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hk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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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全世界最大的89天安门纪念碑星期六(2月23日)在美国加州落成。据美国之音报道,近200名支持中国民主自由事业的人士从各地赶来出席了当天的揭幕仪式。今年是“六四”大屠杀30周年。六四纪念碑雕塑本身高6.4米,加上2.5米的基座,刚好是8.9米,含义就是纪念89六四。这个公园离中国北京刚好是6400英里,方位倾角是6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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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历史

全世界最大的89天安门纪念碑星期六(2月23日)在美国加州落成。据美国之音报道,近200名支持中国民主自由事业的人士从各地赶来出席了当天的揭幕仪式。今年是“六四”大屠杀30周年。六四纪念碑雕塑本身高6.4米,加上2.5米的基座,刚好是8.9米,含义就是纪念89六四。这个公园离中国北京刚好是6400英里,方位倾角是6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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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言论

知识份子的「集体叛逃」与习近平政权的危机

「许章润事件」在中国知识界和自媒体掀起轩然大波,使得知识份子人人自危,甚至萌发一种兔死狐悲感觉。一定意义上,该事件标志着中共当局和知识份子「美酒+大棒」式的合作结束。没有了知识份子对中共统治正当性的「背书」,习近平政权的溃败或会提前到来。 知识份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形式,总的来说,在政治现代化中,知识份子对政权统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为知识份子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阐释者」。一个政权其统治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根本取决于它取得政权的方式,施政理念、手段及结果。 不过,人民虽然看在眼,要让人民发自内心地自觉接受和认可这个统治,还需把这套东西转换成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这个转换过程就需要知识份子参与,知识份子所起作用就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阐释者和加工者。在这个意义上,知识份子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化妆师」。通过知识份子对国家统治的「化妆」,老百姓从心里愿意认同这个政权,接受它的统治。 故一般而言,统治者都不太愿破坏和知识份子的关系,如果知识份子首先不愿接受其统治,甚至和统治者处于对立面,其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将会大大削弱。这样的政权是不稳的。我们看到,一些处于政治现代化的国家,由于处理不好和知识份子的关系,频繁出现危机。 士人的离心离德 和许多国家不同,中国知识份子和国家政权之间,从历史看处于一种特殊状态。一方面,王权的发达和强大使知识份子自身的独立性更弱,对王权的依附更强;另一方面,王权也依赖信奉儒家思想的士人(官僚集团)的合作维持统治。虽然在王权和儒家官僚集团之间,前者占主导地位,然而,也会造成一个后果,即在王朝末期,随着王权对儒家官僚集团的不信任和打压严重,后者也就不再和王权合作,甚至变成反对者,没有了儒家官僚集团和士人对王权统治合法性的「背书」,王朝很容易一朝倾覆。尽管其灭亡有更深刻和复杂的社会结构原因,表面看,它们大多亡于农民的起义和造反,但儒家官僚集团和士人的离心离德显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 我们从晚清和民国的失败可以看到知识份子的作用。晚清虽有曾国藩和李鸿章(他们二人是典型的儒家知识份子官僚)等人的苦苦支撑,可最后还是亡于武昌新军的一声起义,原因在于,作为整体的士人阶层反对满清统治,这种反对声音和不合作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就已传遍全国,连袁世凯这样的权臣都深受影响。民国蒋介石政权也一样。在国共争霸之时,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已经预示着国民党的统治在知识份子中丧失了合法性,因此它的失败早晚要来。只是内战开打不到4年,国民党政权就被中共赶到台湾,让许多人没有料到,然而,从多数有名望的知识份子拒绝蒋介石的抢救去台湾,却跟随中共北上参加新政协来看,这不能简单归咎于中共会做统战工作,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知识阶层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透顶。 中共虽以武力取天下,然从上面分析看,它是得到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和大众欢迎的,因此从统治正当性说,没有问题。这也是中共后来一再宣称其统治合法性来源历史的根据。当然知识份子未料中共不久即变脸,显露残暴本性。但即使在文革结束前,有毛泽东的克理斯玛人格支撑中共统治的合法性,然随毛的去世,加上当时的经济凋零和人民的普遍贫穷,中共统治也到了摇摇欲坠的程度。 改革挽救了中共,随着经济好转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中共将统治正当性从过去的革命意识形态转移到经济增长及绩效上,再加民族主义。客观来看,这会减少中共对知识份子在统治合法性方面的依赖,因为经济绩效直接诉诸大众的物质感受,从而使得知识份子的「阐释者」作用对中共统治变得不像过去那么迫切和重要。尽管如此,中共也接受历史教训,改善了同知识份子的关系,虽然改革后多数时候对知识份子的打压仍然存在,但在程度和普遍性上,比不上改革前。 为中共提供合法性的阐释和论证 另外,知识阶层作为整体,也是改革的受益者,加上毛泽东时期知识份子被整肃清算的历史阴影依然提醒他们,所以,在改革后,除六四等少数时期外,知识份子和中共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游离状态,其中部分知识份子,主要是中共内部的带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改良派、「新左」和民族主义者,在不同阶段为中共提供合法性的阐释和论证。 但是这种状况在习近平2013年上台后嘎然而止。习对知识份子的打压比起江、胡时期来,都要严厉。在「许章润事件」后,有人统计了改革以来不同时期受当局迫害的50名学者名单,其中大部分是在习统治的这几年里。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经济绩效作为中共维持统治正当性的主要根据,已被削弱,人民对中共的不满普遍增强,知识份子和中共也重陷过去的紧张状态。 知识份子既是人民的一员,在人民中,又处于特殊地位,由于知识份子主要以言说体现其存在价值,因此其对统治者的好恶会直接影响大众。故按理在这种时刻,中共理应重新启动和加强知识份子在意识形态上的「化妆」功能,和缓同知识份子的关系,让知识份子成为盟友,至少不再激烈批判自己。但现在恰恰相反,习近平不是在减少同整个知识阶层的矛盾,而是在激化和扩大同他们的矛盾。过去中共对知识份子的打压,主要针对的是知识份子中的自由主义者特别是反对派,但现在也扩大到改良派和左派。只要在习近平看来不利其统治,不论知识份子持何种立场,都在打压之列。这样,就把整个知识阶层都推到了和当局对立的局面。 「许章润事件」即是在此背景下发生,鉴于许本人的学术声望以及清华大学在中国大学中的地位,当局因许的刺耳言论而将他停课处理,事情性质较之前发生的同类事情要严重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许章润事件」是中国言论自由全面恶化的一个标志,它激起整个中国知识届和学术圈──不论左右和体制内外──的强烈反感和抗议可想而知。如果说之前可能还有个别或少数自由派学者对当局没有死心,那么经过这次压迫,自由派整体应该站在了当局对立面,左派学者也看到了危险随时可能迫近,事实上,当局对左派学生的打压已经显示了这点。因此,很有可能,在这次打压后,中国知识届和当局划清了界线。 知识份子的此种状况,在精神上形同「集体叛逃」。它对中共统治会带来何种影响,短期内可能看不出,但从一个较长时期看,后果有可能是致命的。中共对中国的统治,靠的是「枪杆子」(军队和员警)、「笔杆子」(知识份子和意识形态)和「钱袋子」(国家财政),三者不能缺一。虽然之前「笔杆子」的功效在不断减弱,但知识份子整体也没有成为中共对立面,现在「笔杆子」被砍掉,三已缺一,维持中共统治的均衡构架也就被打破,如果「钱袋子」再出大问题(这种情况也正在出现),习近平政权势必难以统治下去。 虽然我们无法预知这个时间点,但相信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所以对未来形势,不必太悲观。   来源:上报 / 邓聿文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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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言论

天安门血案30年后 中国虎视眈眈

六四事件30周年将临,许多人似已忘记?法国『世界报』发表社评指,天安门事件30年后,中国在政治上显出更具侵略性。命运的讽刺多么残酷,中共不但因发动大屠杀残存下来,而且得以强大。 三十年前的4月15日,七十三岁的中共前总书记,中共游击战时期的“红小鬼”胡耀邦猝逝。此前两年,因其与示威的大学生过于和解的姿态遭到罢黜。世界报认为,胡耀邦全力推行改革政策,懂得如何为遭遇文革浩劫的中国疗伤,因而赢得在毛发动的十年文革期间受尽苦难的中共干部和知识阶层加盟。 在邓小平及中共所有高官出席下,胡耀邦的葬礼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内举行,与此同时,数以万计的中国大学生自动来到天安门广场向这位改革派领袖致哀。他们最终在天安门广场驻留下来,示威游行,要求当局消除不平等,给予人民更多的自由。在他们的行动带动下,全中国各地都在示威游行抗议,中共政权开始动摇。 世界报指出,在中共发动改革十年之后,改革开放政策同时引发了许多不满,城市居民对物价上涨和贪污腐败非常痛恨,党内的保守派忧心忡忡。他们渴望乘机使中国经济重回可严格控制的一如五十年代的计划经济时代。这一场“北京之春”运动甚至使得期待已久的中共强人邓小平 中国改革的“总工程师”,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中苏和解黯然失色。最终,中共政权最残酷的一派胜利,邓小平选择站在了他们一边。1989年六月三日至四日之间,军队受命开进北京城市中心镇压学生,镇压极其血腥,激起了西方世界的愤怒。 密特朗总统强烈谴责北京屠杀行动 这场屠杀北京当局至今没有提供任何死伤数字,但是历史研究者提出,六四之夜天安门广场周围死亡人数2800人左右。那年法国正值隆重庆祝法兰西大革命二百周年,巴黎在谴责北京的同时接待了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逃亡领袖。法国通过其总统密特朗之口严厉表态:“一个政权,为了残存下来,不得不向自己培养的但以自由的名义挺身站立起来反对这个政权的青年一代开枪,这个政权不会有任何前途。”世界报评论:命运的讽刺多么残酷,三十年过去,中共政权不但残存下来,而且得以强化。选择镇压反而使得中共避免了盟友苏联的命运。 长久以来西方一直陷于幻想,确信中产阶级的富有,英特网的兴起将使得中国走向民主化。西方认为,天安门不过是错过了一次历史机会。但是,亚洲强权不仅没有走上苏联之路,反而在2012年迎来了强人习近平。习近平登台,标志着后极权政体的胜利,这个政体把自己扮作西方制度的替换者,仇视普世价值。批评意见被消失,记者,律师,博客主,大学教授成为受害者。历史也被中共操纵,服务于“宏大的国家叙事”,歌颂超级强大的中共政权。 最令人担忧的是,因其经济发展的成功,北京在政治上越来越具有攻击性、侵略性,企图以“中国方案”解决世界问题,甚至吸引了诸如匈牙利等国的青睐。世界报最后指出:天安门事件三十年之后,局面反转了过来,从今以后,为民主的战斗取决于欧洲。   来源: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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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新闻

不许老子建言 习近平走向皇权专制

《老子》被誉为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思想巨著之一,但中国学者尹振环一项有关老子向君主建言的研究被指「存在严重政治问题」,上月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撤销资助。被捧为思想领袖、世界领袖的习近平,已经准备罢黜百家、独尊习术、走向皇权专制吗?还是已经心虚到担心2,500多年前的老子会犯煽动颠覆中共政权罪?那就难怪中共高官和香港亲共政客会如此害怕占中九子煽惑他人公众妨扰,如此急于把他们囚禁。 名为思想领袖不如封建君主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上月发出通知,指审核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发现《西汉竹书老子注释评介今译──老子向君上的建言》的研究成果「存在严重政治问题」,决定予以撤项,即撤销资助。主持这部著作编撰的是贵州党校退休教授尹振环,他在2014年6月获社科基金批准立项,资助18万元展开研究。当局未说明政治问题的详情,但勒令对基金项目的实施和管理要「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作为首要原则」、增强「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显示尹振环的研究成果拂逆了当今君上习近平而被打入冷宫。 根据网上流传的资料,《西汉竹书老子注释评介今译》的目录相当容易让人对号入座。比如,第23章题为「治大国忌折腾」,第29章「要使人民愚昧」,第31章「天下都说我伟大,不像吧?」,第35章「国君要知道自己的无知」。这些无疑是迄今在海内外仍备受推崇的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精华,但显然又击中了中共领导人的玻璃心,成为当局整肃教育界、学术界的又一「罪证」。 有网民揶揄,如果老子这些思想有政治问题,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孟子肯定也有政治问题,中共何不把老子、孟子的著作都烧了?更讽刺的是,习近平4月11日获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颁授工程学荣誉博士学位,中国驻南非大使林松添代接学位证书时,盛赞习近平是「当今时代当之无愧的时代领袖、人民领袖、发展领袖、思想领袖和世界领袖」。一位世界领袖、思想领袖竟然如此对待被视为世界文化瑰宝的老子思想,岂不是连封建王朝的君主都不如? 批判皇权专制主义不遗余力 令人敬佩的是,尹振环虽曾任中共党校教授,但对中共代代相传的皇权专制主义的批判仍不遗余力。他2009年在香港出版《毛泽东皇权专制主义批判》指出:「中华民族迟早有一天会对帝王文化发起群起而攻之的,再有毛氏复生,也会天下共击之的。」2013年,他又在香港出版《邓小平的皇权专制主义》,认为邓、毛本质是一致的,即「皇权主义者」,邓已成为中国无法实现宪政的一个重要阻碍力量。 尹振环在接受外媒访问时坦言,《邓小平的皇权专制主义》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出版也有现实警示意义:「我觉得习近平对我们这些年的经验教训基本上没甚么认识,『党天下』不变,中国还要错很长时间。」 尹振环不只是藉老子的言论向君上建言,而是公然捋虎须。他被撤销研究资助,与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唐云被撤销教师资格一样,显示当局秋后算账的范围在扩大、力度在加强,无异于走上罢黜百家、独尊习术的道路,老庄、孔孟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样,都只能成为习思想的注释。尹教授或许可以撰写其批判皇权专制的第三集–《习近平的皇权专制道路》了。 来源:苹果日报 / 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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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新闻

“视觉中国”标注「独裁者毛泽东」 被罚30万

中国最具规模的图片供应商「视觉中国」,将史上第一张黑洞照片版权据为己有,引发广泛讨论后,又被揭发将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的照片,标签为「独裁者」。被当局罚款30万元,网站至今仍停止运作。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敏感的政治环境下,是不容许有侮辱国家领导人的信息出现。 天津网信办对「视觉中国」罚款后,周五(19日)发公告表示,已经约谈「视觉中国」,责令该网站停止违法违规行为,要求加强内容审核管理和编辑人员教育培训,全面彻底整改,又指网站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不能一封了之、一关了之,当局要为网民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视觉中国」的职员接受本台查询时表示接受罚款,又指现正与网信办商讨如何对公司的网站进行整改,至于网站何时运作,暂时未有决定。 职员说︰(当局指网站存在)敏感信息,这个具体的我们不太清楚,就是整改的过程中她们(当局)在查的,我们接受这个罚款,我们会交的。 记者说︰怎样整改的? 职员说︰对我们会有要求,这个方案我们还没有正式公布出来,这个现在还不确定,到时候我们会统一公布。 天津市网信办周四(18日)对「视觉中国」公告处罚结果,称多张图片中刊发「敏感有害信息标注」,违反了《网络安全法》第47条规定,决定对网站运营母公司汉华易美(天津)图像技术有限公司,作出处罚30万元人民币。 「视觉中国」同日发表道歉声明,表示对用户发布的信息未尽到安全管理,没有及时发现和处置涉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的内容。「视觉中国」又表示,网站现时仍在关闭,表示会积极配合调查,指正在认真履行整改工作,力争早日恢复服务,并强调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清华大学政治系前讲师吴强对本台表示,中美贸易战涉及知识产权的问题,双方现正商讨中,一直未能解决。他指,中国为免「视觉中国」侵权问题演变成政治事件,于是以罚款尽快解决问题。他指,该公司更发布一些被指侮辱毛泽东的信息,在中国现时这个政治环境下,「视觉中国」亦很有可能因此被惩罚,以儆效尤。 吴强说︰它(「视觉中国」)有一些中国当局所不乐意看到的比较政治敏感的批评的言论,最近几年中国的政治文化当中,对于所谓英雄,领导形象的一个保护,是否跟这个有冲突?涉及到版权的定义,也跟目前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个焦点之一,知识产权是有关,也就是担心,知识产权上的纠纷,会引发一些政治上所谓政治安全的这样一种连锁反应。 人类史上第一张从外太空拍到的黑洞照片公布之后,「视觉中国」称拥有其版权,向使用者收费。其强买强卖模式引发众多企业、网民的批判,「视觉中国」于是在微博致歉。其后,该公司又被揭发其贩卖国旗、国徽等版权之外,还将多张国家前领导人毛泽东的历史图片标注为「独裁者」。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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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新闻

王健林访梁家河 疑向习近平表忠

中国前首富,万达集团创始人王健林周二出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年插队的梁家河。位于中国陕西省延安的这座并不起眼的村庄,现已变成宣传习近平政治奠基的圣地,王健林名曰参观,被怀疑是在向习近平表忠。 万达集团官网16日特意报道了王健林此行,并公布了王健林参观延安梁家河村委会大院的照片,背景是一个巨大的红色横幅,上面写着习近平语录:“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延川是我第二故乡”。 王健林访问了习近平当年插队的梁家河知情旧址,听取了讲解,并且走进一间窑洞,坐在窑洞的炕上留影。 据报道,王健林去年下半年以来,就大幅度强化了与“革命圣地”的联系,两个月内三次与延安市官员见面。2018年9月,王健林到访延安,与延安市政府签订『延安万达红色旅游小镇项目合作框架协议』,12月13日,王健林和陕西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徐新荣在北京见面,万达集团当日与延安签订共同打造红色旅游项目“延安万达城”合约。 王健林之前,去年六月有两位亿万富翁特意穿着显得不太合身的红军服装现身“革命圣地延安”,一位是腾讯集团总裁马化腾,一位是京东集团总裁刘强东。两人强调这是为了“亲身感受圣地独特的革命文化”,但报道没有提到他们是否前往属于延安市的梁家河。 有分析者认为,大富豪接踵而来参拜领袖“圣地”,或者是毛起家的延安,或者是习起家的梁家河,这是因为当局在政治上收得越来越紧的缘故,左的气氛浓厚,富豪们给自己多涂点红色,增加政治安全度。 王健林曾一度雄心勃勃在海外大举投资,宣布将在2020年使万达海外业务占比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万达投资好莱坞之后,一度使这家中国企业成为海外知名度最高的企业。然而,王健林后来据指因与政府意见相左,贷款方被要求不再支持万达。中国政府发动针对这类公司的“风险排查”之后,万达被迫中止大举竞购计划,从此终结了万达构建海外版图的梦想。 2018年10月,中国政府推出“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均在册,王健林缺席名单。次月由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国民营企业家座谈会,王健林引人注目地缺席。 父亲习仲勋文革受整,习近平作为“黑五类子弟”于1969年初,刚满15岁的时候和数以千万计的中国“知识青年”一起,被迫“上山下乡”,但是,习近平十八大掌权后,梁家河演变成一段红色神话,根据目前官方的叙事,习近平在当时穷困的梁家河村表现出了最早的伟人迹象,当上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   来源: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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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新闻

被指“高位截瘫”的共青团再提出下乡运动

日前,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原先被认为是中共干部后备队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声言要再次发动上山下乡运动。这一声言立即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引发公众对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重返灾难性的毛泽东时代的担忧。共青团中央虽然随后做了所谓的澄清,但并没有解除公众的担忧。 一些观察家认为,共青团中央有关要展开新的下乡运动,要在未来三年内安排1000万以上的青年下乡的说法之所以立即在中国引起强烈的反响,主要是因为所谓的上山下乡运动令人想起了噩梦一样的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发展经济无能,也不准人民自谋生路自谋职业,便把大批城市居民尤其是城市年轻人驱赶到乡下去,让他们在乡下跟已经被剥夺了基本的自由、实际上变成中共政权农奴的农民一样自生自灭,他毛泽东和中共的权贵可以在城里继续安居乐业,眼不见心不烦。 共青团中央发布所谓的新下乡运动的文件《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一曝光,立即就有中国网民指出,毛泽东当年发动的所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上山下乡运动,从一开始就是欺诈。毛泽东让别人的孩子下乡,他的女儿则要留在北京城里当《解放军报》的编辑,他的侄儿则担任中国军队政委,总之,毛家的孩子都不要下乡。 还有网民指出,公开反复赞扬毛泽东的中共現任领导人习近平在毛泽东时代下乡7年,也是因为他的父亲习仲勋被毛泽东整肃失去了权力,习近平失去了保护伞,不得不跟平民子女一样下乡。尽管习近平声言下乡7年使他得到了最好的教育,但他一旦有机会就马上抓住机会逃离那最好的教育环境返回北京。而且,习近平也选择让他自己的女儿去美国求学,而不是去接受那种最好的教育,去追求所谓的“梁家河大学问”。陕西梁家河是习近平下乡7年的地方。 自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国公众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不安地注意到,习近平不但在语言上模仿毛泽东,在许多实际做法上也跟毛泽东亦步亦趋。观察家们在这方面指出的一个例证是,习近平跟毛泽东一样,把城市居民视为负担乃至危险;他掌控的中共北京市当局2017年接近年底时连夜大规模驱赶北京市所谓的“低端人口”,其做法跟毛泽东当年驱赶城市居民的做法如出一辙,只是更急促,更暴力。但习近平当局跟当年的毛泽东当局一样完全不在乎被驱赶的人的基本生计,不在乎这种强行的驱赶给城市居民、城市经济发展造成的巨大有形和无形的损失。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用残暴的(brutal),愚蠢至极的(idiotic)、有害的(harmful)来形容北京当局的驱赶所謂的“低端人口”的做法。 就在中国公众对北京驱赶所谓的“低端人口”记忆犹新、众多的居民和公司抱怨驱赶了“低端人口”之后生活和工作发生种种不便,其中包括许多工作岗位没有人填补、众多的小贩被驱赶导致物价上涨之际,共青团中央发布新的下乡运动的号令,使公众议论纷纷,困惑不安。 共青团一度被中共定性为高层领导人后备队培训组织,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先前长期担任共青团领导人。胡锦涛以及他提携的人在中国一度被称为团派,被认为是中共党内影响力最大的群体之一。但自从他取代胡锦涛成为中共新领导人以来,习近平对共青团中央发出了严厉的批评和训斥,用“形同虚设”、“空喊口号”、“高位截瘫”之类的言辞形容团中央,并抨击团中央“说科技说不上,说文艺说不通,说工作说不来,说生活说不对路,说来说去就是那几句官话、老话、套话,同广大青年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爱好,…。” 由于中国的政治不透明,外界一直在猜测习近平使用的“高位截瘫”究竟是在骂他的前任胡锦涛及其团派,還是另有所指,他的所指又是誰。 鉴于共青团跟习近平有这种微妙的关系,共青团中央发出令中国公众惊讶的三年内动员一千万以上青年下乡的计划之后,许多人便自然怀疑这是否又是习近平所说的这个高位截瘫的中共下属组织又在自行其是空喊口号。 已故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认为,以他对中共内部运作的了解来判断,共青团发出这样的宏伟计划,显然不可能是它自行其是。 鲍彤說,“我想这不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决定,团中央没有权力做这样的决定。我想这应该是(中共)党中央的决定。这不是团中央的决定,也不是农业部的决定,我想这是党中央的决定。这么大的一个动作,没有党中央的决心,没有党中央的指示,团中央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一个重大决定。农业部也不可能做出这么一个重大的决定。” 在共青团中央发布要在未来三年内安排1000万以上的青年下乡的文件引发中国公众的噩梦般的回忆和担忧以及强烈的抨击之后,团中央发布通过社交媒体新浪微博发布了一则语焉不详的声明试图辟谣,称“‘三下乡’是专有名词,指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另外,1000万人次也不等于1000万青年。” 共青团中央旗下的《中国青年报》则抱怨团中央宣布的好事被“标题党”给弄坏了。 然而,在共青团中央先前所控制的宣传明确宣布“2022年前,安排1000万以上青年下乡”;“动员1万名学生党员、团员下乡兼职基层干部。”共青团中央在有关的辟谣声明中没有说这样的官方宣传內容是否也是标题党。 一度长期在中共高层工作的鲍彤说,中国共青团中央提出的这种计划,跟大约10多年前中共中央组织部提出的要派遣听从中共指令的大学生到农村去当村官的说法如出一辙,是公然违反中国的宪法,反映出中共要继续扩大权力,把权力扩大到社会的最基层。 鲍彤說,“这个问题就麻烦了。为什么?因为这违反宪法。官是什么?官就是政府,是政府干部啊。中国的基层政府是什么呢?是乡。至少当时是这样。村里是没有政府的。没有政府,你凭什么分配政府的人去呢?中央组织部要把大学生分配去当村官,这就是说村干部不能由老百姓选举了,必须是有中央组织部派去的大学生去当官,来治国理政,指导农民。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这就是村变成了政权了。这就违反宪法了。你派去的人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政府?还是代表老百姓?代表老百姓,还要你中央组织部分配人来吗?但是,要说代表政府,可村里并没有政府。村应该是自治的,村长是要村民选举的。一个大学生来,我为什么要选他当村长?他一天都没在我村里呆过,我知道他能当村长吗?” 多年研究中国法律和宪政问题的学者陈永苗认为,派遣大学生中共党员和团员下乡当基层干部虽然会有法律和宪法问题,但对在中国掌控一切的中共当局来说,这都不是问题,充其量是很容易解决的小问题。 陈永苗說,“他到时候可以通过(中共)党的组织机构通过选举的方式动员村民投票选中共的人。这不会成什么问题的。中国从1949年以来一直都是这样。你说他没有选举,他是有选举的。但是,他的选举都是在党的控制之下,在组织的控制之下。” 一些批评者和历史学者认为,自1949年在中国大陆武装夺取政权以来,中共当局通过其党组织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控制是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主要特色。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就是其表现之一。中国农民变成农奴,把他们固定在一村一地,不准他们外出谋生路,甚至不准他们外出逃荒,只能饿死在村里,然后再把城市居民和所谓的知识青年也打发到农村去做农民。中共当局虽然宣传说下乡光荣,但中共党内有权有势的人都不会让自己的子女去获得那样的光荣。 中共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也承认,对社会、尤其是对经济琐碎细微到极点的控制,连农民养几只鸡,种几棵菜都要控制,导致中国人长期贫穷。许多地方的农民辛苦一年还挣不到口粮,要好几个人分享一条裤子,几十斤甚至十几斤粮票就可以换一个可以干活可以生娃的姑娘;城市青年除了被驱赶到乡下去之外别无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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