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言论

4月26日，中国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宋石男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了辞职信，他在信中暗批大陆新闻没有自由，并说，“新闻当然不会死，但新闻在此间也从未活过。” 宋石男表示，此次他递交辞呈，主要是该校人事处屡次催促他上缴私人护照，尽管其声称是“依照国家民委规定，但我认为国家民委规定实属非法”，断难从命，故而提出辞职。 宋石男说，他辞职的深层原因，自不在此。“我向来看重价值，所做之事是否有价值，于他人或无关痛痒，于我则刻骨铭心。”他有几位有理想的学生，却在毕业求职中四处碰壁。 宋石男表示，若没有理想，他们也可以去传统媒体做个“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观），去网络媒体撰稿，或者去今日头条等做个审核员，但他们有理想，而越有梦，越痛苦。 宋石男在信中暗批中共对新闻的管控。他说：“新闻当然不会死，但新闻在此间也从未活过。时局如此，我不能再误人子弟……我深感在新闻系教书已不再具备价值，这并非愤激之言，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肺腑之言。” 最后宋石男说，他或许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去到水草丰茂之地，找到新的价值。 外界认为宋石男辞职的主要原因是大陆没有新闻自由。对于他宣布辞职，引起大陆网民的议论。有网民表示，“说的太好了，新闻已死。” 还有网民表示，“又一个有骨头的人离开了。”“学校又少了一位好老师。”“很庆幸能在大学时期遇上针砭时弊的真正文人。”“时局如此，多少铮铮汉子迫于实际而委曲求全深埋良知。” 对于网民关心的上缴护照的问题，有网民回应说，“各个高校基本都下了类似规定：教师等，中级以上职称护照一律上交单位，个人手里不得保存，自己花钱办个因私护照也得交，用时需要有一系列的申请、审批手续才可‘借用’。” 宋石男曾任四川日报集团主编，现为自由撰稿人、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中国70后专栏作家、知名博主。他曾针对刺死城管案、王家岭矿难、吴保全跨省抓捕案等敏感事件，为民众发声，并批评中共草菅人命，保官护官等行为。 近年来，高校教授和老师因不满受中共严控的现行“高校行政管理体制”而辞职。去年5月24日，武汉大学新闻系主任夏琼教授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一封辞职信爆红。夏琼“请求辞去新闻系主任一职”，并自称“既无所作为，更无甚建树”。 來源：大紀元

近年来多有学者谈论大国崛起，或者文革复辟，但很少有人把这二者联系起来看。其实最近一百多年来的四次大国崛起，有三次和文革有牵连。这就是纳粹德国，文革和习近平。四次之中只有一次成功的，那就是美国。今天咱们就来看看四次崛起都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以便接受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希特勒和毛泽东都从孔夫子那儿学到了这一条：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他们都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甚至是狂热的支持。老希和老毛的不同之处是，老希依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老毛信奉农奴制的所谓社会主义经济。结果老希能够拥有打遍全世界的实力，而老毛只有喊遍全世界的能力。 为什么老毛没有老希的实力呢？这是因为农奴制太落后。希特勒可以迅速提高大多数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老毛则是迅速降低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短短十年，就造成饿死了十分之一人口的大灾难。人民之中开始酝酿反抗和抵制的思潮。之后逐渐爆发了七九年和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使得专制独裁不再是人们崇拜的对象。 希特勒懂得一个道理，就是仅仅依靠镇压和愚民政策不足以维持专制政权，还要让多数人获得实惠，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邓小平是希特勒的好学生，他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就是得到了希特勒的真传。他希望能够像希特勒一样，靠着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来维持专制，一党独裁的政治。 也和希特勒一样，邓的政策得到了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支持。因为全世界资产阶级都知道：没有共产党的专制压迫，就没有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和超额利润。他们支持邓小平的迫切热情，甚至超过邓小平自己。乃至不惜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来帮助中国共产党，分享剥削所得的超额利润。 中国的经济在剥削中美两国人民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中美两国的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共产党在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迅速崛起。于是，横空出世了第四个崛起的野心家习近平，他觉得他已经有超越老邓和老毛的资格，成功建立一统天下的超级大国，成为共产党报纸正在吹嘘的千年圣君。 他和老希、老毛相比有什么不同呢？首先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老希和老毛虽然一穷一富，但都实行了社会主义。虽然是畸形得变了调的社会主义，但也确实降低了贫富差距，赢得了“低端人口”的支持和崇拜。这是他们独裁专制崛起的基础，虽然不牢靠很快就失败了，但至少成功了一半。 习近平已经不患寡了，可惜大大的而患不均。错以为有钱就可以任性，可能不等他崛起，报应就会提前来到。就是老百姓说的现世报。想要改变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现状，于是就开始第二次土改、公私合营，也学希特勒和毛泽东搞什么党是领导一切的。在互联网的时代，这不是愚民政策，简直就是找死的节奏。 一百多年来唯一成功崛起的榜样，就是美国。跟着崛起的欧洲、日本也是美国模式。这就是在政治民主的保障下，依法治理社会；经济上使用社会主义来调节最有效的市场经济。保证在迅速发展经济的同时，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上个世纪美国迅速崛起的经验，是全世界学习的最好的榜样。 虽然最近几十年美国受中国的牵连，开始背离成功的模式，但是中国还没有学会人家成功的经验。这才是中国人必须铲除习近平的崛起，而另起炉灶的原因。 来源：自由亚洲

问题在于，党的领导究竟是什么东西？ 说来话长，它有个发展过程，或者说，有个变化（或异化）的过程。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写了一段漂漂亮亮的话：“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写得好！这应该是标准答案了吧。其内容，大体相当于一般意义上的政党活动。如果毛泽东这个定义是算数的而不是骗人的，那么，“党的领导”不外乎提出建议。这种建议没有法律效力，人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这种“党的领导”，显然对一切政党都适用。不管什么党，此时此刻，如果政策正确，又做了模范的工作，赢得许多人愿意接受它的建议，这个党就能在此时此刻对许多人起领导作用。否则，你起不了领导作用，怨不了别人，只能怨自己。 毛不是个守信用的人。政权尚未到手，他说软话；打下江山以后，嗓门粗了，概念随之而变，水落石出了。他的石头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好家伙，厉害了，党的领导！全民被党指挥，全国顿成兵营，政策不必正确，工作不必模范，建议就是命令，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人人必须服从我的党。吃饭必须进公共食堂。工会不得自行组织。工厂和商店不得私有。知识分子说得或想得跟共产党不一样的，叫做右派。抗日将士（除八路军新四军外）叫做反革命。全面探讨共产党成败得失的课，不准开。共产党不批准的书，不准写，不准出。共产党不喜欢的消息，不准发。共产党不同意的事，不准做。——如此等等，过去非不想也，是不能也；如今条件成熟，毛就大讲特讲，阳讲阴讲，除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更要紧的是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抓什么？官话叫做“坚持党的领导”；俗话就是所谓“坐江山”。不是有个载歌载舞的寓教育于娱乐的流行节目麽，翻来覆去向观众灌输的，就是“打江山”者有权“坐江山”这个千年真理。 刘邦就精通此理。他当草根时，老父要他向二哥学习，创点家业。他不屑一顾。打下江山，当上皇帝，他得意忘形，忍不住诘问老爸：“某业所就，孰与仲多？”（ “俺创下的家业，老二比得上吗？”）那还用说，赢家当然是掌握了“打江山坐江山”真理的他。是他，占有了“天下”这个战利品。他二哥，连同他爸，以及汉朝的全体臣民，都输了。 但是，中共的“打江山坐江山”，和汉高祖的“打江山坐江山”，毕竟是不允许相提并论的。两者的区别大得很！汉高祖的“坐江山”，是明码标价的“帝有帝治帝享”；而中共的“坐江山”即“党的领导”，乃是以“民有民治民享”面目出现的“党有党治党享”。所以，前者被称为以暴易暴和成王败寇的山大王；后者则机灵地自封为能够跳出腐化周期律的大救星。怎么可以把两者混为一谈呢？ 挂“民有民治民享”的羊头，卖“党有党治党享”的狗肉，确实是一门很深奥的大学问。毛和他的接班人出神入化的绝技，令人不能不叹为观止。 开政协，搞了共同纲领；一眨眼，被党撕毁了。斗地主，说土地给农民；一眨眼，被党用国家的名义拿走了。选票，说是属于选民；但必须选党喜欢的人。公民权，宪法说属于公民；不过未经党批准，公民什么都没有——没有信仰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不得集会结社，不得游行示威。宪法大，还是党大？谁还敢问！ 连长江三峡，南水北调，这种改变整个东亚自然生态的大事，生于斯长于斯的老百姓不得开口，成了党的家务事，跟小孩子“过家家”似的，党已拍了脑袋，必须一意孤行，追随罗马皇帝尼禄前进：“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网上新闻：中国公民问外交部，“中苏（俄）是否就唐努乌梁海地区归属问题签约、中蒙是否就唐努乌梁海地区划定边界”，外交部居然以“你申请的信息涉密”为由，拒绝答复。唐努乌梁海是不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公民无权知道！奇怪吗？不奇怪。从1949年起，中国就归中共一党所有，予取予夺，禁止公民操心了。 何况国家和党正在合成一体。如干脆改国名为“党国”，岂不万事大吉？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下简称“中特社”）非同小可。中国人，凡是不服从“中特社”规矩的，就会落到生没有户口，死没有葬地。外国人要和中国打交道，凡是不懂“中特社”奥秘的，难免两眼漆黑，处处碰壁。 “中特社”曾经是个谜。除了中国精英中的精英，局外人有几个懂得它的真谛？ 现在好了！2018修宪，终于把“中特社”的本质公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这个定义是准确的。这个社会中各种重大的常见的特色，的确都可以从党的领导中得到说明。 比如，为什么这个国家在1959-1961三年中饿死了几千万农民？因为党的领导需要夺走农民的粮食去开辟当年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的大炼钢铁战线。为什么党的领导必须大炼钢铁？因为它非要超英赶美不可。为什么必须超英赶美？因为中共领导非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不可。为什么在出现大量饿殍之后，党的领导泰然见死不救？因为党的领导认定，同争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相比，饿死几千万农民无非是“鸡毛蒜皮”……。 再如，“中特社”名为社会主义，却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高的效率，造出世界上最触目惊心的贫富鸿沟，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杨改兰累死累活，只落得全家挨饿，不得不自杀以了此生？而有的人（好像姓江），年纪轻轻，就已经拥有数千亿美元财产？不就因为党的领导对低端人口不感兴趣，却对“有条件先富起来”情有独钟吗？而“有条件先富起来”的人，不就是那些有条件跟党的领导多亲多近常亲常近的幸运儿吗！ 再如，为什么中国不能全面地只能有选择地打老虎拍苍蝇？因为“中特社”头上长疮脚底流脓，老虎和苍蝇无处不在。这又是为什么？因为“中特社”的一切经济活动，跟其它社会活动一样，必须由党的领导审批，也就是必须向党的领导寻租。从摆个小摊到股票上市，从办个营业执照到申请贷款集资，从征地到招工，从供产销到运输到检验到诉讼，每道关口，都有一大堆审批，非寻租不可，反正这里到处都是党的领导的乐园，是他们进行勒索和宰割的屠场。从乡里村里的小干部，到国级副国级的大领导，想必有洁身自好的，但染缸和榜样的力量更是无处不在无穷无尽的。如果全面‪揭开遮羞布，请问，哪里存在着一寸干净土，伟光正的神龛该往哪里搁？难怪对巴拿马文件和郭文贵爆料，党的领导至今只是装聋作哑，假装不知道。 腐败当然不限于经济领域。有党的领导就有寻租。到处都存在着密密麻麻的吸血管和血吸虫。经济以外的其他一切社会活动，诸如出生，进城，升学，就业，就医，直到不期而遇飞来横祸，上诉申诉，同不存在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一样，哪里有什么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事事靠审批，处处得寻租。连党政军的干部和上将少校的升迁也纳入了明码标价买官卖官的规矩，中国的腐败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应该由此可知。 的确，从当年一举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史，直到当前社会断裂和举国腐败的黑幕，统统都能用党的领导的既全面又深刻的本质来解释。 所以，尽管六种思想入宪和取消元首任期限制使人莫名其妙，我仍然认为，用党的领导来解释“中特社”的本质，是正确的，值得肯定。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长期以来，像马丁·雅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问题研究所所长）之类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着眼于中共统治下的后极权世界表象高谈阔论，不知道他们是缺乏洞察事物本质的历史眼光，甚或在出卖自己的良心，或者他们本来只是中共大外宣结构中的分一杯羹者，罔顾中国只是一片文明的废墟，一味为他们所可见的物质现象大唱颂歌，对隐藏在歌舞升平之后的苦难与羞辱全然无感，可谓其心可诛，寡廉鲜耻。根据现代学术研究之一般原则，在表象之下所推出的必然性诅咒，正是他们有意忽视的学术良知及知识伦理所在，鉴于此，他们也许是在领人民币的吧。 必然性的诅咒指的是什么？在任一根本制度之下，制度惯性所生产的痼疾将是必然的，而且理当为一个理性学者所鉴察，纵然出于一种策士的视角，歌功颂德之余应该知道自己所犯下的罪。讨论中国问题首先必须叩问的是，中国所操持的是一种什么政治制度前提？“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想必这两位养尊处优的“学者”对此耳熟能详。当“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一论述出现，理由何在？否则人可对他人说，“坚持我是你爹”，一个强奸犯更加可以理直气壮对所有的人如此宣布。从这一大前提出发，一块东方土地上的文明废墟，一个强奸犯的世界，正在被剥掉内裤，一丝不挂的呈现在世界面前。 全球化新领袖在此呼之欲出，但它的伦理正当性何在？市场经济体必须基于市场伦理的治理，它们的市场伦理是什么？两个字：垄断。垄断了所有关乎国计民生的要素资源之后，在此一资源垄断之上传导垄断效应，它所摧毁的，是自由经济的活力。中小型企业的创业为垄断成本所压垮，如土地成本，行政关系成本，物流成本，能源电力成本，税负成本。无数成熟的优良企业，遭受不受法律限制的行政滥权被逼破产倒闭，权力寻租与裙带关系就是这里的市场关系，权力干预比绝对垄断更加凶险，将私有财产视为可以随时强奸的对象，让你自动的去适应权力逻辑接受强奸进而通奸。你不与权力通奸就无法生存。 然后是权力收购。哪一个位高权重的政客背后不站着几位大金主，作为他们的家奴仆从，从事权钱交易利益结盟？利益共同体生产渗透性的生产性的互为等级父子乱伦的裙带关系，裙带关系所创造的骄奢淫逸又反过来腐蚀社会肌体，在这个屠场之上，什么都是可以出卖的对象。最高的尊严是权力的尊严，寡头下面是家臣，家臣下面是附庸，附庸下面是打手，打手下面才是亿万劳动阶层的有限生存，随时受到打手们无法无天的侵犯，寡头们坐领金融帝国，郭公子所爆料之眼见，不过区区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而已。 国际游戏规则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帝国而言不过是纸上谈兵的游戏而已，他们对此无动于衷，契约只对骑士有效，对流氓来说只是玩弄对手的一种工具。极权政体经常鼓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在暴秦商鞅军国一体制的总体战设计中已经集中过办过了，办了大事又如何？迎来了强盗土匪的世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自然人所要求的不过有自己的生活，当一个国家的单一霸权集团以横征暴敛劳民伤财来证明自身的存在合法性，剥夺人的主体性作为集体附庸时，国家就是一个犯罪组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就是这一行为模式的发展。国家之手越过它的服务功能界限，将藏富于民颠倒为藏富于国时，它不仅要侵犯本国的国民，而且要侵犯全球化时代的整个地球，以国家之手海外并购，进行战略资产战略资源的掠夺，破坏知识产权原则，它无能提供自由的知识创新环境，因为这将威胁他们的政权安全，故只能从事知识剽窃，它留不住人才，故只能向外采取间谍行为弥补人才流失的损失，一个不遵守文明规则的竞争体，对全球市场终将是一场灾难。 对知识尊严的践踏和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如出一辙，以此维护极权政党腐朽败坏的历史遗产。去年1月，山东建筑学院教授邓相超因在网络上批评毛而遭处分；去年8月初，山东工商学院政治系主任、副教授李默海在微博发表批评公有制等政治概念的虚假遭解聘，去年8月，北师大副教授史杰鹏被当局指控长期在网络上发表错误言论及逾越意识形态管理红线而遭解雇。对鼓吹中国模式之流的瞎子聋子，这算什么？这背后隐藏的权力逻辑在于，权力要领导一切，它从无节制，不知道权力必须选择中立，知识才成其为知识，当权力指导科学指导性生活，指导如何拉屎之前先喊万岁，权力要求的知识产品将是荒谬的人类笑话。牺牲了知识尊严和历史真相以后，权力的威风也有了，但人却已经变成了权力的副产品，这就是中国模式的教育政策。是的，这里确实高楼大厦一日千里，但背后满布了强拆血拆的泪水，这里确实产品丰富，轰隆隆的车间像一个个巨大的蚂蚁窝，工人在有条不紊按部就班的加班加点，他们被置于工具世界，同先进国家工人的社会保障，工作环境不可同日而语。然后，他们的大国领袖屁股撅起了，就这样一个反人类反文明的中国模式，西方世界的鼓吹者在养虎成患引狼入室，自食其果！ 再来看看中国模式的法律。家庭教会受到空前逼迫，在扫黑除恶的恐怖威慑之下，对基督徒敬拜聚会实行登记，排查，警告，举报，骚扰，传唤，公民的宗教信仰生活受到大规模的恐吓，逼迫，羞辱，拆十字架，抓教牧人员，炸教堂，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神职人员。若然基督徒敬拜的是有形的俗世统治者，那就是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了，流氓需要最多的人来爱他，显示权力的淫威，但我们敬拜无形的上帝，却令统治者嫉妒得要发狂，因为《圣经》教导人要顺服神，不要顺服和我们一样必朽的人。是的，这就是共产党的法，任何个体或社会组织试图逃脱它无所不管的魔掌，你就触犯了它的法，但它们自己却无时无刻不在侵犯纳税人的法。 公民的信仰聚会犯了它们的法，它们天天开会在犯谁的法？对纳税人来说，政府职能为提供公共服务，共产党提供什么服务？它们提供开不完的会，就是不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这不是非法聚会是什么？纳税人供养它们就是让它们天天开会无所事事扰民害民的？显然，只有共产党的法才是法，纳税人的法不是法，反客为主的共产党，除了侵犯纳税人的法律主权，就剩下一件事，维护它们僭主乱伦的非法法权。看起来它们五脏俱全，建制堂堂皇皇，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公权机器，背后的逻辑却是，公权机器是党的利益派出机构，党垄断一切掌管一切，党权就是法权，人就是它们的附属品，是它们榨取利益的奴役对象。 文明世界的法律首先要治理的对象是行政主体，好一个中国模式，后极权统治要说的是：共产党就是法律，这一法律现在欺骗奴役的还只是中国人，但它已经做好了奴役全人类的准备，它的扩张性依靠国家垄断可以征用最大的财政资源，全球市场只是它要奴役的一个外部对象。中国模式的统治模型是暴力——汲取——再暴力，在它尚未有能力侵犯外部世界时，已经表现出了毫不掩饰的勃勃野心，文明世界的规则对它不适应，因为它靠谎言与暴力起家，靠坑蒙拐骗实施统治，靠侵犯财产权，低人权发展优势来展示肌肉，靠腐蚀人类数千年来的普遍伦理来腐化人，这是一个强盗的市场，抢劫犯的市场，是纵火犯与强奸犯意志的结合体，权力就是它的上帝。它正怀抱着对近代殖民体系的刻骨仇恨，试图报复全人类。 面对这一片文明的废墟，自由市场伦理的同化战略已然失效，反而让它们把握了历史发展的黄金机遇期，构建了反人类的全球扩张模式，这不是中国威胁论，而是中共威胁论，中共不死，大盗不止，西方世界是时候改弦更张，遏制它的狂妄野心了。 来源：民主中国/彭佩玉

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在台湾出席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的自由人权论坛，发表了以下的意见︰1.香港的民主运动应定位为反专制的运动。2.中国现在的专制政权有一天会结束。3.中国必会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4.到了那一天，香港人也能实现民主普选，并且可以实现「人民自决」。5.那时候，港人可考虑是否成立独立国家，或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族群组成联邦或邦联。 上述意见非常清楚的，是把香港人考虑自决，放在中国的专制政权结束之后；究竟「民主中国」是一个怎样的中国，即联邦、邦联甚至回归地理学的名词，这些都是眼前不会发生的问题。然而对于自认可以随便操弄「政治时光机」，可以「回到过去」释法，在2016年改变1997年时的《基本法》法律定义；也可以「回到未来」，由一党专政独裁的中国，派人到未来的「民主中国」去「执法」，去「拘捕」违反「未来法律」的戴耀廷，犯了分裂未来的「民主中国」来主张「未来港独」，这种逻辑简直是挑战人类理解的极限，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切都不成问题，在如今的「中国香港」，只要中共说你是港独，你就是港独，中共是道路、真理、生命，习近平就是人类的救世主，不爱戴习近平就是港独。 很多人常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他们实在不明白「中国」就是「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自从「中国」这概念被发明出来之后，在「中国人」的心中，中国就成为了宇宙创世到结束都永恒的宗教。中共透过洗脑教育，不断把这种宗教观念灌输给人民，因此无论任何人只要说出真相，如中国在晚清之前不存在，或中国在中共倒台后可以人民自决，都是对这种邪教信仰者的「严重冒犯」，因此「中国人」就可以疯狂攻击戴耀廷，而完全违反逻辑。 因此即使戴耀廷重申自己不支持港独，也不会推动「民主自决」的公投，而香港特区政府，以至中共的中联办、港澳办、《新华社》这些官方团体，都可以莫须有指控其「分裂国家」；而香港特区政府竟然发表官方声明︰「政府对有大学教员发表有关香港可以考虑成立独立国家的言论感到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 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戴耀庭的说法︰「如果他日你爷爷去世，你可以考虑独立成家，或与其他人一起生活」──其前提，就是「爷爷不在」。可是全能的中共，当然得到了永生，因此戴耀廷所犯的，其实是「诅咒」中共与「习爷爷」没有永生，没有「万万岁」，那就犯了「说真话罪」，有如一语揭破国王的新衣，其实是甚么都没有。中共官方的《人民日报》，则声称这些言论「违法」，要港府「追究」。事件已经去到令人质疑究竟香港人，仍馀下多少言论自由的问题。不但连提港独会被文革追杀，甚至连提「一旦中共倒台后」，「香港人有权选择未来」，也同样会被追杀，甚至上述言论不在香港发表，而在香港司法管辖权以外的台湾发表，也可以「犯法」，再次说明香港的「法治」，快要变成笑话。 近日一宗疑似香港人在台湾杀了香港人，由于事件因果都只在台湾发生，不属于香港的司法管辖权，因此凶手可以逍遥法外；反过来戴耀廷在台湾发表完全合法的言论，以至只在谈「万一中共已经不在」后，香港人可以选择的未来，也变成了「支持港独」，然后可以被追究。以此比较两事取态，香港特区政府认为香港人在台湾杀人事小，在台湾说如中共不在时香港人有权选择未来，则事大，香港的社会变得如此荒谬，已经不是「未来」，而是「现在」。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 林忌

习近平玩耍中共人大通过修宪，废除最高权力者任期的限制，终于将自己抬上九五至尊、一人独裁专断的宝座。至此，习近平无论实权还是帝王威仪的形式都已比肩朝鲜金三胖。从一人独裁的至尊威仪来说，现在中共中央的其它常委已经不准与他比肩而站，不可像他一样接受群臣下属欢呼朝贺。从掌控权力以及人身安危来说，习近平已将权力团伙同僚打成依附于他的幕僚，每年要接受他审核授权的述职考核。因而，从威仪到生杀予夺的大权，习近平已经掌握了孤家寡人的帝王之权。中共政治局包括最核心的常委，不再是决策权力核心的一员，而仅是执行习近平意志的下属臣僚。 习近平自二零一二年成为中共党魁，便开始抢权、大搞自家的造神运动，也因此批判他独裁野心之声不绝于耳。这种个人独裁行径与抵制抗议的博弈，最突出的便是被称为十日文革的那次。发轫于二零一六年初的十日文革，有两大令人欲忘也难的文革特征：一是占据央视等媒体的扑天盖地的对习造神，其肉麻和下作的程度甚至超过毛泽东当年，什么“习大大爱着彭麻麻”、“要嫁就嫁习大大”，其令人不耻程度前无古人。一是同为红二代的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在网络上发文批判习近平的党媒姓党论，立即遭到扑天盖地显然是有组织的文革语言大批判。 但是极其诡异的是不过十日，这凡人都难忍受的肉麻造神和杀气腾腾非致人死地不罢手的文革氛围却嘎然而止，瞬间又变得风平浪静。从内部传闻到网络分析文章均认为，这是习近平个人崇拜和谋划独裁遭到挫败。中共权势集团内部反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的力量，发挥了阻止这种最糟糕和必然导致灾难的局面出现。然而这种一厢情愿和过分轻视的解读，在今天看来显然是盲目乐观，未做一点知己知彼的功课，导致其后放松警惕和无所作为，让习近平能够从容布置强攻独裁之位。 十日文革显然就是一个政治陷阱，这从它瞬间爆发又嘎然而止便可知道，不是精密组织和高度统一指挥，绝无可能表现得如此整齐划一令行禁止。布置十日文革的目的就是火力试探，要以此探明反对势力和社会态度，从而找出潜在的反对派系和社会不满人群，并制定出有效恐吓和压制的方法策略。现在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习近平对中共内部的反对或不同派系，还有社会大众抵制个人集权独裁的意识，在十日文革后的两年多时间里，采取了颇为有效的策略和手段。概括来说，习近平的这些包藏祸心、不择手段耍弄社会和政治非嫡系力量的手段，依然还是选择剿杀和制造恐吓氛围，不过在时间点上大为讲究和更加追求短期效应，让社会和非嫡系政治力量在惊愕慌乱中无所适从以便达成他的狼子野心目标。 习近平拾掇胡温挑选王储之一孙正才，就是最明显典型的剿杀他派震慑官场，扫除阻力追求独裁野心目标的实例。第一，剿杀孙正才的时间点选在两会将要召开，可收制造官场惊恐人人自危短期难以摆脱之最鲜活功效。第二，编撰了耸人听闻难以详尽的诸多罪名，最后实际只剩党官无人不具有的贪腐一项。而两会前仅以受贿一罪公开起诉，摆明了老子想让你怎么死就怎么死的威吓嘴脸。习近平这手杀伐由我的流氓手段，只需看一看中共橡皮图章人大如何一致拥戴他终身独裁，便可知道对中共糜烂官场何其有效。而习近平对付社会大众的手段，除十日文革后不断强化压制，尤其是社会网络舆论滴水不漏的严控外，最精致的一手还是时间点的选择：在即将通过他终身独裁的人大会前半个月，猝不及防的突然宣布会议将废除任期限制，让社会在一片惊愕中无所作为，从而使习王玩耍中共宪法、并终身加冕的计划顺利得逞。 习近平的个人终身独裁之路，与毁亡西汉的奸臣王莽十分相似，就是极能忍耐和数十年如一日装扮忠厚，直到大权在握爪牙锋利后才露出嗜血獠牙。不过通过十日文革为不满力量挖坑的招数，为个人独裁耍尽鬼魅魍魉不死不休的特质，却是通往独裁和保持独裁的所有个人独裁者所共有，在世界共党个人独裁者中更是比比皆是。斯大林的凶残曾经让嗜杀成性的列宁也感到不可大权独揽，俄共在列宁死后曾迫使斯大林表示不掌大权，这一伪善的表示保住了他在获取决策层权力后，通过数次权势场的纵横捭阖的大清洗，将苏共最高权力层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几乎杀伐殆尽。毛泽东在搞垮经济的大跃进饿死四千万大陆人后，也曾表示承担责任和退居二线不在前台掌权，但却挖空心机筹划大肆报复卷土重来的文革。无数独裁者的攀爬和维持个人独裁的历史均证明，个人独裁者的权势欲望是胜过性命不死不休的。一时的不顺或挫折最多只能让他们重拾伪善面具，随后将以百倍的凶残和疯狂的剿杀再登宝座。突放突收的十日文革竟让无数人轻信对抗个人独裁的胜利，只说明人们对独裁者如何心怀善意而不能避免重韬灾难覆辙。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 刘青

本届人大以修宪闻名于世。修改的内容之一，是习近平新时代思想入宪。按，此前中国宪法已册封了马毛邓三科五种思想为法定思想，现在加上习思，全中国的思想似乎从五种变成了六种。但是很可惜，没有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没有法律含义。 宪法的意义，全在于法律含义。没有法律含义的修宪，就是没有意义的修宪。 根据修改前的宪法原文，中国公民个个都有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可见一切思想都受法律保护，统统是合法的。入了宪的思想固然是合法的，没有入宪的思想同样是合法的。试举一例以明之： 如果只有入了宪的思想才是合法的，难道习思想在入宪以前是不合法的吗? 非也非也！习思想在入宪以前当然早就是合法的。由此可证，入宪不入宪，对习思想的合法性丝毫不起作用。 其实，过去马毛邓三科入宪，本来就没有什么法律含义；今天习思想入宪，也正相同。 全世界文明国家都没有思想犯。毛泽东作为文明人，也曾经说过，而且写过：“言者无罪”。“言者”尚且无罪，何况“思者”？ 您也许会驳我：言者无罪只适合旧时代；现在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特征就是有了马毛邓三科习六种法定思想；违反这六种思想就是违宪；因此必须理直气壮地把镇压思想犯提到国家议程上来！ 我姑且假定您这些话符合马毛邓三科习。但是请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思想法》吗？思想犯法，算刑事犯罪，还是民事纠纷？由科学院审批还是法院定罪？获刑几年？罚款多少？ 何况我确凿知道，您已经因此而犯了反马克思主义之罪。早在《马恩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里，马克思就明确地尖锐地毫不吞吞吐吐地无条件地谴责了鞭挞了那种彻头彻尾反文明的所谓“书报检查”制度。所以，如果您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已经载入了中国宪法因而违反马思就有罪，那么我很乐意告诉您，正是您本人，应该因此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名思想犯！ 我不是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的确，思想入宪，既没有法律含义，也没有真理含量。——真理含量，仍然只能靠实践，而不是靠法官来鉴定。审判，仍然必须以法律，而决不应该以思想为准绳。 如果把马毛邓三科习六种思想作为办案是准绳，势必天下大乱，经常互相打架。 下面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江主席繁殖了无数老虎和苍蝇；习主席因此才得以打老虎拍苍蝇。所以请问，是习犯了反江罪，还是江犯了反习罪？ 毛说，镇压学生没有好下场；邓有计划有预谋调动了几十万大军，屠杀要求反腐败的手无寸铁的学生。是毛犯了反邓罪，还是邓犯了反毛罪？——据我所知，邓确实犯了大罪，但不是反毛罪，而是反人类罪。 邓小平拍板，发展是硬道理；胡认为，硬道理也不应该违反科学。是胡犯了反邓罪，还是邓犯了反胡罪？ 马克思主张无产者联合起来；北京市委厉行驱赶饥寒交迫的低端人口。是马克思犯了反北京市委罪，还是北京市委犯了反马克思主义罪？ 习主席宣布“不得妄议”；他的令尊，可敬的习仲勋老先生，毕生念念不忘要求立法保护不同意见。请问习思想，习老先生有没有犯了反对你的罪？

自从习近平主政以来，党对中国全面、绝对的统治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就连过去曾经试图推行的党和国家制度的一些十分有限的改革政策也被全面推翻，例如，邓小平本人提出的党政分开、政企分离等政策全被废弃。不久前刚刚结束的十三届全国人大，进一步将这一政治上的倒退用宪法和国家制度的形式加以确认。执政党这次一手编剧并导演的修改宪法和改变国家管理制度等举措是中国执政党对宪法和法律制度、对中国的国家权力机构的又一次公开的强暴。 执政党强迫中国的立法机构在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纳入宪法序言，并且加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无异于是执政党正在为自己强暴中国国家制度的行为开出了一张合法证明。殊不知，这一做法恰恰说明这种自说自话的东西没有任何道义上的合法性。以为“口衔天宪”倒行逆施便可以通行无阻，这样做只是进一步暴露了中国执政党的真面目：完全目无宪法权威，而只是将宪法当作玩弄于鼓掌之中的玩偶。 在现代人类社会，没有任何组织、任何个人可以封自己为国家的当然领导力量，更没有资格封自己为永远的领导力量。且不谈共产党在中国今天的地位是通过使用暴力的非法手段夺取的，而且至今也还在依靠暴力和欺骗来维持。即使共产党过去是合法取得政权、今天拥有合法的治理权，它也没有任何权利将自己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的人民的领导地位永久化，并且将其强行塞进宪法，这样做是对当代以及后世中国人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对人类现代性的亵渎。 对于为世人诟病的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两届任期限制的宪法修正案，中国执政党和人大根本不屑给予民众一个正式的解释，代表官方权威的人大发言人张业遂只是以答记者问的方式简短应付，而他的答案更加令人感到这个党对宪法的藐视，他说这样做是使宪法向党章的规定看齐。因为党章没有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任期限制的条款，所以宪法也不应该有。让国家宪法向一个政治组织的章程看齐，等于是说宪法是这个政治组织的奴婢，可以遭到任意的驱使和奴役。 此次修宪的另一项内容是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个监察委员会的绝大多数职能已经为现有的检察院、监察部等国家机构的职能相覆盖。而且检察院已经是一个具有足够权威性的副国级机构，与新的监察委员会同级。说到底，设立这个机构只不过是为了将共产党的“双规”等违法行为“洗白”，更何况这个机构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机构，而是执政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另一块招牌而已。将宪法和国家体制看作是执政党随用随弃的工具，这是何等的霸道！ 类似的党强暴国家机关的内容在最近的“改革中”也是随处可见。例如，新组建了一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其中包括了原有的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单位，在一份公开的文件中，执政党明确规定，这个机构“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归口中央宣传部领导”。此等做法看起来匪夷所思，实际上是公开炫耀执政党有强暴国务院等国家机关的特权。炫耀暴力、包括强暴宪法和国家制度的暴力，这真的是习近平时代政治的新特点。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 胡少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