危险。他认为，任期制是邓小平的一项政治遗产，这是痛定思痛后一个重要的改革，「连这个习都给废掉了」。作为被中国推广的曾经优秀共产党员，万润南很感慨：「邓小平改革开放就是将毛天下变成了党天下，现在习又将党天下变成习天下，所以这是一个反动」。

万润南以如日中天的地位跌入被中共绝对打击的名单，他直言并不后悔。「社会发展是需要冲刺很多次。以后还会有。总要有不停地去冲击，不懈地努力，最后还会有反覆。这不奇怪。不能因为一次冲击失败，就说没用了，不是这样。每一次都有每一次的效果」。

来源：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