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言论

最近看了一部电视剧，叫做乱世书香。剧中反复强调了文人的风骨，并且演出了一些范例。很多观众可能会感叹今不如昔了。我觉得至少八九民运期间，很多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表现不逊于古人。特别是那些不怕牺牲的学生和市民，表现出了中国五千年文化带来的风骨和勇气，至今仍让我感动流泪。 风骨，在西方叫做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就是不被权势和金钱所左右，独立探索真理并且不怕牺牲的精神。这和中国传统中的风骨是相同的概念。风就是不畏权势的独立性，纯粹性，不是随风倒的风派投机分子。骨就是强硬，宁折不弯，敢于坚持真理，不惜牺牲性命。这在欧美国家是被尊崇备至的高尚品格。相反的性格在北京话里叫做忒肉，面瓜。 八九民运时不仅有让人尊崇的风骨，也确实有见风使舵的投机和优柔寡断的面瓜。孰轻孰重，决定着历史的走向。广场上那成百万的风骨，没有领袖失去了方向，像惊涛骇浪中的小帆船一样，难逃倾覆的命运。而权高位重的决策层中，暴政一方的坚定和多谋善断，把历史大方向扭转向倒退，并且血流成河。 八九民运这场建国以来最大的风潮，给了我们很多经验和教训，也说明了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在专制暴政的淘汰和筛选之下，文人的风骨在迅速地退化；独立知识分子越来越稀少，反而大量存在于民间。而这种风骨，或者说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是中国摆脱暴政向前发展的强劲动力。 文人风骨或者独立知识分子精神，起源于古代的士大夫阶级和贵族骑士阶级。所以也有说法叫做贵族精神或者君子之风。现代崇尚人人平等了，政治正确只好改为独立知识分子精神，但内容没有多大的变化。 古代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和信息获得的困难，奴隶阶级和平民百姓很难产生知识分子，何况独立的知识分子。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各国统治阶级逐渐认识到独立思考的宝贵价值。而本阶级中可以接受知识，又不被恐惧和生存所困扰的人里，所产生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智慧，往往决定着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秦汉以后，经济的发展和知识的扩散，使得平民阶层人才辈出，并且发展出了使平民知识分子地位可以上升的科举制度。在西方也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知识扩散，在近代发展出了非贵族的独立知识分子。但他们的风骨和精神却是相同的，而且都是继承了古代文人发展出的精神。因为这些风骨和精神，正是知识分子于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之所在。 当然每个人的遗传和环境都不一样。知识分子阶层中也有大量相反的产品，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奸佞小人，现代人所说的投机分子。在一个专制环境中，独裁者们最喜欢的是善于谄媚拍马的奸佞小人。最有价值的独立知识分子被淘汰，社会发展停滞或者倒退。 古代中国比较自由的环境，是古代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关键条件。其中，独立知识分子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得以发挥他们的才智，是关键的原因。而不断产生的暴君和独裁政治，恰恰是经济停滞倒退，最终改朝换代的主要原因。 近代以来西方的现代民主，虽然不够完善，但展现出解决改朝换代天下大乱的能力，优于中国古代的不稳定的自由环境。这就是近百年来仁人志士们学习西方的最主要的原因。共产党学来的专制农奴制，只能使中国停留在落后的位置上，如果不是立刻崩溃的话。 來源：自由亞洲

经济篇：魔鬼的诱饵（下） 5.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反天理的奴役制 上天造了人，赋予人智慧和体力，也给了人通过付出劳动得到正当物质回报的生活状态，让人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美国《独立宣言》写道：“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权利自然也包含对财产的拥有权和支配权。 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明确表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2]这就是要实行公有制；公有制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这种制度在本质上是违背天理、违背人性的奴役制。 1）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 美国反共运动先驱、思想家弗莱德·施瓦茨在《本性难移的共产主义者》里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访问者在苏联和美国的汽车厂进行的两段问答。 问：“谁拥有这家工厂？”   工人答：“我们拥有。”   问：“那谁拥有工厂用的这块地皮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   问：“谁拥有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些汽车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   在大楼外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角落上停有3辆轿车。访问者问，“谁拥有停车场的那几台汽车呢？”  

经济篇：魔鬼的诱饵（上） 引言 一百年多前，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鼓吹以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半个世纪后共产主义公有制狂潮席卷了全球三分之一面积的国家。 1990年前后，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许多东欧国家又不得不实行“休克疗法”，回归市场经济。一些本来不是共产党执政但信奉社会主义搞国有化的国家，在经历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来的贫穷与痛苦之后，也不得不开始推行部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共产邪灵在全球攻城掠地，为的就是要统治世界。这些国家一个个地抛弃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是不是证明共产邪灵失败了呢？事实绝非如此简单。共产邪灵的特点之一，就是为了最终目的而毫无原则，变化多端；它的“原则”随着需要任意变动，对自身某些手段的部分否定，也是达成其更大目的的手段，在经济领域尤其如此。 仔细剖析当今世界的经济状况及其背后的实质，人们不能不惊讶发现，共产邪灵的魔爪早已伸进了经济的每个角落。在各种空幻的美好愿景下、在对政府的盲目崇拜中，各国的经济正在一步步脱离自由经济的轨道，失去道德的根基，陷于共产邪灵的掌控之下。看清其真实面目，思考并制定对策，已经刻不容缓。 1. 西方发达国家搞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对人而言，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对社会而言，则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为达到此目的，共产邪灵在共产国家采用了暴力和屠杀的方式。而在自由社会里，暴力共产主义没有太大的市场，因此共产邪灵安排了非暴力的方式，用各种变相的社会主义形式，分不同阶段、不同程度地渗透整个社会，在表面上并不那么容易辨别。 目前西方国家的很多经济政策，表面上看起来不是社会主义，叫的名字也不是社会主义，但最终起的作用都是限制、削弱乃至剥夺私有财产，削弱自由企业的作用，扩大政府权力，向社会主义靠拢，采用的手段则包括高税收、高福利和国家对经济的全面积极干预等。 1）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税收高福利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在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福利。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高福利政策，让从共产国家来的人感到这里更像共产主义。 （1）变相的社会主义 政府本身不创造价值，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的财政来源是税收或者国债，最终由民众买单（国债最终也是纳税人买单，只不过有一个时间差）。高福利就是变相的共产主义，只是西方社会不讲共产党的暴力革命。 高税收等于把大量私人财产强制拿到国家手里，由国家统一进行经济活动和财富再分配，其实质是变相、渐进式废除私有财产。 高税收与共产政权的公有制、平均主义殊途同归，二者的区别只是国家占有是发生在生产之前还是之后。共产政权的公有制是生产资料直接归国家占有，西方国家的高税收是生产资料个人占有，但是生产出的财富通过税收形式由国家占有，作为公共财产来分配。两者其实都相当于盗取抢夺他人财富，只不过后者没共产主义国家那么暴力，是通过投票、立法的方式“合法”地实现。 政府救助，尤其对遭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者的社会保障是合理的。正因为福利制度有积极的一面，才有了迷惑性，才给了共产邪灵利用的借口，使其不断推动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在这一点上高福利已达到共产主义经济对人、对社会、对道德同样的破坏效果。共产主义经济有着摧毁人性的内在必然性，能从人赖以生存的经济角度来激发人的恶、败坏人的道德，这就是邪灵在全世界，包括共产政权国家和自由社会，都推行共产主义经济观的根本原因。 （2）高税收的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需要消耗大量财政收入。如果没有高税收，也就是大量私人财富经由纳税向公共领域的转移，或者国家借债，高福利政策就无法维持。 比如美国的税收超过一半是在负担社会福利和医疗，而其来源中，个人收入所得税和社会安全税超过80%，还有11%来自于企业税。比起美国来，许多西方国家在福利制度上走得更远，自然也需要更高的税收。 根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6年的资料，在其所统计的35个市场经济体中，有27个国家的劳工收入税率超过30%，最高的是54%，第二位是49.4%，均出现在欧洲。同时，在欧洲吃饭或购物时还要付增值税，这部分由消费者承担，有的国家的增值税高达20%左右。如果加上企业税和其它杂税，整体税率将会更高。

中国著名诗人、流亡作家廖亦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西方政界和经济界提出严厉批评。他说，为经济利益而向独裁的中国做出妥协，这不仅是民主国家的耻辱，也是重大失败。 “习近平让自己成了中国的新皇帝，今年已经登基，如今等待着全世界朝拜。而在西方，政界和经济界的很多人也正在满足他的这个愿望“，中国著名诗人、流亡作家廖亦武近日在接受《新奥斯纳布吕克报》采访时说。 他表示，西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其相信自己在经济上依赖中国。“为了钱而向独裁做出妥协、对人权不闻不问，这种做法对于任何一个民主国家而言不仅是一种耻辱，也是重大失败。“   “思想罪在中国同样适用“ 在去年的中共十九大和今年的两会上，习近平的权力得到了空前巩固。很多评论人士称，如今习近平权力之大，堪比当年的毛泽东。一些观察家甚至不排除习近平在20大后继续留任的可能。与此同时，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收紧了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管控，加强了党在各个领域的影响。 在廖亦武看来，如今的中国体制正像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描写的一样，“只不过中国的独裁者使用网络，来对每个公民的私人空间进行监控和侵犯“。 《一九八四》是世界文坛上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小说中，“老大哥“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政治极权的象征；极权政府无所不在地进行思维监控，利用思想警察来规范、控制党员的言行举止，严防包含个人主义萌芽的“思想罪“。 廖亦武对《新奥斯纳布吕克报》说：“如今在中国，不仅真正的反抗是危险的，即便是关于反抗的想法也是危险的。中国早就已经是一个思想警察国家。“   狱中经历与“内心自由“ 2011年，廖亦武的人生发生了很多变化。他在那年逃离了中国、7月经越南辗转至德国，从此在柏林展开了其流亡作家生涯。此后，他获得了德国书业和平奖，出版了多本书籍。他的长篇小说《轮回的蚂蚁》2016年在德国出版。其中的一些内容取材于他在监狱中的经历（廖亦武曾在90年代初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名入狱近4年）。 这位流亡作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是1992年在狱中开始写这本书的。他强调，这本小说并非纪实文学，同时反驳了有人指责他虚构狱中见证（廖亦武曾出版相关纪实文学）的说法。他说，“屁眼儿没被狱警的电警棍戳过的人，当然认为我的被电棍戳过是虚构“。 廖亦武在采访的最后谈到了死亡与自由。他表示，将会写作到生命最后一刻。“在我的新书《三张无效签证和一个死亡护照—逃出中国的漫漫旅途》（德语出版：Drei wertlose Visa und ein toter Reisepass

709大抓捕涉案律师王宇再度遇到挫折。6月7日，内蒙古自治区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口头拒绝她办理护照。有法律界人士谴责当局的手段，认为与其素来标榜的“依法治国”背道而驰。 6月7日，律师王宇亲身前往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出入境管理局办护照。王宇的丈夫包龙军表示，官员查阅王宇身份证后，一口拒绝她的申请。 包龙军：拿身份证一刷就说“不行”。兴安盟公安局说你危害国家安全，不能办。王宇说，我怎么危害国家安全了？有没有不给办的文件？这女的一看就说，我去问问吧。一会来了个男的，说“依据法律，不给你办护照。”王宇说，“依据哪条法律？”男的也没回他，扭头就走了。之后再没人理。 包龙军和王宇的儿子包卓轩几经波折，今年一月获准出国留学。这次当局口头拒绝王宇办护照，除了让她难以出国，往后再争取办证也将困难重重。 包龙军：她（王宇）这次不是想出境，而是想先办个护照，看办了之后能不能去澳洲。应该也是在意料之中。我们的护照一直在他们手里，我们也是想透过重办护照打开一个缺口。如果她不给办，而当时要填一些表格，复议诉讼或行政诉讼的程序也就展开，但是连理都不理你，这就比较难。 709案当中，王宇与包龙军双双经历长达两年的羁押与取保候审，到现在仍然没有稳定收入来源，儿子到海外留学也靠两夫妇以往的积蓄支持。但今年3月，王宇就连汇款到澳大利亚给儿子也一度受到限制。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总干事陈悦谴责当局拒绝为王宇办理护照。 陈悦：当然是一个藉口。王宇不能出国，连护照都不能去办，她又如何去危害国家呢？按照正确程序，（当局）应该有书面回复，没有的话，她将无法追查追问。当局应该给她一个文件。 陈悦指当局的处理手法和一直以来声称的要“依法治国”背道而驰。 來源：自由亞洲

“我不企盼得到世人的谅解，我仅仅想说，孩子是我的一切，当时那种情况，也许我只能选择那样做！‌‌” ‌‌“电视认罪‌‌”是北京政府针对异议人士及刑事罪犯经常采用的手段。一份日前由非政府组织Safeguard Defenders发表的报告披露了多位曾经在电视上公开认罪的中、外人士的切身经验，包括知名的中国维权律师王宇。这些被控犯罪，但尚未审判确定的嫌疑人，为什么愿意在审判前‌‌“电视认罪‌‌”？他们背后的挣扎和考量是什么？王宇接受访谈时，表达了‌‌“电视认罪‌‌”前后的煎熬和复杂心情。端传媒取得了王宇女士受访的全部内容，经本人同意之后刊出。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很难用简短的语言说明，上电视接受采访，这期间我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至今难以形容，而且我不知道怎么去讲述。我其实想尝试将详细的过程说出来，但总是觉得很难过，仍然难以克服心理阴影。但我知道我应该说出来，哪怕仅仅以这种简单的形式。 事实上，2015年7月末，我刚刚被抓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当时还在北京的指监（编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每天审讯我的警察就开始游说我，让我上电视接受采访，而且有一天还强行把我带到中央电视台，那时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2015年9月8日转到天津指监后，天津的预审也多次游说我，让我上电视接受采访。我仍然拒绝了。 2015年10月10日半夜，我刚刚睡着就被叫醒了。看守我的小姑娘告诉我说，一会儿预审来。我问她们现在是几点了？她们告诉我半夜十二点，我在心里画了个大大的问号。 看见儿子名列嫌犯，当场昏厥 我刚刚穿好衣服，两个预审就进来了，他们满脸的凝重，我们都坐好后，他拿出两页纸递给我。我打开一看，第一页上是云南省公安厅发给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的一份电报，上面写的内容大概是：在云南抓到几名偷渡边境人员，其中一人是内蒙古的，姓名包卓轩，年龄16岁，是乌兰浩特一中学生；第二页上赫然是我儿子的一张大照片，明显是像我们被抓后送到看守所时办理入所手续时，背靠印有标尺的墙壁拍摄的，照片下面写着：犯罪嫌疑人，包卓轩。我看完之后当场就昏厥过去了，不知道多久之后我才醒过来，我当时躺在床上，身边有几个平时为我们体检的医务人员。我这时仍感觉天旋地转，无法呼吸，那几个医务人员看我醒来了，说我血压太高，给了我吃了一片降压药就离开了。 这时，预审进来了，告诉我说，你儿子被反华势力给带走了，但所幸的是，公安人员把你儿子带回来了，现在在云南，你要不要救你儿子，就看你的态度了。我当时真的都懵了，问他们，怎样救呢？他们说要录个视频给公安部领导看，表明你的态度，我说录什么视频？表明什么态度？他们把要我说的内容写到一张纸上，让我背下来，大概内容是谴责某某反华势力什么的吧？记不清了，内容不多。然后，他们打开平时审讯时用的电脑摄像头，并且对我说，你看，这就是给上级领导看的，要是给你放到电视上，那就要用正规摄像机了。过了两天，他们来告诉我说，领导看了很满意，你儿子已经被放回乌兰浩特了。 这是第一次所谓‌‌“上电视‌‌”的经过，但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要上电视，直到我被送回乌兰浩特后，我才逐渐在我父母和朋友处得知，那时他们毁掉了对我不上电视的承诺！ 认罪，就能得到‌‌“宽大处理‌‌” 2016年，大约是在4月份，我当时已经被转入天津市第一看守所，那时我刚做完了乳腺手术，包括看守所的管教和预审在生活上对我都很照顾，特别是管理我那个监室的女管教一直待我都很好，她时常会带我到监室外面聊聊天，或者给我带一些监室里没有的吃的东西。 人那，真的是很奇怪的动物，其实，我们现在想来，这些都是我们应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但由于我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每天都被关在屋子里，每天都吃得很差，所以有人给了你一些基本的权利，给了你一点温暖，比之前有了一点点改善，你就会感激不尽。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吧？ 预审说如果我能够配合他们的工作，我当然可以得到‌‌“宽大的处理‌‌”，也就是说，我很快就会被释放。那段时间他们也不再像以前一样，会用‌‌“我们明天就把包龙军和包卓轩给抓起来！‌‌”这样的话来恐吓我。那时我已经知道了我丈夫包龙军也被抓了。他们不断提醒我：只有我先离开了看守所，我丈夫包龙军才能出去，我儿子出国留学的愿望才能实现。 那么是什么样的配合呢？他们说，你们这批人都需要有一个好的态度表达出来，才能得到宽大处理。过几天会有公安部的领导来，他们要我向领导表态：‌‌“我现在已经认识到了我自己的错误，我是被蒙骗、被利用的，要谴责那些境外反动势力，要感谢公安机关对我的教育和帮助。‌‌”从那时起，每次预审提审的时候都没有再去提审室，而是在看守所管教的办公室里了，并且看守所还特意布置了一个房间给我，用来吃饭和背诵准备资料。 一而再，再而三重录 大约是四月末的一天，预审把我带进办公室，告诉我说：今天有公安部的领导来了，要让我做个视频，他对我承诺，这仅仅是给上级领导看的，肯定不是放在公共媒体上的，所以让我放心，就按照他们平时给我写的稿子来背一下，而且背不下来也没有关系，可以重新录制。并且他们还说，你们这批人都是要录像的，要等一个个安排时间。我向他们确认了多次，他非常确定的说绝对不是给媒体报导的。但我那时对于录像还是非常抵触的。 大约过了将近一个下午的时间，下午四点左右的时候，我又被带进管教的办公室里。等了几分钟，进来一位大约五十多岁的人，穿着便装，他身后跟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带着一架摄影机。他们进来之后，和我说了一些类似于会给我们出路之类的话。这两年我的记忆力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即使我一直在努力找寻之前的每一个细节，可是具体内容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也询问他，这个视频究竟是给谁看的呢？他也一再向我承诺，确实是给他们的领导看的，绝不会放在公共媒体上。 年轻人准备好摄像机，年纪大些的人开始向我提问题。具体是什么内容我忘记了，但基本上都是平时预审教我说的内容。我说得很不好，一方面我的记忆力真的特别糟糕，另一方面我对此也还是有所抵触。有些问题因为我的回答很差，他们会反复问，让我反复回答。大概过了三四个小时他们才走。

按：笔者在文革中“湖南揪黑线战团霜晨月编辑部”一九六八年一月编辑的《霜晨月》第一期上看到了被用作反面教材的马思聪逃亡到美国后发表的《我为什么逃出中国》一文，阅读之后深深地为这位音乐家在文革中的遭遇感到悲伤，文中详细地讲述了文革初期中国的乱象和他的遭遇，虽然，马思聪本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在现在来看并不是最悲惨的，至少他没有被自己的学生打死或者不堪忍受而自杀，即使如此，通过此文也已经完全能够感受到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以及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惶恐心理。本以为这样一篇文章会早已有全文在内地流行，但可惜在网络上查询了一下，没有找到相应的原始文本，有的只是对他这篇文章的介绍和他出逃的过程的描述。笔者抽空将此文录了下来，以供大家阅读。另说明一下，《霜晨月》上所刊登的翻译的文本是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苏联《文学报》的俄译本翻译的，因此此文可能与马思聪的原文有些出入，特别是里面的人名、职务名称等与我们了解的有所不同。同时，《霜晨月》也是转载而来的，在转载和印刷过程中也可能有错误。不过笔者认为，这些不同或错误并不影响整篇文章的真实性。 我为什么逃出中国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 我是音乐家。我很珍视安宁与和平，以及利于工作的环境。况且我是中国人，并热爱和尊重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这是一场悲剧。和它比较起来，我个人所遭遇的一切不愉快都显得微不足道。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这个运动的残酷、横暴、恐怖、盲目和疯狂是超过十七年来所发生的一切的，而实际也是史无前例的。它导致中国知识分子被消灭。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多年来在终于起显著作用的不论是党内还是党外的人民（即使并非一直掌握）——去年夏天和秋天所发生的事件令我灰心丧气，并且迫使我和我的家人成为逃亡者，成为在国内漂泊无依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遭遇在某些程度上和一般人有所不同，那只是因为我成功逃出了中国，而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怎样开始的 我记得这是一个五月的星期天，这一天我第一次听说到“文化大革命”。我的一个学生到我家来，没带小提琴，并且说他不能再到我这儿来学习了。由于“文化大革命”他因“资产阶级”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受到了批评。他不敢再学小提琴了。 前几个月已经显示出正在开展一场什么新的运动。最近对电影、对某些历史学家的攻击加剧了，谴责他们“借古喻今”，每天晚上，广播里除了没完没了地反复叙述如此类的这个那个“罪犯”（这些罪犯中的许多人后来都自杀了），实际上其他的广播就一无所有了。然而老实说，我并没有感到可怕。当时一个来访问我的朋友说：“你没有写过什么文章，没有说过什么不正确的话，你毫无担心的理由。”我唯一的罪行就是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主席（原文如此——译者注），在拿薪金，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在那里工作。 一九五四年起，事情已非常清楚，我这个学校领导人不过纯粹是个挂名角色，于是我就尽可能摆脱了学院一切事务。学院的一切权力实际上都属于学院的副主席，我还给几个学生教小提琴。其中包括我的儿子胡龙（译音：即马如龙），并且有的时候在北京和中国的其他地区开音乐会。一九六三年以后，欧洲音乐完全被禁止了，我对于这个新的运动将如何进行毫无所知，而且别的任何人也完全不能设想什么在等待着我们。局势是紧张的，但是在过去也曾经有过比着还要紧张的时候，比如一九五二年。我对于这已经习惯了，不得不习惯了。但是六月份初，我被通知说音乐学院贴了攻击我的大字报。 一个朋友说，对我说来最正确的办法是在事件进一步发展之前先作自我批评。我的妻子和女儿雪莉亚（译音：马瑞雪）表示同意。我感到犹豫，除了我不喜欢之外，我没有什么好招认的。最后我的女儿以我的名义写了一张声明，声明里说我很高兴地支持“文化大革命”，虽然我并没有具体承认任何罪行，但是我仍然表示愿意改造。我们买了三张黄纸，用大字报的形式写了这张声明，并且给它加了一个“我的决心”的标题。于是我把这张声明送到学院去。 频频更选和无政府状态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红卫兵，但是那些自称的“革命师生”已经开始给学校工作造成混乱。一个名叫赵沨的人，是音乐学院的副主席，过去他实际上是音乐学院的主宰者，但是我把大字报拿去的时候，赵沨不许我挂它。我怀疑他恐怕是有意用我去做幌子，好转移反对他的批评，但是不管他的计划如何，也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第二天他就被停职了，并且自己遭到大字报猛烈攻击，一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姓王的军官来代替他。然而过了一天，王也失宠了——他由于企图召警察来制止“革命学生”两派之间的冲突而犯了错误。 当我准备回家的时候，一个附中的学生要求我跟他一起到他们的学校去。在那里，我被一群狂暴的少年包围了，他们开始对我写的一部音乐作品大喊大叫。这是一首为了纪念一个英勇的区党委书记焦裕禄而写的悲歌。这位书记为了捍卫自己的农村选民的利益而牺牲了，他永远是党的工作者的模范。我不是为了写这类作品，为的是避免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虽然当时我还是确实是对奉献这首悲歌怀着敬佩的。但是少年们狂叫道：“你为什么写这么悲伤的音乐？你不配是焦裕禄的拥护者！”然后他们让我带了一卷大字报回去，要我挂起来读。我把这些大字报塞进了储藏室。 过了几天，从学校里打来了电话要我去。在学校里，我立即陷入了几百人的破口谩骂、狂吼乱叫的大学生的包围之中。“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在每一个口号就有人吼叫：“毛泽东万岁！”一个小伙子喊；“马思聪万岁！”但这是喊错了，而所有的人都向他猛扑过去。有一个人用书包砸我，但是没有人打。我除了站立不动，别无他法。这一切我觉得完全是不真实的，可笑的。 我们被改造 这件事以后不久，我们十七个人就被叫到学校，并且接到通知要派我们去“受训”，这里面有几个教授和音乐学院的行政人员，其中包括学院的副主席赵沨，他的样子好像是有几夜没有睡觉了。 这些人里面好多人是党员。我们被送到社会主义学院，那个地方以前是共产党的干部马列主义学习的地方，后来这所学校变成了知识分子和著名的文化人士设置的集中营。 在那里你可以碰到各种各样的人——画家、演员、音乐家、电影导演、作家、文化工作者，美术学院、电影学院和其他学院的教师和教授。我们总共有五百人，我和国内最著名的一个小提琴家住在一个房间里。 我在这个地方度过了五十天——从六月中到八月初，那里是枯燥无味的，令人厌倦的。但是没有人严厉地对待我们。我们被分成小队，在军官们的监督下阅读各种文件，进行讨论，而在空闲的时间，就给自己或互相写大字报，而且还给“党内当权派”写大字报。 有一回我听到一个非常的新闻，中央宣传部拥有无限权力的副部长周扬垮台了。多年以来，他一直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在多次的整肃中，他都起主要作用。给各个文化领域的指示，比如说规定哪些外国音乐作品中中国可以演奏，都是从那儿来的。如果不算一九六二年那个很短的时期，德彪西和拉威尔以及二十世纪大多数作品都是被禁止的。在一九六三年全部欧洲音乐统统被禁止以前，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等古典作曲家的作品还可以演奏。 周扬曾经被描绘成为毛泽东思想的表达者，而现在一位取代他的副部长却向我们声称“周扬本人的思想是臭不可闻的、胡说八道的和难以理解的”。

有评论认为，马克思本论“阶级斗争”在中国变成对体制有异见者的斗争；中共的奥威尔式管控已经威胁国际社会普世价值与自由贸易精神。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共高规格地搞庆祝活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圣人党国：禁止造反的马克思主义 》，作者罗永生说，马克思本论“国家消亡“，今天党国论却以发展马克思之名安放在他头上。马克思本论“阶级斗争“，但经过一场理论大手术之后，阶级斗争变成对体制有异见者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本为一种“革命“理论，又已变质为一套永续政权的执政理论。 文章说，早一段时间，几名北大“毛左青年“只是因为围读马克思、毛泽东的书，并以此为据批判现状，当局就大为紧张，加以拘押。可见，如果中共公然抛弃马克思，名副其实地把共产党改名，鼓吹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就立即会成为造反者的利器。说到底这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要维持党国权贵资本主义体制，首先就要保证它自身能按自己定义、按自己标准来制造出“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这也是一种“把反对者消灭于萌芽状态“的手段。   奥威尔式社会信用体系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多一份自由的保障》，作者吴介声说，近期美国白宫以精简传神的名词“Orwellian nonsense”即“奥威尔式胡扯“直斥中共对台湾长期的霸凌，此事件值得警惕的是，中共持续对国际企业组织施加如同“社会信用体系“的管控模式，挟其庞大的市场优势、军力威胁与科技发展，未来将会变本加厉。 文章说，长期关注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德国乌兹堡大学教授Björn Alpermann研究发现此系统在中国许多城市试行两年，民众觉得事不关己、欠缺反对意识。对照如今，此系统以及中共式政治正确已经威胁国际社会普世价值与自由贸易精神，台湾等多数相关国家与组织是否同样冷漠以对、事不关己？ 香港教育生态在扭曲 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当苏格拉底遇上中国因素》，作者张秀贤说，香港历史教科书的评审小组，要求把中国于九七年“收回香港“改成“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共一党专政“也被视为不当概念……，种种事件让大家担心，教育再度成为政治斗争战场。 文章说，北京政府固然对香港的教育政策方针有所“指示“，中国因素影响难以避免。可是在历史书评审问题上，评审小组连一直被中方官员所用的“收回香港“一词都形容为概念不当，令人质疑是否有人过分揣摩上意，而令历史书面临修改用词的压力。最终，中国因素再加上内部的拍马屁、宁左勿右文化，扭曲香港整个教育生态。 “我也是“运动在中国意外成功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在中国说出“我也是“的代价》，作者李佳佳说，在中国，与性骚扰和性剥削进行斗争从来都可能带来非常切实的危险。因为它意味着要进行组织，以及参加一直在打压公民团体的中国政府不喜欢的其他活动。而且，它实际上是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拥有权力的人是否经常欺压没有权力的人—在这个腐败横行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文章说，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学生似乎很安静。随着经济的腾飞，这个国家的很多人，包括学生在内，都信奉一种新的利己主义：埋头赚钱。更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学生接受了极端民族主义、支持专制的观点，对公民自由和权力制衡漠不关心。但中国渐渐抬头的“我也是“运动在不断取得出人意料的结果：被指控强奸、后来到南京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任教的教授沉阳被开除了。学术界的其他一些人也因为类似的指控而丢掉了工作。这场运动能蔓延到校园之外吗？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之下，这很难讲。但这不会是学生第一次发起反抗。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來源：轉自德國之聲

他不是神仙，不是魔鬼，他是人。 生于200年前，1818年，的马克思是一位出了名的愤青。他天赋高，感情强烈。大学时代放浪不羁，离开学校后靠投稿和编报谋生。30岁时适逢中欧民族革命高潮，倾心同情低端人群的他，爱在无产者中交朋友，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团体，取了个响亮的名字——共产主义者同盟。为这个刚刚成立的团体他奋笔疾书，独力（尽管和恩格斯共同署名）撰写了大名鼎鼎的《共产党宣言》。 这是一个砸烂旧世界的宣言。他雄心勃勃地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人类的一切传统决裂——从所有制到意识形态，统统彻底决裂。他称当时正在形成的以机器工业为主导的社会化大生产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认定无产阶级应该担负为资本主义“掘墓”的神圣历史使命。 靠什么掘墓？靠阶级斗争啊！他把人类的全部历史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他酷爱斗争的狂飙，对社会的日常生活以及由此而来的和平发展不屑一顾。他认定，“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而他所醉心的彻底，就是片面，就是走极端，说空话，发狂热。无怪乎他的东西后来传到中国，很快就得到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头衔：“过激党”。 必须指出，马克思对自己的主张，也有过冷静的反省和深刻的批判。在狂热地呼唤“掘墓”之后的11年，即1859 年，他明确地毫不吞吞吐吐地公开地表态，斩钉截铁地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一振聋发聩的理性的论断，发表在他的学术论文《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这个深思熟虑的论断，从根本上否定了他在《宣言》那篇急就章中那些不成熟的但是很能迎合“革命需要”的豪言壮语。这个严肃的结论的真理性，已被此后一百多年的历史所证实。它本来可以起防止20世纪以来一系列历史大悲剧发生的作用，但这无异于要了高举“马克思主义”红旗以夺取一本万利的统治权的革命政客们的命。 马克思自己也不坚定，摇来摆去，遇到时局动荡，他积习难改，常常情不自禁地亢奋不已。尽管如此，他对革命的作为，也就是呼风唤雨指手画脚而已。他喜欢喋喋不休地和“战友们”争论，以致奉他为“灵魂”的第一国际最后只能迁出欧洲，无声无息而终。很难说他生前对19世纪的欧洲的正常发展起过什么值得一提的正面作用，更不要说什么对全世界全人类了。 在学术上，他最自负的，莫过于“剩余价值”和“无产阶级专政”二者了。我不想在这里讨论这两个东西的伟大的或渺小的，正面的或负面的，学术的或实用的意义。只需要指出一个小小的时间差：在写宣言时，他脑子里还根本没有那些东西哩。 顺便谈几句恩格斯。恩格斯比马克思冷静，理智，客观，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贡献。但是他对马克思的评价不乏溢美之词。他有一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使人以为马克思的理论已经摆脱了空想，成为科学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马克思认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唯一根据，其实只是当时十年一次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他根本无法理解社会在和平发展中能够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 至于所谓各取所值和各取所需云云，压根儿全是空想。虔诚如刘少奇，六十年代初就隐晦地喟然叹曰，新产品总不可能各取所需吧！言外之意显然是：新产品层出不穷，各取所需永远只能是望洋兴叹的空想，空想，空想！ 屈指数来，马克思有三点令我神往：一，他同情弱者，同情而决不反动到迫害处在金字塔底的低端人口。二，他捍卫言论自由，无情抨击禁锢思想的所谓书报检查令。三，他认定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这是我的观点。你说呢？这三点，如果马克思真是对的；那么，请你说说，是谁错了？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來源：自由亞洲

2018 年4月27日 ，发生在陕西省米脂县第三中学学生放学途中遭袭击一案已经过去几天了，这一极为罕见的恶性事件共造成19名学生受伤，目前有9名学生确认死亡。 事件发生后，各路媒体纷纷跟进，报导事件的进展，探索事件的起因，挖掘事件的真相，试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给民众一个完整的事件全貌，让民众及时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引发民众在震惊之余去思考这血淋淋的凶案是如何发生的。这是媒体人的使命和不可忘却的职责。 就在各路媒体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最值得期待的央视却令人匪夷所思地陷入沉默。这个全国最大的具有垄断地位的媒体，对这一震惊全国的恶性事件表现出异常的冷漠和难以想像的无动于衷，仿佛如此血腥残暴的事就根本没发生的一样。这种另类的表现着实让人诧异。 应该说，血淋淋的凶杀案发案过程并不复杂，凶手在作案后仅仅跑了不到三百米后，就被前来的民警用钢叉制服。已初步查明，杀手的作案动机也很简单，就是报复几年前在该校上学时受到的同学欺负。 这么一个案情并不复杂却血腥暴力震惊全国的凶案，央视最终长时间地选择了沉默，尽管我们已经习惯了央视有选择播报的套路，但依然对这一沉默感到一种冰冷的残酷。米脂案案发的当天，央视播出了南非7个人的车祸，却没有一个字报导发生在米脂发生的凶杀案。 我们可以不厌其烦地关注报导美国的枪击案，爱心泛滥地表达我们的同情心，却对自己同胞遭受的不测无动于衷，这种异乎寻常冷漠无疑让我们感到寒心。 于是，有人发问：这是谁的央视？ 有人说过：“媒体太干净，社会就会很肮脏。”同样的道理，媒体太平和，现实就会很血腥。这样的央视失声，似乎映证了这句话的道理。 19名学生受伤，其中9条人命，居然没有打动央视的恻隐之心，让人们深切地看到央视冷冰冰的面孔，尽管它始终不停地播放到处繁华似景的画面，始终不停地播放欢快愉悦的歌声，一样不能掩盖其冷血的心。 在一个简单明了的刑事案面前，央视表现得如此冷血，让所有善良的人都感到异常胆寒。凶案也许不该发生在这个值得歌颂的“新时代”，不该发生在这个宣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大国”，它似乎毁坏了一个无时不在的形象工程。沉默的央视，丢弃了媒体人理应具有的职业操守、同情心和无时不在的正义感。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避免刑事案的发生，也没有一个国家因为要展现所谓的安全而掩藏刑事犯罪。人心的险恶，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避免罪恶的发生。我们不希望看到罪恶的发生，但并不代表我们害怕它，更不代表连篇累牍地歌颂就会让人觉得它不会存在。 每一个罪恶的发生，一定有它自身的逻辑，哪怕是一个无理头的理由。我们正视它、剖析它、揭露它，正是为了给社会以必要的警示，是为了今后最大可能地杜绝血腥的发生。铲除了罪恶滋生的土壤，才能最终杜绝罪恶。罪恶是掩藏不住的，掩藏罪恶实际上就是在纵容罪恶。 面对罪恶，选择沉默的央视其实表现的是一种令人可怕的胆怯，这种胆怯，人们看到的是正义、勇敢和担当的缺失，看到的是一种自信的缺失。（有删节） －－转自微信 來源：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